“九一三”专辑（下）

本期目录

【口述历史】

黄春光  邱 路光  对话“九 一三”

【蓦然回首】

程  光  我的一九七一年

顾 训中  我 在空军部队经历“九一三”

胡小水  “九一三”断想

周孜仁  省委秘书 记忆中的“九一三”

赵之洪  小道消息：“林彪出事了”

邓伍文  我的“九一三” 记忆很平淡

马文蔚  那个时代没有远去

饶瑞农  走出恐惧——“九 一三”事件40年 祭

谢声显  “九一三”并 未使我获得释放

廖振旅  “九一三”使神话破 灭

李正权  我在乡下听到“林彪爆炸”的消息

牛  寺  林彪事件时的我

顾  土  初中生活与“九一三”

李宇锋  “林副主席是坏的”——“九 一三”的童年记忆

张  章  被唤醒

何  蜀  与“九 一三”有关的零散记忆

潘鸣啸（法）  “九一三”对一个外国大学生的影响

【简讯】

穆  汀  关于“历史细节比较研究”的专题研讨会在京召开

【编读往来】

1、黄汉文（四中校友会秘书长、原四中办 公室主任）信

2、岳建一（著名社会活动家、原中国工人 出版社资深编辑。谈王行国文

3、赵培庠（首师大副教授）谈《记忆》

4、刘源俊（台湾东吴大学教授、前东吴大学校长）谈王行国的日记

5、张晓良谈《记忆》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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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对话“九一三”

黄春光  邱 路光

按：2011年7月20日，应《记忆》编辑部之邀，黄春光（黄永胜之长子）、邱路光（邱会作之长子）就“九一三”事件做了三小时 的口述。“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们都正在部队服役。这是经过他们审阅的口述记录稿。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黄春光、邱路光：我们先说个前提。我们不是搞政治的，只是想研究历史的真相。由于我们也是亲历者，我们清楚地知道黄、 吴、李、邱没有搞政变，他们是和“四人帮”做斗争的。他们是和总理及当时在台上工作的老同志一起支撑共和国大厦的，是倾心支持总理和国务院各部委工作、认 真处理各省市、自治区工作的。

一、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冲突

黄春光：九届二中全会开始的时候，我父亲并没有上山，他留在北京值班。8月31日，主席突然通知，让我父亲上山开会。黄上山以后，主席直接把黄接到他那儿，跟他谈了很长时间。但一提到 张春桥，黄就说：“张春桥是叛徒，跟主席汇报过多次，他看不起我们这大老粗。”他没有说张的好话。从这儿也看出，对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的人，黄是从心底反 对的。

邱路光：文革中，主席对黄永胜是抱有重望的。什么重望呢？说穿了，主席是想让黄永胜倒向他毛泽东个人的怀抱！实 际上，军权不在林的手上，林彪的权力都是和主席连在一起的。如“经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等等，林彪没有单独调动一个连的权力。实际的军权在黄永胜及吴、 李、邱的手上，林只是个挂名。那时候，黄是总参谋长，像部队的调动，主席批准后，都要经过黄永胜和总参作战部发电报生效执行，而林却不能命令黄永胜调动部 队。如果黄永胜被毛拉过去了，那主席就不需要林彪了，毛对林彪的冷落、甚至让林下台就是迟早的事儿。但是，黄永胜对党和人民事业忠诚的天性，使他没有往主 席个人那边靠。他不是故意不往毛主席身上靠，是他根本没往那方面想，是他的人民军队忠于党的天性决定了没有靠。如果靠了，那就是另外一个格局了。（右图：文革中的黄永胜。）

黄春光：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把矛头对着张春桥。其实，当时只能抓张春桥，对康生不可以，对江青也不可以，而张 春桥的确有一些小辫子。实际上，对张就是对着文革。刚开始，毛也没觉得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当会上群情激愤、大家都攻张春桥时，毛愤怒了！好家伙，200多 个中央委员，90%的中央委员都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这才引起他的愤怒。他之所以愤怒，就在于大家对文革不满，而且是这么大的一股势力，这么大的一股潮流。 毛对文革是不容否定的。所以，为了保文革，他保了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舍弃了部队这些跟着他打江山的人。客观地讲，黄、吴、李、邱的确对江青的一些做法不满，但并不是对主席不满。在他们的眼里，主席永远是伟人，是正确 的，是不容怀疑的，是不可违背的。自己再怎么委屈，也要委曲求全。所以，九届二中全会后，我父亲一直想不通，认为自己没错，拒绝检讨。总理做他的工作，做不通；毛泽东批评了他几次，他仍然不通；最后，总理让邱跟他谈了一次话，他才通了。邱跟他说：“我们反宗派主义，现在我们不检讨，不也成了一个 宗派了吗？别人不也抓住我们的把柄了？”那时候，检讨都是说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其实这是一个很空的东西。我父亲实在没什么可检讨的，他就把向主席反映江青 骂总理的事情，作为自己的错误来检讨。一看就知道，这是很违心的。

实际上，九届二中全会上，大家只说揪人，并没有点名揪谁，包括汪东兴也没点名。不过，许世友在后来的信 里面写了，要让张春桥下放劳动。为此，主席还做了他们的工作，让许、张搞好团结。其实，许和张的关系还行，他们还在一起喝酒嘛。许世友不像军委办事组的人，根本不搭理张春桥。

从庐山下来以后，毛一直抓着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不放，主要是因为林的软抗，一直拒绝检讨。毛搞政治斗争的一贯做法是，让你服，让你写检讨，然后把检讨锁在保险柜里，什么时候敢不 服，就拿出来收拾你。同时，黄、吴、李、邱这些人，对文革也没有一个明确态度，让毛捉摸难辨。所以，毛在1971年夏天南巡，开始做局倒林。

二、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黄春光：1971年，“九一三”事件出来后，我父亲实际上就靠边站了。那几天，我父亲的心情非常不好。在他看来，国防部 长跑了，他这个总长能脱得了干系？！在他那个位置上，肯定是在劫难逃啊！因此，他看到林的照片就来气，说：“跑什么跑？！害死人！”于是，他就把过去自己 和林在一起的照片都烧了。

（左图：黄永胜全家文革中合影。）

9月16日，我跟我父亲有过一次谈话。我说；“林跑了，这么大的事，你是不是给主席写一个检讨？”他说：“我检讨 什么？林跑，我不知道。九届二中会我没上山，也检讨了。现在，我也没犯新错误，我检讨什么？！”我说：“最起码，你对林的事情做一个表态。”他说：“我怎 么表态？现在中央都没态度，我表什么态？表态和不表态是一样的。”我听完以后说：“那我不上班了，咱们准备回老家吧。”他说：“不用，你去上班 吧。”我说：“我不上班了，在家陪你吧。”他说：“不用，你还是上班，看看再说。”没两天，总理让邱会作找我父亲谈话，谈完话以后，我父亲说：“看来没事 了，主席还是信任我的，总理让邱带话过来了。”父亲是为宽我的心，但他没想到主席对他下手会这么狠！

邱路光：9月17号， 总理往家里打来电话。电话就放在小茶几上，那时候没有免提电话，我父亲一接电话，我和我母亲都凑在电话旁边听。我父亲接完电话，显得挺激动，扬着手，叫吃 饭，嘴里不停地说：“总理保我了，总理保我了！”饭后，我们就上了西山。我父亲跟我说：“去看看你黄伯伯在不在？”那时候，黄永胜住在西山前指。我去后， 黄伯伯见到我，提到“九一三”这件事，黄站起来对着墙上巨大的三北地图说：“跑什么跑？！真是害死人呀！”我父亲去后对黄说：“总理保我们了。”黄当时很 冷静，沉思了一下，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

“九一三”事件后，给林彪扣的帽子是另立中央，纯粹是瞎扯！林就是搞政变，也不会先到广州另立中央呀！ 难道林彪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天下，到广州另立中央，有人拥护他吗？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没有一个人会跟着他；即便是黄、吴、李、邱，也根本不会跟他去的。 林彪怎么会那么傻？他也是身经百战的人，在政治上那么成熟、那么深刻，他怎么会在广州搞政变、另立中央？这都是瞎编的！你说他走为上计，跑掉了，还有可 能；但说他要另立中央，纯粹瞎扯蛋！至于说，林彪知不知道飞机去苏联？我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从法律上讲，你说林彪主动外逃，你把证据拿出来；我说林 彪没有主动外逃，我也没有根据。所以，不能乱说。这里面，谨慎一些的科学分析是什么呢？一个长期吃安眠药的人，当他晚上10点多钟吃了安眠药，夜里12点 会是个什么状态？你想想就清楚了。不过，从当时的政治走势判断，从主席和林彪的关系变化来说，林的举动是被毛主席逼的，他在政治上走投无路了，这是可以肯 定的。

中国的实事求是，都是有前提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才是实事求是。我讲一个例子，是卜占亚跟我讲的。“九 一三”之后，总理、叶帅和张春桥找卜占亚谈话。卜是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军区的政委。总理还没说话，叶帅先说了：“卜占亚，你是要林贼，还是要毛主席？” 卜说：“我当然要毛主席呀！”叶又问他：“你是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还是要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卜说：“我当然要我们的祖国。”叶说：“那好，很简单， 一张纸，一支笔，一句话，明天老婆、孩子见面！”叶的意思非常露骨。说白了，就是让卜做一个伪证就行了。事实本身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 中央。卜占亚按照叶的意思办了，说了假话，承认了18条罪证，过几天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平调到兰州军区当副政委。丁盛的儿子去看他，说：“广州军区 对你意见大了，你害了多少人啊！”包括卜占亚的老婆都骂他，因为卜占亚曾交待：是他让他老婆带着厨子去迎接林彪，在广州搞开国大典。于是，就把他老婆也关 起来了。哪有的事儿啊？卜占亚听丁盛儿子讲完，就哭起来了，说18条全是假话，是被逼出来的。他到兰州军区以后，他又写了一个材料，表示自己说了假话。中 央发火了，立刻免职，降成甘肃省军区副政委，从大军区副职降到副军。同时，把他的电视、冰箱都拉到省军区招待所了，连房子也没有了。为此，卜占亚又翻过来 了，说自己在风言风语之下，听了一些无原则的话，思想没有改造好等等。结果，他按照大军区副职离休，让他到了西安。退休以后，跟当官没什么联系了，又开始 讲真话了。还有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跟春光参加一个座谈会。会上，有一个人说，文献研究室搬进毛家湾之前，派几个人去打扫卫生。 有人在地上捡到一个小册子，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单行本。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林彪的批注。他很震惊，不是说林彪躲在昏暗的角落里搞阴谋吗？ 怎么还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呀？结果，领导一来，就跟他宣布，个人捡到的任何东西都要交公，他就交了。

三、在关押期间了解的“九一三”事件

黄春光：林彪出事后，大概是1971年10月中上旬，把我也抓起来了。我家孩子中就抓了我一人，因为我家的秘书 揭发，我帮着父亲烧材料。当时，把我关在亚疗（即亚洲学生疗养院），美其名曰，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揭发黄、吴、李、邱、林、叶的罪行。1971年 底，听说要放一批人，其中有我，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没有放。我在亚疗被关了2个多月，1972年1月，把我降了一级，弄到北京军区86楼招待所，和卫戍区的一个李参谋住在一个房间。李参谋是个小负责人，只带班，不负责具体看守审查对象，他白天很少在 房间里，所以这个房间就我一个人。当时，林彪256专机的机组人员，两个副驾驶陈联炳、康廷梓，通信员陈松鹤，领航员李成昌也关在这里。86楼上去以后，有一个大会议室，里面有4张床，中间有个会议桌，他们4个机组人员就住在那儿。关在 86楼的还有4个女孩。其中两个是跟林立果去山海关机场的，另外两个是跟王永奎往广州跑的。白天，我们就在会议室里学习、批判，还可以打牌、下棋、聊天。 正是通过和他们聊天，我才了解了林彪出逃前的一些情况。

机组人员告诉我，1971年9月12号傍晚，在北京西郊机场的时候，潘景寅就让给飞机加满油；飞到北戴 河后，他又让加油。前后两次都被陈联炳阻止了，理由是没有必要加油。因为专机降落的时候，飞机的重量是有要求的。如果油太多，就要在空中盘旋，把油耗 到符合降落的安全重量时才可以降落。所以，陈联炳说：“根本不应该抓我，还应该给我记功。如果潘景寅把油加满了，他们就飞到目的地了。”在我看来，潘景寅 比4个机组人员、甚至比吴法宪、胡萍更了解内情。首先，他为什么一再坚持要加油？无论是从山海关飞北京，还是飞大连，都是短途，完全不需要加那么多油。他 很可能是接到林立果的指示要飞广州，但林立果为什么不给胡萍打电话，而直接给潘打电话？为什么能指挥动他？第二，9月12号夜里，潘景寅为什么不睡觉？他 就是在等林立果的电话。第三，他为什么不叫其他的机组人员？只叫了机械师。第四，吴法宪已经给潘景寅打了电话，明确告诉他不许起飞，潘没有执行吴法宪的命 令。他为什么敢不听司令的命令强行起飞？根据他们讲的情况，我觉得，主要责任在潘景寅，机组人员也是这个看法。为这事，我还和舒云辩论过。关于“九一三”的经过，康廷梓后来写了一些文章， 与我当时听到的情况有些出入，但不是很大。实际上，在“九一三”以前，我就认识陈联炳了，曾经坐过几次他开的专机，他都是机长。林彪在南苑机场参观歼-8 时，我和他见过面，还跟他聊过歼-8，所以他愿意跟我讲一些情况。不过，陈联炳没留下什么文章。后来邓小平说：“我看这个飞行员（即潘景寅）是好人。”我 不知道邓根据什么说的。潘景寅的家属就抓住邓小平的这句话，找空军落实政策，说：“邓小平都说他是好人了，你们为什么还把他当坏人？”结果，潘景寅被定性 为正常死亡，把家属安排得还比较好；倒是那些没上飞机的机组人员，全部被处理复员了，到现在生活都不怎么好。

1972年的春节前，机组的4个人就走了。大年三十，我是跟这4个女孩一块过的。春节过后没多久，这几 个女孩也走了，就剩下我一人了，还是和李参谋住在一起。据我后来了解，这些走的人不是放了。机组的4个人降级到空军参加学习班，那几个女孩先去了亚疗，后 又去团河劳改农场参加学习班。4月份，我也去了团河。到团河以后，我就跟林办的秘书、我们家的秘书、吴家的秘书，大概有几十个人吧，在一起劳动改造。林办 的秘书有李德、宋德金、张云生等；李文普和于运深没有在这儿。按现在的说法，于运深是大秘，知道的情况更多一些，所以，他和李文普一直关在另外的地方。林是不是要跑？这些人也搞不清楚，没有谁能搞清楚。

李文普的证词肯定是假的，是“九一三”很久以后才出来的。他说：“林彪在汽车上问林立果，伊尔库茨克有 多远？”他听到后才知道他们要外逃叛国，大叫一声：“停车！”随即开门跳了车，并说跳车时被林立果开枪打伤了。实际情况是，李文普受伤后，是张清霖（林豆 豆的丈夫）第一个帮他止血、包扎伤口的。张清霖是医生，他看到李文普受伤部位的衣服上有火药灼烧的痕迹，显然是很近距离发射造成的，这说明李文普是自伤。 近年来，前苏联克格勃的一个局长说，在“九一三”飞机失事现场所发现的几支手枪，全部没有开过枪。这也是证明李文普自伤的有力证据。李文普的文化并不高， 他是否知道伊尔库茨克在哪个国家都要打个问号，而林彪恰恰是知 道的。1969年，中苏两国恢复副外长级的政府间谈判。林彪很担心，苏联会利用代表团来中国之际，像入侵捷克一样，对我国搞突然袭击。那天，苏联代表团的 飞机从伊尔库茨克起飞后，林彪打破常规，一直没有午睡，让空军向毛家湾报告情况，飞机到哪了，飞机到哪了？一直到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林彪才去休息。所 以，林彪不仅知道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也知道需要飞多长时间。他根本不会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这样的问题。林彪是副统帅、国防部长，这么高的位置，完全可 以让黄永胜、阎仲川、总参作战部密切注意苏联代表团飞机的动向，但他没有这样做。林彪是本着对党、对国家极端负责的态度，对苏联不放心，担心苏联会利用谈 判搞阴谋。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是随时准备为国家牺牲的。林彪是个军事家，打了那么多胜仗，那么年轻就当上了元帅。林为什么能百战百胜？就是因为林彪始 终打有准备之仗。这么精明的一个人，怎么会对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没概念呢？他又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就算是外逃，飞机的速度是多少，航程是多少，还没搞 清楚就外逃，这还叫林彪吗？林豆豆至今仍然坚持，林彪是被叶群和林立果绑架走的。

我在团河待了1年。1973年，在学习班里，又把我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把我关到丰台（就是邱路光他妈妈 现在住的干休所那个地方，当时还没有起用），在那儿又关了两年。直到1975年9月，才结束审查，我又回北空工作。当年年底，组织上通知我转业，问我有什 么要求？我要求回北京，不同意；我要求回广州，也不同意。我写了3次复员报告，他们不批，非要把我分到湖北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我坚决不去。我说：“我项阳 （项阳是我文革中改的名字）活着不会去那个地方！要去，你们抬着我的尸体去！你们可以把我的话反映给北空领导，反映给空军领导，反映给总政领导，反映给军 委领导。甚至反映给总理、主席都可以。你们爱反映给谁，就反映给谁。我坚决不去湖北！”后来，他们说：“你回广东吧。”我说：“不，我回广州。”因为我是 从广州入伍的，但他们不让回广州。为回广东还是广州，又跟他们吵了好久。直到1976年9月，规定我们必须在十一以前离开北京。所以，我们是1976年9 月30号上的火车，去了广东韶关。

四、解除关押后的经历

黄春光：1981年初，对我父亲公审结束后，中央就决定对他保外就医，安置在青岛。大约在4、5月份，中央专案 组的人来找我谈话，说中央决定，安排我父亲去青岛，问我们谁去？我说：“4个孩子都去，全家团聚！”他们说：“那不行，规定最多只能安排两家。”当时，我 就决定，我跟老三去。我是老大，照顾父亲那是理所当然的，老三在广西凤凰县的一个锰矿，那个矿到县城还有100多公里呢。老二和老四复员后回广州，条件相 对好一点儿。就这样，决定我和老三去陪父亲。

实际上，自公审后，秦城的伙食标准就下降了。我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住进了公安部的复兴医院。1981 年9月，我父亲是从复兴医院直接上的火车，在四弟和三弟媳的陪同下（当然，还有公安部的人员）到了青岛，住进了青岛台西医院。我因工作交接，大约是9月下 旬到的青岛，在青岛无线电三厂任副厂长。当时，由组织出面安排，老三的爱人不用去单位上班，工资、奖金照发，专门在医院照顾我父亲。每天晚上，我和三弟轮 流在医院照顾父亲，一周一换。我父亲的病房还比较大，是个里外套间，有卫生间，还给隔了个小厨房，配了煤气灶。每天下午，营养师到病房，给父亲看第二天的 菜谱，由他自己点菜，饭菜由医院的食堂做。我们也可以在小厨房自己炖个鸡汤、煮个银耳汤，做些父亲想吃的东西。当时，父亲每个月的生活费是100元，包括 交房租、交伙食费、订报纸、买水果等等，这是很紧张的。而我父亲以前的存款，在他生前一直没有解冻。我们三口之家，一个月也只有100多块。父亲生前一直 想看彩电，实在是没有那么多钱去买，我只好把自己的17寸的黑白电视机给父亲看。现在想起来，我的心都酸。一年以后，我以父亲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反映 100元的生活费太紧张。中央随后决定，给黄、吴、李、邱每个月增加100元的生活费。也就是说，每个月改为200元的生活费了。

1982年夏天，父亲尿血尿得很厉害，经检查，是肾结石。经过专家会诊，决定在9月份做手术。手术前， 我跟医生说：“最好能在手术中检查一下我父亲的肝部情况。”我总担心父亲的肝脏，但手术时没有查出肝脏的问题。手术是由青岛最好的专家做的，术后恢复得也 不错。然而，到了1983年春节前，父亲又出现了腹泻症状。在体检时发现，他已是肝癌晚期。医院是春节后才告诉我们的，说是为了让我们过好春节。父亲病重 后，我们曾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信，要求换一个医疗水平更好的医院，要求送到北京或上海进行治疗。胡耀邦批示：“同意在青岛安排更好的医院。可让上海派两位专 家来青岛会诊，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可以转到上海治疗。”随后，我父亲从青岛台西医院转到青岛人民医院。经过上海医生的会诊，发现我父亲的肿瘤发展很快，已 经比较大了。医生担心，我父亲的身体无法承受飞机的颠簸，有可能造成肿瘤破裂，所以就没有转到上海治疗。从2月份发现，到4月26日我 父亲去世，前后仅两个多月的时间。

父亲去世后，我们给他穿上了军装，戴上了红领章、红五星帽徽。开始，公安局的人还劝我们不要戴。我跟弟 弟们说：“一个老红军走了，红领章、红帽徽是一个老红军的标志，看他们谁敢摘？！”本来，我们还想在父亲的遗体上覆盖一面军旗，但是跑遍了整个青岛市，都 没有买到，就给父亲盖了一面红旗，公安部门也不再干预了。父亲的骨灰一直放在家里，我们为他布置了一个灵堂。1993年4月26日， 我们才把父亲的骨灰送回老家湖北省咸宁市安放。2004年12月，我们正式为父亲下葬。

自父亲去世以后，我就想离开青岛，中间经历了很多曲折。直到1987年底，我给赵紫阳写信，解决我回京 的问题。那时，赵刚当总书记不久。我之所以给赵写信，一方面是因为赵和我父亲在广州时很熟；另一方面，因为陶斯亮能帮我，亮亮的母亲曾志跟赵紫阳更熟。我让陶斯亮帮我转信，没过两天，陶斯亮就告诉我：“赵紫阳批了，很快就会有消息了。”这时候，我才知道林 豆豆在郑州汽车制造厂的确切地址，刚好我当时在北京开会，开完会我就跑到郑州看她。那是“九一三”之后，我第一次见她。我跟她说：“我给赵紫阳写了信，要 求调回北京，赵紫阳已经批了。你是不是也给赵紫阳写信，要求调回北京，让曾妈妈帮你转？”她说：“我跟曾妈妈不熟。”我说：“没关系。你去北京以后，叫路 光带你去见曾妈妈。曾妈妈是非常好的人，对咱们这些孩子很爱护、很关心。而且，我去看曾妈妈时，曾妈妈还问起你的情况，她肯定会帮忙的。”

接着，我从郑州又回到北京。这才知道劳动人事部赵东宛部长接到赵紫阳的批示后，让调配处的工作人员具体 办这件事。他们曾经打电话到厂里找我，厂领导答复说：“他去北京开会，没回来，可能会去他母亲那儿待一两天。”那个时候，我母亲在北京。我一回到北京，我 母亲就告诉我劳动人事部在找我。我便赶快给劳动人事部调配处打电话，他们说：“关于你的工作问题，总书记已经批示了。我们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你明天能不 能来？”我说：“能来。”第二天，我就去了劳动人事部。他们说：“你放心吧。我们保证，春节以前你就可以收到调令了。这样，你就可以回来跟你母亲一块儿过 春节了。”结果，1988年春节前，调令没有来。这个调令等了4个月，直到6月份才接到调令。劳动人事部的同志很负责，因为是总书记批的，部长交办的，调 配处的同志多次来电话问我，接到调令没有？我都说没收到。他们在电话中说：“山东省劳动厅怎么搞的？一个调令旅行了4个月！”

6月份，当我接到调令后，厂里说：“你还不能走，要把你的任务完成了才能走。”我说：“厂长呀，我先不 办工资关系和党的关系，先把户口给办了，成不成？”我知道，只要户口进了北京，别的我都不怕了。我说：“不就完成80万利润嘛，我保证完成就是了。可有一 条，完成了利润以后，你得把这几个月的奖金给我。”我两个星期就完成了。那时候，一两千块钱的奖金，也是不少钱呢。我进北京以后，到了一个三不管的单位， 是海军航空兵和北京市农场局合办的一个公司，叫北京市燕海经贸公司。

邱路光：赵紫阳的确给我们这些子女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当时，我在北京商学院当教师。我在那儿教了8年书，一直 没有房子住，晚上就睡在教研室的桌子上。不幸的是，我的腰被汽车撞伤了，伤了8根骨头。正好，赵紫阳的儿子回北京，我们俩是大学同学，关系非常好，他让我 写封信。大概是1987年11月，我写了一封信，交给赵二军。二军进中南海回家也就10分钟，赵紫阳就批了，二军给我复印了赵的批示。批条上面写着：“告 诉部队，恢复原来的行政级别。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适当分配住房。赵紫阳。”我看了以后太激动了！有些事，搞10年搞不下来；有些事10分钟就搞下来 了。这是一件事。

还有豆豆回京的事。春光见到豆豆后，不是让豆豆找我吗？那时候，打不起长途电话，我就给豆豆写了一封 信，叫她来北京。她的电话打到我们教研室，说：“我怎么向厂里请假呀？”我说：“你管它呢，不用请假了。”很快，豆豆就自己来了。她来了以后，住在万寿路 11号中组部招待所3号楼2层西头的房间。我就先找了亮亮，她在统战部上班。亮亮也是一个非常豪放、非常正义的人，她让我带着豆豆周末去找她。礼拜天，我 们就去了。曾妈妈住在前面的1楼，亮亮住在后面的3楼。我让豆豆在外面等着，我自己先进去了。亮亮不在，给我贴了一个条：“路光，我有急事，你到前面去找 老太太。”我就去了，曾妈妈正在院子里收拾花呢，我对曾妈妈说：“豆豆来了。”她说：“好呀。”我说：“你见见吗？”她说：“你叫她来吧。”她还问我父亲 怎么样？我就带着豆豆从后面小门进去，见到了曾妈妈。因为不知道深浅，也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我没开口说豆豆的事儿，只是一般性的问候。正在跟曾妈妈说话 的时候，亮亮回来了。她问我：“谈的怎么样了？”我说：“还没有开始谈呢。”亮亮就开口了，说：“豆豆很坎坷，她在郑州生活很困难。如果调回北京，能好一 点儿。”曾妈妈说：“你说的这些，我也记不全呀，你写个信吧。”她当时没说答应帮忙转。曾妈妈坐在沙发上没有多说话，我们就在桌子那儿，由豆豆起草给赵紫 阳总书记的信。豆豆写好后，亮亮就帮她改。改了以后，豆豆就在那儿抄。抄完以后，亮亮原来准备自己去送。曾妈妈突然冒出一句：“这个信以我的名义送。”原 来害怕打扰她，我们不敢提，实际上，曾妈妈这个人非常负责任。当时，曾妈妈给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野萍和一个老干局的局长写了封信。她的文化水平挺高，最后 落款的一句话是“请赐见”，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词儿。然后，写一个“曾志”。她把信交给豆豆了，让豆豆拿信去找中组部。曾妈妈胸有成竹，认为这件事肯定能办 成。后来，豆豆跟张清霖就一块来北京了。豆豆到了社科院近代史所，张清霖被安排在北京市卫生局防疫处。

这事儿反映赵紫阳是个有胸怀的人。林彪女儿的事儿，他都敢管，有气魄。赵紫阳还帮春光的弟弟分了房子。 当时，他弟弟在广州的房子很小。广州省委书记林若到北京开会，赵紫阳说：“你们胸怀大一点嘛！”

五、对“九一三”事件的反思

黄春光：叶帅去世后，我曾找过叶帅的儿子叶选宁。我问他：“为什么打倒‘四人帮’以后，还把我父亲关到秦城去？我父亲跟叶帅 的关系很清楚，从来没得罪过叶帅，对叶帅一直很尊重、很照顾的呀。叶帅当时是怎么考虑的？”他说：“这是按程序办的。”我说：“这说不通呀，解除审查，也 是工作程序呀？”我跟选宁的关系还可以。叶帅在广东工作的时候，选宁上四年级，我上一年级，他经常带我们玩儿。叶帅调北京后，每年冬天都去广州。大人的事 儿是我父亲安排，小孩的事儿就是我来安排。所以，我觉得叶选宁应该不会骗我。

我认为，1976年12月30日， 我父亲被关进秦城，问题升级了，这里面汪东兴起的作用比较恶劣。叶帅和华未必想得到在当时情况下，要对黄、吴、李、邱怎么样。历史上，叶帅也是一方面军的，只不过他不是红一军团的。汪东兴在中央的时间很长，他知道的事情太多，心里太明白了。 1971年“九一三”之后，把黄、吴、李、邱抓起来，就是汪东兴向主席提的。这是王洪文后来跟邱会作说的。江青说，自己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她咬谁，她就咬谁。我父亲对汪东兴的评价是，汪也是毛主席的一条 狗，干了不少坏事。1977年初，中纪委接手复查此案。在黄克诚负责审理的时候，曾经缓和了一段。之后，邓的意见就比较重 要了。我觉得，邓小平和彭真坚持严办，一个是抓替身，一个是泄私愤。

邱路光：中国人有搞臭观。我父亲的起诉书就是这样写成的。比如，说我父亲在总后党委会上攻击朱德，实际上是传达中央的精神。审判 人员问：“这是不是你同意传达的？”我父亲说：“是。”“既然是你同意的，你要不要负责任？”我父亲说：“要负责任。”但是，他们不问，是在党委会上传达 中央关于朱德的讲话，还是我父亲私下个人搞阴谋攻击朱德？也不问是传达中央谁的讲话？其实，这是传达叶剑英关于朱德的长篇讲话。我父亲说要负责任，是负政 治责任和领导责任。结果，公审说你要负法律责任。黄、吴、李、邱的法律责任都是这么来的。另外，彭真曾反复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他首倡的。但彭真 作为公审的主持人，却搞了三个标准，把个人感情带入到法律中来了。对待同样的事，彭真的标准是，毛主席犯了错误，周恩来做了违心 的事，而黄、吴、李、邱这些坏人是犯罪，要审判。按照法治的观念，审判之前，应该没有好人、坏人之分，即所谓无罪推定，不能搞有罪推定。另外，公审的时 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情绪，什么意思呢？过去，你打了我，老子忍了；现在，老子上台，我整你也不客气！这就叫封建政治。关于黄、吴、李、邱的政变帽子，是否定文革以后唯一一个没有得到纠正的问题。

我觉得，邓小平不给黄、吴、李、邱翻案，是有原因的。一个原因是，黄、吴、李、邱是“双一”（注：指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的骨干，除了这几个人以外，肖华、刘亚楼、杨成武、罗瑞卿也都是“双一”的人。自建党、建军以来， “双一”是一直传承下来的骨干力量。包括总参谋部的建立，海军、空军的建立，以及在各大军区占的份额，都是以“双一”的干部为骨干的。其他的人都是配角。 除了“双一”的人，能在部队占点儿份额的就是四方面军的干部，像二野和129师的干部。显然，黄、吴、李、邱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如果说毛主席当 年搞错了，最起码要给这些人分配工作，至少要有名义上的工作。否定文革后，邓小平对共产党的经济体制和基本路线都有了另外的想法，他绝不会再沿用毛泽东时 代的东西，他就是要在政治体系、组织体系上坚决干掉“双一”。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把部队这些人打压下去，“改朝换代”。所以，他上台之后，什么都不要当， 就当军委主席。邓小平还专门下了中央文件，把杨成武搞到福建当司令员，把肖华搞到兰州军区当政委，把刘志坚搞到昆明军区当政委。当然，刘志坚虽不是“双 一”的人，但他也是毛泽东时代受器重的人，说这些人不能留在北京工作。他们平反以后，都被赶走了。像杨成武这样没有帽子的人，邓小平都不要，更不用说黄、 吴、李、邱这样有帽子的人了，他能把你解放出来吗？！

第二个原因，公审绝不是为了维护毛主席。恰恰相反，把“四人帮”和黄、吴、李、邱搞在一起公审，是为了 审毛主席的文革，是为了打击毛主席。文革中，“四人帮”在台上工作，黄、吴、李、邱也在台上工作，你们都是跟着毛主席路线的人。所以，公审这些人，正是为 了否定文化大革命，打毛主席的。这里还有一点，邓小平对所有犯错误的人，都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态度；只对黄、吴、李、邱，采取了宜细不宜粗的态度。但是， 邓小平歪曲了基本事实，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正好相反。地方的造反派得到主席、江青他们的颂扬；部队的造反派在1967年的513后就被全 部压下去了。“九一三”以后，部队的造反派狡辩，说他们不是造党委书记、司令员、部长、政委的反，是造跟林彪搞政变的反革命黄、吴、李、邱的反。他们说， 黄、吴、李、邱1967年迫害了我们，我们早看出来他们是反革命了。邓小平把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搞反了。所以，在公审刚开始的时候，本来要审黄、吴、 李、邱搞政变，结果没有证据，抓不到把柄，就变成他们迫害干部、群众了。什么攻击老帅，整老帅的黑材料，打击了多少干部、群众，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等 等。似乎这样就可以证明，黄、吴、李、邱跟“四人帮”一样，打击干部、群众。事实上，黄、吴、李、邱打击的所谓干部、群众，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目的 是维护部队的稳定。那时候，清理阶级队伍、精简科室人员、搞斗批改，不是黄、吴、李、邱的政策，是党中央的政策，是毛主席的指示，军队机关能不执行吗？！ 当然，在执行政策上也有过头的地方，黄、吴、李、邱是要负领导责任的。不少人和事运动后期也是要甄别的，但历史没有给黄、吴、李、邱这个机会。

公审黄、吴、李、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找毛泽东的替罪羊。这么讲，并不是说邓要维护毛主席，而是说邓 要把他们当作毛主席的人来审判。当年说，黄、吴、李、邱的错误是搞政变，反毛主席，但这不是公审的原因。公审的原因是认为，他们拥护毛主席，执行了毛主席 的路线。其实，主席挺对不起黄、吴、李、邱的。他们从娃娃开始就跟着主席革命，跟部队走了一辈子，结果怎么样？我父亲说过，他的经历非常简单，参加革命穿 军装，打成反革命脱军装。他们到最后也没有完全醒悟，对党、对主席，仍然保持着很纯朴的感情。

万里是坚决反对公审的。胡耀邦跟我父亲非常熟，他原来也反对用公审解决党内问题。但后来小平决定公审以 后，胡的态度就变了。1988年底，邱会作第一次到北京来，赵紫阳的儿子去看我父亲。他跟我父亲说：“赵曾说过，看来，‘九一三’事件也是个扯淡的事。” 邓小平这个人非常实用主义，也非常聪明。主席就是过于相信自己了。

黄春光：关于“九一三”的事情，公审的人员比谁都清楚，因为他们看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但是，他们还是按照官方的 定性，开始作为政变处理，后来不说政变了，改成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然而，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文化大革命的潮流浩浩荡荡，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阻挡一下。这是中国体制最大的错误和悲剧。这期间，军委 办事组不让中央文革小组插手军队，保持了军队的稳定。因此，我们对文革的认识，应该注意到有一股反文革的力量。这股反文革的力量，以军队最为突出。政府瘫 痪以后，总理就靠李先念、谷牧、余秋里他们撑着，但没有军队的支持，靠这几个人能撑得住吗？所以，在文革中，军队对稳定全国局势应该是功不可没的。整个看 下来，在文革中，黄、吴、李、邱走的是另外一个轨道。他们在台上，不能和主席对着干，但他们和主席最重要的支持者江青对着干，这本身就不得了！当然，还不 能说军委办事组战胜了“四人帮”，但至少起到了牵制“四人帮”的作用，没有让文革向更恶劣的方向发展，在最动乱的时候支撑了党和国家的大厦。

邱路光：究竟谁应该对文化大革命负责？这是个大问题。并不是完全由林彪、“四人帮”负责，毛发动的文革，他当然 要负主要责任。但是，那些在主席身边的人，可都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包括刘少奇、邓小平，一开始都是拥护文革的，倒台后都是含着热泪向主席请罪的。当时，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主席，你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所以，文革的发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非常重大的责任，他们是不战而溃！像谭震林、陈老总，包括王震，他 们在文革之初没受到太大的冲击，他们热烈拥护文化大革命，把对立面的干部骂成反革命。像谭震林就骂邓子恢，战争时期，谭震林跟邓子恢是最好的战友，他们在 浙赣一带工作。文革时，谭震林到了农业部，指着鼻子骂邓子恢。王震骂萧克，都是你他妈的。陈云从八大到九大一直反复说，我再也不反毛主席了，我犯了很多错 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认为，自己没跟上主席伟大的步伐，都说自己犯错误了，没人说毛泽东犯错误。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一个态度，没有第二个态度。所 以，说到文革的责任，不光要说群众的责任，更要探讨比黄、吴、李、邱更高一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群体的责任。谁也不敢说自己没有账，这要相对来看。黄永胜以前是广州军区的司令员，他和陈锡联、许世友比起来，究竟是谁的欠账多？打宋任穷， 打洪学智，打周桓，打的人多了！对张志新的处理，跟毛远新的关系，还有张铁生交白卷的问题，等等。黄永胜和他们比起来，欠账是最少的。研究文革，很多东西 还得回到历史原点。因为很多规则在起点上就错了，结论肯定是不正确的。

黄春光：对文革的评价，也有一个大前提问题。前提不同，结论完全不同。主席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国民党和共 产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他看来，文革首先是一次革命，革命就是要砸碎旧的国家机器。所以，文革时期砸了公检法，是为了建立新 的公检法。中央碰头会就是过渡性政权了。现在，否定文革，把文革当作一场政治运动，怎么衡量这个问题，还要深入地研究。现在，还有不少人对文革没有想明 白，毛远新本来可以早些放出来，就是没想明白，多坐了几年牢。戚本禹坐了18年大狱，至今也没想明白。不管你把文革作为一次运动，还是作为一次革命，去否定它或是肯定它，其根本的 问题还在于共产党的体制。不管毛泽东干，邓小平干，还是张三、李四干，制度的内涵没有变，都不会有好结果。如果邓小平搞文革，很可能又会出现几百万右派。 所以说，按照毛泽东那一套搞不成，按照刘少奇那一套搞也不成。说到根上，还是我们的国家缺少民主法治的问题。

邱路光：中国是一个奇特的体制，政治取向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株连到家属。一旦你完蛋了，你儿子也完了，你 家人也受牵连。文革以前就是这样，你一倒台，全家都完，生活都没着落了。所以，在中国的体制下，由于很多政治上的原因，讲真话是很难的。很多人都是两面 派，他知道事实真相，但如果是政治需要，他能振振有词地讲空话，讲假话。

我和春光都是在抗战烽火中出生，在红旗下长大，我们对共产党是有感情的。我们谈了这么多，没有为我们父 亲辩解的意思，我们的心早就平和下来了。我们所讲的内容，和我们的父亲要不要平反毫无关系。我们只是讲历史事实，探讨我们的父亲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文革 中是什么样的心态，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错误和缺点？这些错误和缺点，是共产党老干部共有的，还是个别现象，抑或只是黄永胜和邱会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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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我的一九七一年

程  光

    程光，退休高工。原名邱承光，邱会作之二子。“九一三”事件发生时25岁，在解放军广州部队服役。

施工“老虎洞”

1971年元旦刚过，部队里干部请假探亲的就多了，都想回家过春节，但得到批准者很少，因为我们一二四师是甲种 战备值班师，休假干部不得超过百分之三。我没有想这事，我到部队时父亲要求，要把春节和其他节日休假的机会让给他人。那时我是三七〇团三营八连指导员，连长离职在外学习，我不好离开岗位。我在部队那么多年，春节没有回去过一次。

我们师从去年就在“支左”中增加了国防施工的任务。我们团参加的“七〇五工程”在广州白云山脚下，那里是军区战时指挥所，已建了多年，有些陈旧，现在要扩建。这项工程属于绝 密，虽然任务很急很重，但只许部队参加施工，干起活来非常累，星期天也不能休息。军区的首长常来督促检查。

春节刚过，我的连队接到命令，到距离“七〇五工程”不远的一处名叫“老虎洞”的地方执行任务，为一处刚建好的独立房子的外围架设铁丝网。那是座平 房，约有六、七百平方米建筑面积，房子背靠白云山，房后几米远就是八十度的山体陡坡，房前有个小院，房子的墙体是青灰色的，如果不走近它，很难发现。

架设铁丝网本是工兵做的事，由我们步兵连承担，不仅专业工具少，而且没有经验和技能。好在总长度不太 长，只有四百多米，大家边干边学。

任务完成后，团里又让连队在这里继续作防空隐蔽工程，并担任警卫。“防空隐蔽”就是在那座房子附近和院 子里种树种草，使之从远处或是后面的山上看，与周边丛林草木环境近似，不易被发现。

我组织施工，还要警卫，就围着房子用心察看，觉得有点眼熟。房子只有一层，但比一般住房要高许多，它宽 大的双层玻璃窗，长长的走廊，厚重又密封的门，和广东当地的房子不一样。我想来想去，觉得像北京西山军队领导住的房子，再细细地看，发现和北京毛家湾林彪 的住所相似。

全团都为“七〇五工程”紧张施工，而我们连在这儿搞绿化、作警卫，太轻闲，我有点不愿意。团政委似乎看出来了，找我谈 了话，说这是军委主要领导到广州时居住的房子，要忠诚可靠的人来完成任务，团里考虑再三，才决定是你。

3月初，在室外绿化的同时，室内也开始了布置。军区一个管理科长带着一批人进驻到院子里的偏房，有炊事 员、服务员、内勤和花匠。那几个女服务员，一看着装就知道她们是军区接待部门为首长服务的。他们凡是要搬重点的东西，一律叫我派战士去，帮帮忙不算难，可 是战士回来常诉苦，说他们摆放东西常变来变去，指手划脚吆喝，战士们累了不算，常常被训斥。战士每天和泥土打交道，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是烂泥，可是院子里 有自来水的地方只有那所房子厨房外的一个棚子，人一多就把周围的地上搞得都是水。他们就骂战士，时常发生口角。战士怕那个科长，我却不然，不许他训斥战 士。他很恼怒，说你一个小小连指导员敢影响我们的工作？我不客气地说，你敢把我的战士不当人，就不再让他们为你帮忙。他连声说反了反了，要反映到你们师， 处分你！

和那个科长吵架后的一天中午，我接到师部一个电话，说军区办公室通知，指名叫我下午6点前准时到某地去有要事，要绝对保密。我感到好笑，因为通知的地点就是我们连警卫的地方。下午，我按时 到了门口，正要进去，看到科长坐在传达室，还带着两个内勤。他挡住了我，傲慢地说，军区领导要在这里接待北京来的首长，不许闲杂人员靠近。我说我也接到这 个通知，才加派了双岗和几组游动哨。我本想径直进去，因为站岗的是我的战士，但我怕引起麻烦，毕竟今天不同往常。他看我留在门口，得意地说，这就不用你操 心了，早点走吧，别妨碍我们工作！这时，一长串车队开了进去，是军区首长们的车子。

过了一会儿，里面出来一个干部到传达室看了看，问首长叫的一位客人来了没有？科长说没有。那个人反复出 来几次看看，急了，说就等这个人了，你们到底看到了没有？正在这时，吴法宪的女儿吴仲秋出来了，她是广州空军医院的医生，见到我就说：“就是他！”

我被领进了餐厅，里面摆了两桌酒席。吴法宪坐在主桌，丁盛司令员、刘兴元政委等军区首长围坐在旁边，吴 向我打了个招呼，我和吴仲秋赶紧坐在了次桌的空位上。

席间，听他们说，这是为林副主席修的一座房子，原来他住过的房子太破旧，不好用了。从吴法宪的口气中听 得出，林彪、叶群并不知道此事，军委办事组之前也不了解，因为军区领导要吴报告一下，请林总天凉时来冬休。吴答，他说一下可以，但来不来不知道。林总不许 专门为他修房子，在外地都是住老地方。

军区领导不以为然，说他们在修建另外一个新的工程，是更好更大的房子。吴法宪看上去毫不知情，因为军区 首长强调，那是中央办公厅汪主任布置的，说“那个人”国庆节之后要来住，汪主任近期要亲自来查看。吴法宪说，“那个人”的事全听汪主任的，他叫你们怎么办 就怎么办。

那天以后，科长对我不仅客气，还特地打开了房子后面工作人员用的一处卫生间，劳动一天下来的战士可以在 那儿洗洗。可惜没多久连队就有了新任务。

必须在国庆节前竣工的“保密”工程

我们连奉命参加全团刚进驻的白云山麓磨刀湖畔一项“国防”施工。那里已经全面开工了，工程占地上千亩， 很远之外就辟成“军事禁区”。已开工的建筑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有多 栋自成一体而又互相连接的别墅。在这里施工的有一个工兵团和我们一个步兵团，还有汽车运输部队和一些外地来的专业施工队伍。

（左图：1971年夏程光在南湖工地附近山岗上留影。）

磨刀湖是早年修建的一个水库，岸边树木繁茂，风景宜人，在白云山的衬托之下美丽悠静，只是开阔的湖面略 显单调。舟桥营架起一道浮桥伸向湖中，由汽车运来大石块向湖中倾倒，要堆出一个看似“天然的”岛来点缀景色。浮桥狭窄，只能一辆车子到了桥的端头倾倒之后 退出来，第二辆车才能开上，因此很费时间。为了加快进度，这里晚上挑灯施工，团领导常站在浮桥口上指挥督战。

我们连的任务是架铁丝网，这里的地形比老虎洞那边复杂，线路也长了几十倍。每支一百多斤重的水泥桩、两 百斤一捆的铁丝蒺藜要由战士们扛着爬上没有路的山林里。架设路径要精心选好，铁丝网要紧贴着时起时伏的地面在繁密的树林中穿行，既不能在铁丝网下面留下二十公分的空隙（人不能钻过），也不许离树木两公尺近（防止人攀树跳过），这样一来，柱桩的密度比常规增加了 一倍。固定柱桩的基坑，有的就是在表面是浮土下面是砂石的山坡上一点点抠出来的。为了按时完成任务，连队一清早就要上山，天黑才回来，我和战士们经常全身 是泥，膝盖跌得青肿，手上身上总有几处被铁蒺藜扎出的伤。

好不容易架好了铁丝网，又叫我们连负责砌曲折绕行于那几组房子周围的“天然小路”，为了让散步者不走回 头路和有行走的乐趣，小路有时弯曲沿着山边，有时逶迤傍着湖岸，路边不断要出现小景致。小路沿山时，山坡一边要有挡土墙，傍水时要有防波堤，均为大石块砌 成。石块大的重七八十斤，小的也有四五十斤。为了让它们少有人工痕迹地垒起来，要精心选择形状，往往要反复挑选、搬上搬下地试着对缝拼凑。战士们的手多被 划破，手套上渗出了血。有一次，一段挡土墙砌好后发现少插了一只渗水的竹筒，只要在附近略多一两个出水口即可。指导我们施工质量的检查人员却要求拆掉返 工，战士认为不影响质量，因为这工程标准已比常规高了很多，争论了起来。那个人立即向上汇报，一个领导在团首长陪同下来了，他训斥说：“这里不许一点马 虎，如果少了一个渗水眼，挡土墙万一倒了，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会造成天大的罪行！”

当时正值大搞“三忠于、四无限”的年代，如果工作中出了差错，人们常会说那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差不 多都是口头禅了。但是我感到那个领导说的是具体所指。等领导走后，我问留下来监工的技术员，为何动此大驾，让我和战士受这么严厉的训斥。技术员此前就认识 我，好像知道我有“背景”。他听我这么问，有点惊讶，便用手向天上指了一下太阳。他见我一脸疑惑，又指了指我胸前的毛主席像章，小心地向四周看看有没有 人，急忙收回了手。之前我就知道，汪东兴亲自来这里查看过，我心里明白，不敢流露。

工程夜以继日地进行，我们一天要干十几小时活，天蒙蒙亮起床，天黑才回来，被汗水湿透的衣服来不及洗， 只好挂在外面让风吹干，第二天衣服上已凝结出一层灰白色的盐。大家谁也不敢埋怨，拼命在干，因为领导强调，一定在国庆节前竣工，时间紧迫。

建筑群很快就展现了面貌，它那背山面水的宏大气势，远非老虎洞那边可比。老虎洞那边的房子还不如这里工 作人员的偏房。有人猜出了这群新房子的用途，只是不敢说。它就是后来被命名为南湖宾馆的地方，为毛泽东专门修建的新住所。

父亲到广州

5月初，团里值班室通知我到广州大沙头某地去，有人找。我按地址找到那儿，是国宾馆。我父亲的刘秘书到门 口接我，说他们陪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来访问几天。我向团里打电话请一天假，团长说，你就陪陪父亲，等他走了再回来。

我在宾馆里遇见了正在散步的黎笋。当我见到中联部长耿飚时，行军礼后说“耿伯你好”。我和他儿子耿志远 是清华大学同学。他愣了一下，说我穿了军装差点没认出来。我说上次见面还是几个清华同学到你家里下围棋，我们赖了棋被你抓个正着。

有一天早饭时，秘书说：“在从化温泉休息的滕代远打电话来，说要到广州看看首长。”父亲打住了他的话 说：“不能让滕老来看我，那成什么话了！应当是我去看他，还有富春同志，我都得亲自上门去看，待我忙完了这边的事就安排。”中午时，秘书又报告，从化的朱 德委员长那儿打电话来，说他想见一见黎笋。父亲想了一会儿，对秘书说，要个北京的长途，总理那儿。

多年以后父亲才告诉我，周恩来批评他说：老同志疏散到外地是主席的决策，主席对朱的严厉批评已有多次， 朱想见黎笋，以什么身份见？委员长？登不登报？不登，外宾怎么想？我们只能听主席的，难道你还要为此事去打扰主席？

父亲原来要到从化去看看李富春、滕代远和陈奇涵等老同志，因为怕在那儿撞见朱老总，无言以对，索性就取 消了安排。他叫军区后勤代他准备几份水果，送给那些老同志表示慰问，并嘱咐广州军区领导，要把老首长们照顾好。

离开广州前，丁盛看过父亲一次，单独来的。他们关上门说了很久。当父亲送走丁盛后，嘴里自言自语：“这 个司令官呀司令官……”我奇怪他把“司令员”说成“司令官”，问有什么事？父亲不语。

他们谈的，父亲在晚年才对我说了。父亲提醒丁盛：“江青前不久到海南岛去路过广州。从她的嘴里听得出， 她对广州军区很感兴趣，对你这个司令官也很感兴趣。你要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你要吃亏。她想利用你的时候，把你捧到九霄之上还嫌低。她要是不想用你 了，会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之下去还嫌不够呢。到时候你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丁盛问如何“防江青”，父亲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接近她，更不要单 独接近。当然，面子上的事、场面上的‘戏’还是要做。江青喜欢奉承，必要时你就吹她几句，她就不知所以然了，也就不知道你在防范。”

父亲要回北京了，来接他的是三叉戟型专机，是空军特地安排的。中国早就想从英国进口，没有办成，于是就 叫巴基斯坦先进口，然后转手给我们。中国领导人专机用的苏式伊尔十八飞机，到北京要三个多小时，而三叉戟飞机两小时就可到北京。

要起飞前，值班空军干部来报告，说是晚一会儿起飞行不行，在从化休息的张云逸突然生病，要回北京检查。 我父亲说：“你不早说，一定要把张老安排在最舒适的舱位。”等了一会儿，父亲听说张云逸已由担架送上飞机了，急忙赶去。送行的刘兴元叫大家不要打扰，在舷 梯下等，他随着父亲一起上了飞机。片刻之后，刘兴元下来，飞机立即起飞了，我居然没有和父亲说上再见。

最后见到的叶群

7月底，团里有件公事叫我到东北去办，随便可休了当年的假。这有点照顾，也免了另派专人去。

我回到北京，听母亲说，林彪一家人在北戴河，正巧那几天叶群回来看病，父亲和母亲要去看她一下，我就随 同一起到毛家湾去。父亲和叶群说了几句寒暄话后，说他工作忙就告辞了。

母亲和叶群贴近了说着话，我听得出，是豆豆的婚事，她的男友是部队一个医生，叶群想叫母亲问一问他的学 问。

一会儿，林豆豆和一个男青年来了，叶群作了介绍。真巧，他是我所在的四十二军一二四师师部医院医务所所 长。后来外边传说“招驸马”、“选美”如何如何，其实他并非“美男子”，只是个给人以信赖感的敦厚人。作为医生，母亲非常重视实际经验，问他一些医学上的 事，他的回答让叶群和我母亲很满意。

豆豆他们走了之后，母亲说已经托人从湖南买了两床湘绣被面，还想为两位新人做几套衣服。当叶群得知被面 每床要三十多元，比一般的缎子被面要贵，说一定要照市价付钱，还说结婚时豆豆他们就穿军装吧，最多做两件衬衣，婚事一定要节俭。

我8月初到东北办事，然后回北京休假到9月7日。

返回部队路过广州时住了两天，9月10日归队。

临回部队前，我把母亲托我带给军区首长的一些北方水果分别送去。军区政委任思忠和我谈了一会儿，说部队 反映你锻炼得不错，想让你向政治工作干部上发展，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我说最好不离开连队，如果调到机关，最好还在基层做干部工作。任政委笑了，说干部工作 是有很多人羡慕。但你父亲要求你学真本事，你们师决定你调到三七二团政治处当宣传股副股长。你当连队指导员前当过宣传干事，写的文章有的在《战士报》、 《解放军报》上发表了，有些基础。三七二团是四十二军的团一级政治处里很优秀的，他们编写的连队思想工作《六十个怎么办？》，受到林总的高度评价，你到了 那里，要从这些基层思想工作中学习。

我到了广东博罗县三七二团驻地报到，团政委和政治处主任说到我们军的老政委（任思忠）对这个团政治处一 直非常关心。我说他在我临来前还交代，要团里发扬政治工作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

我捎来的这个话，被师团当成了军区首长“指示”，立即布置贯彻执行。我刚到新的单位人们就知道了我的背 景，这令我很不安，甚至感到害臊，心想要加倍努力工作才行。

晴天霹雳

1971年国庆节假日刚过，团政委突然叫我去，不是通常那样让通讯员来喊，而是保卫股长“随便”来叫。政委严肃 地说，上级决定送你到广州学习。我说回去准备一下，他说不必了，这就走。我发现，保卫股长带着两名连里抽上来的干部已站在我身后，保卫股长用眼神示意我不 许再问，带我上了门口停的一辆吉普车，我坐在后排，两边各一个人夹着我。车到广州，我们在军区附近的中山二路一个小院子的楼里住下，大门口站着双岗，楼门 口有内岗，这是特别加强的警戒。陆续还有人押进来，有黄永胜的两个儿子，还有几个穿空军衣服的年轻人。

一会儿，一名干部来向我们宣读文件，是1971年9月29日向全国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内容只有一句话：

“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宗派话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 作，已令他们停职反省，彻底交待。”

听到这儿，我的头轰的一下，感到全身发热……我难以置信，我9月7日离开家，才几天呀……

我这住处，是一间教室那么大的房子，里而摆放了三张床，其中两张紧挨着，另一张和这两张之间有个能让人 下床的二十公分的缝，我睡 在中间一张上，两边睡的是保卫人员，这比对狱中的犯人还看得紧。

从此，每天开始了“学习”。说是对“林陈反党集团”揭发批判，不知为何成了对我们的批斗，要交待所知道 的“政变”阴谋。我刚好8、9月份在北京，自然成了重点，办案人员穷追不舍地逼我揭发交代。我把我所能记得的都说了，但他们不满意， 不时说出一些凶恶的话，似乎我是“同党”，将要受到严惩。

我实在是没有可交代的事，巨大的精神压力使我整夜难以入睡。我想，与其这样无辜地扣上反革命帽子苟且半 生，还不如一了百了，我一生中第一次想到了“死”。在我的要求下，医生每晚给几粒安眠药。他对管学习班的人说，这样不睡觉，几天后他身体就垮了，不能“学 习”了，这才得到同意。每天只给我了两粒，我说不够，又加了两粒。我假装服下，暗中积攒下来，几天之后终于积到二十多粒了，我在准备吞药之前的一瞬，回顾 留在世上还有什么憾事，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文件不是说“停职反省”吗，万一爸妈活着出来了，知道了我已死去，该多么难过！再大的屈辱折磨我也要承受， 要活下去！

10月中旬一天，说是中央首长要找我们谈话。上路时我看到走廊宣传栏里报纸上的标题：周恩来总理陪同埃塞俄 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访问广州。我们被解送到珠江宾馆的大餐厅，是最先到的。一会儿，军区一些首长的夫人和机关师以上干部入场了，夫人们多与我很熟悉，现 在要么装作不认识，面无表情；要么怒视，好像有深仇大恨一样。只有父亲的老战友杨梅生副司令员的夫人刘健走过我身边时小声说了句：“要懂事，小心好好爱护 自己！”这位红军出身的老阿姨的话令我眼睛发湿，我忍住了要流下的泪，怕别人看到。

军区首长陪着李先念来到了会场，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总理原来要来的，突然有急事回北京了，叫我来谈 谈。”他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对我们“不许歧视，要一视同仁”的指示后，讲了一通话，好像对“九一三”事件已掌握了案情。他说到：“邱会作在自己乘坐的汽车后 备厢里放了冲锋枪，想谋害……”一刹那，认识我的人都把眼光投向了我……这个刺激让我长久难忘。

十年后我见到父亲问了。他并不介意，说：会有那个事儿吗？先念和我工作和个人关系密切，他要划清界限， 不得不说些“官话”。“二月逆流”，他是从中最早解脱的，也是对别人说了狠话。

那天会后，学习班宣布：“坚决执行周总理的指示，本次学习结束。你们都回原单位原来的岗位，思想上不要 有包袱。”

第二天，我被送回了部队。团政委说，他们已经学习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叫我安心工作。说罢，他把两封已拆开看得破旧的信交给了我，是9月24日我母亲和哥哥写给我的信，过去我的家信家信最多五天就可收到。他们这次扣了一个月才给我。哥哥的信中用 暗语写了“树林起火，祸及他人……”母亲叫我“想得开，千万不要走绝路”。信是他们被羁押前写的，我至今还保留着。

我回到了政治处，同事们没有明显歧视，但我走到哪儿，都有人指指点点。我向团里提出到农场去工作，哪怕 是劳动也行。几天后政治处主任对我说，意见已反映上去了，上级不同意，说如果那样就违反了周总理的指示。你感到工作有困难，那就分管一下文化工作，思想教 育工作你愿意参加也可以。我突然有了想法，说想参加宣传教育，因为这样我可以阅读到更多的文件，我要把它们偷偷地抄下来，以后一定有用。

很快，轰轰烈烈的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开始了。广州军区揭发的一个重点是“林彪要到广州另立中央”，地 点是南湖。我们部队是那里的建设者，发言时批判的人少，但私下却在议论，说那里不是给伟大领袖用的吗？一个干部正在说着，政委目光射过去，大喝道，谁敢这 么说？管好你的臭嘴！

与我一同到广州受审查的还有我们团里一个二十多岁姓孙的炮连副连长。他是1968年入伍的。一次上级检查实弹射击，他用82无后坐力炮打出优秀成绩后，一位首长指着四百米远 的一棵独立树说，打掉敌人的“火力点”。他一炮射出，随着爆炸火光树干拦腰断掉。他即被提升为排长、副连长。我实在想不出他会和“九一三”有什么牵连。我 们在受批斗时，在一片“划清界限，彻底交待”的吼声中，他只是苦笑。回到部队，恢复了原来的工作后，我和那个副连长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这才知道，他受此 “待遇”是因和叶群沾亲。

“九一三”后林彪、叶群的亲属几乎都被审查，这种按血统进行的搜捕非常细致。他到“学习班”才得知了自 己涉嫌的“罪状”在于身世。原来，叶群的弟弟1936年参加革命，1949年担任解放军师级指挥员，在战斗中牺牲了。其妻已经怀有身孕，遗腹子出生后，母亲改嫁给一个姓孙的干 部。母亲从来没对孩子提起过这事，外面也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个“隐秘”，孩子一直认为继父就是自己的生父。“九一三”后中央专案组却迅速查出了鲜为人知的叶 家这支血脉，将他“归案”。因为找不到他什么把柄，就以“政治历史”问题将他处理复员，在离开部队之前，他和我偷偷聚了一下。他说现在很苦闷尴尬，养父是 个军级干部，却帮不上儿子什么忙，想找个好点的单位，别人都婉拒，最后托老战友帮助安排他到西北地区一个城市当工人。我说他已是万幸了，至少比我强，还有 个家，还有爱他的父亲母亲，而我，父母的生死都不知道……

1971年年底到了，天气凉了，广东的冬天并不严寒，可是我突然感到身体很怕冷。我没有任何家人的消息，也不许 外出，只是工作还“正常”，但我知道，今后一定有艰苦的日子难熬。我开始天天洗冷水澡，经常跑步锻炼，对寒冷逐渐适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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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我在空军部队经历“九一三”

顾训中

    顾训中，“历史研究者，曾任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编辑，空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主任”。“九一三”事 件发生时23岁，正在空军部队服役。

1971年，是我人生轨迹转折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我接到调令，从正在陕西汉中地区三线工厂参加国防施工的空军工程兵第八总队调到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 宣传部工作。由于八总队将于这年2月份成建制地从沈空划拨 给兰州军区空军，我的调动十分匆忙，甚至未能完成提干程序，穿着两个兜的士兵服就到沈空机关报到了——顺便说一句，从1965年6月1日取消军衔制起，部队的服装就只有两个兜与四个兜的区别，前者是士兵服，后者是干部服。

没想到的是，这一调动让我在更高层次的沈空机关触摸到了“九一三”事件的某些震荡。

空军是当年副统帅林彪亲自树立的全军标兵，在毛泽东提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后，林彪提出了“解放军学 空军”的号召。他的一双儿女又先后被安排到了空军工作，女儿林豆豆于1965年上半年到《空军报》当记者，后来成了该报副总编辑；儿子林立果于1967年初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后改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当秘书，后来当上了司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两人都 是“一步登天”，被越级提拔为副师职干部。因此，空军一般被看成是林彪最信得过的部队。这一年发生“九一三”事件后，空军自然成了“林彪反党集团”影响最 大的“重灾区”。

其实，就我当年的感受而言，所谓“影响最大”，可能比较集中体现在对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学习和吹捧 上。这在当时的其他军种部队确实没有发生过。

这一年的7月，我作为宣传部干部，跟随沈空张雍耿政委到大连空三军一些驻海岛部队视察。同行的还有司令部、政治部 的一些部门领导和参谋干事们。我记得，正是在空三军期间，得到了林立果的那本《讲用报告》。报告的全称是《林立果同志一九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空直机关干 部会上的讲用报告》，说明距离我们得到这本小册子的时间已经快一年了，距离印制成书的时间“1970年12月” 也有半年了。还清晰地记得，这是一本与普通书籍相似开本的印刷品，白色封面上印着红色宋体书名，十分醒目，也十分朴素。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称，他曾多次 表示不同意大肆宣传这一《讲用报告》，曾多次下令停止印发，甚至派夫人出马到空军1970年8、9月间举行的“三代会”（“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去收缴已经 印制、散发的《讲用报告》，并在家里的锅炉里烧毁。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空三军得到的那本《讲用报告》，印制正规，并且通过军部机关统一下发，至少在我看到 的周围人手一份，与吴法宪的回忆情况截然不同，难道是下面在公然违抗吴司令的命令？

说心里话，当时对于这位“立果同志”（空军部队内对林立果的通常称呼）还是有几分钦佩的。他比我大不了 几岁，却能说古道今，甚至展望未来，讲述空军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讲述空军的现代化问题，对于那个年代各类资讯十分闭塞、满脑子都只是堆砌着政治术 语的我们来说，不啻是难得听到的一次别开生面、拓展视野、振奋精神的报告，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这一《讲用报告》在空军部队被广为传播，除了他周围那些 人的极力推动外，其本身具有的魅力也是重要因素。当然，机关里也有不少干部不以为然，认为不过是因为有个过硬后台罢了。在我的心头也曾掠过一丝疑虑：这位 年轻的“立果同志”怎么能说出那么高水平的话来？然而，缺乏独立思考的头脑是不会对这类问题深究下去的。很快，注意力便又集中到了认真学习上去了。“九一 三”事件之后，这份《讲用报告》被立即收缴了上去。至今仍在为未能悄悄留下这份珍贵文物而遗憾！

我经历的与“九一三”相关的另一件事，就发生在出事的这个月。

当时，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方式，便是树立各种典型，以引导部队各项工作。经过层层上报，我们得知在位于 辽宁赤峰的空军某部涌现出了一个因抢救战友而壮烈牺牲的好战士。我所在的新闻科领导派我跟随组织部马科长，立即赶赴那里进行采访调查，撰写报道文章。虽说 那是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文革之前常常要隔好几年才能出一个英雄，如雷锋、王杰、欧阳海……而文革年代大概由于“阳光雨露”特别充沛，各式各样的“英 雄”层出不穷。几乎隔上几天，报上就会冒出一个，已经不那么轰动了。但是，当我接触了孙丹宁的材料后，我的心还是被深深地打动了。

这是一位高炮某师政委的儿子，参军才7个月。他所在的部队当时正在进行洞库工程作业，十分危险，经常会发生塌方事故。这次塌方发生在这年的7月12日，洞库里霎时间浓烟滚滚。孙丹宁当时所处的位置还来得及往外逃生。但他反而朝洞里冲，边冲边喊：“快出 来！里面危险！”结果，战友们安全了，他却被塌下的木柱、水泥块砸倒，再也没能起来。那一年，他刚刚20岁！虽然按照当时塑造英雄的方式，我们撰写的报道材料中对孙丹宁也进行了许多加工、拔高，但是，他的事 迹本身已足以打动人。因此，还记得我在连队宣读文章初稿时，泪水不由自主涌出了眼窝。

我们是9月7日到达部队开始采访的。正当我们打算进一步听取部队意见，以便修改我们的材料时。大约在18、19日 的样子，马科长接到了来自沈空机关的电话，要求我们立即中止工作，返回机关。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当然，军人天职，服从命 令。我们不得不中止工作，准备返回。这样一来，宣传孙丹宁的事自然就被耽搁了下来。

我们不知道的是，不只是我们这项具体工作被停止了，所有在外出差的沈空司政后各部门干部都被急如星火地 召回。我们更不知道的是，从此时此刻起，空军部队从总部到所有基层部队的正常训练、施工、教学等等各项工作，都被停止了！

因为，就在我们在孙丹宁所在部队采访调查的同时，在北京和北戴河之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 件。9月13日 凌晨，林彪和他一家乘坐的三叉戟飞机正是从赤峰——我们的头顶上，也就是沈空辖区的上空，飞出国境的。正因 如此，作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传达周恩来下达的禁空令时，首先亲自将电话打给了沈空张雍耿政委和北空李际泰司令员，其他军区空军都只让空军司令部调度室去 传达了。

更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我们离开赤峰的前夕。

临走前，孙丹宁所在部队安排我们到驻扎当地的陆军部队看了一场演出。那时文化生活极其匮乏，能看到一场 演出已属莫大享受，哪怕是业余级的部队文工团。演出单位是正在赤峰野营拉练的陆军38军某师。该军大名鼎鼎，被称为中国陆军王牌军。他们同样接到了停止拉练、立即返回驻地的紧急命令。这次 演出应该是他们向赤峰当地党政军各界的告别。作为来自沈空机关的“首长”，我们被安排坐在了第一排。演出的剧目算什么剧种已说不清，但对剧名印象却十分深 刻——《秀水河子歼灭战》。该剧歌颂的是这支当年四野的主力部队在林彪指挥下、在挺进东北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记得戏中林彪虽然没有出场（领袖人物在文艺 作品中频繁亮相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但通过林彪坐骑的“得、得、得”马蹄声从台口自右向左渐渐响过、部队指战员们立正并肃穆地随着马蹄声的移动行军 礼、以及最后定格仰望远处山坡上林彪指挥所的灯光等情节，我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这出戏歌颂林彪杰出军事指挥才干和四野部队赫赫战功的主旨。还有一个细节至 今仍清晰地记得：在这场戏里，四野指战员们都将林彪称为“林总司令”，更富感情地简称为“林总”。记得当时我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因为，那个时候， 在全军指战员的心目中，“总司令”的称呼从来只属于朱德。尽管文革时朱德正在落难，名头远不及这位当年的部下响亮。看戏时，我们还悄悄议论说，到底是林副 主席直接指挥过的部队，感情就是不一样！谁都不知道、也无法想象，这位深受四野指战员爱戴的“林总司令”，此时此刻已经折戟蒙古、惨然逝去了！

回到沈阳，我们听到了机关中正悄悄流传的种种传闻：有说陆军部队已经进驻了各个机场，跑道上已经停放着 车辆，不准飞机起飞；有说北京已经停止了原来的国庆安排；有说大军区陈司令（指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亲自陪着时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毛远新来 到沈空，并亲自交代，沈空的一切工作都需听他的……大家虽然猜测纷纷，却都无法得到合理解释。

10月上旬的一天，谜底终于揭开了。

这天，沈空司政后机关全体干部集中到机关礼堂，听取“中发［1971］57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以及其他一系列文件的传达。记得传达这些中央文件时，偌大的礼堂，真的静谧到连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到！一直到走出礼堂，重新见到 湛蓝天空、灿烂阳光，依然恍惚如在梦中！——我们天天都在崇敬而虔诚地敬祝其身体健康的林副主席出事了！而且是“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 亡”！这让所有听传达的人都深感震惊、难以置信！尽管文件中称“林彪这个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大好事”，此次与林彪、陈伯达反党路线的斗争“是我党、我军和 我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人们仍然难以面对和接受这一威力堪与原子弹爆炸相比的突发事件！

有一情节大概可以说明当时我们听最初传达后的紧张和恍惚。

传达中有一句毛泽东说的话，叫做“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本意是说，追随林彪的黄（永胜）、吴（法 宪）、李（作鹏）、邱（会作）几员“大将”不容易改正错误，回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上来。我们宣传部一位干部硬是将这句话听作是“上身穿绒衣下身穿 蓝”，结论是空军出大问题了！那个时候，空军军服与其他军兵种唯一的不同，就是下身穿的是蓝军裤。那么，“下身穿蓝”说的不正是空军吗？很长一段时间里， 谁都说服不了他，直到大家看到了书面文件。

经历了最初的震惊之后，很快，机关按照要求，转入了批判和学习阶段。所谓批判，自然是狠揭猛批“林陈反 党集团”（这是最初的提法，后来将“陈”拉掉了，只提“林彪反党集团”，可能是因为陈的地位无法与林相比；再后来用“反革命”取代了“反党”，称“林彪反 革命集团”，可能是因为“反党”还不足以说明林彪问题性质吧）；所谓学习，是按照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向全党发出的学习马列著作，以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的 号召，读好马列的六本书。具体书目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选读），恩格斯的《反杜林 论》（选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选读）。刚刚从北京参加培训回来的宣传部王泽部长亲自担任学习辅导。于 是乎，办公室顿时成了教室，无论部长、科长、还是小干事们，每天的日程都一个样：自学、听课、座谈交流……

其实，在这似乎平静的学习阶段的背后，是为众人所不知的汹涌的清查急流。许多与林彪、吴法宪等“线上人 物”关系密切的人都被进行审查。据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说，沈空机关因“九一三”事件而被隔离的有司令员王毓淮、参谋长莫阳，正在沈阳飞 机制造厂工作的吴子吴新潮、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的儿子和侄女婿等，共有50多人。其实，王司令和张政委一样，只是一般性地受到审查，并未被隔离。据当年审查组一位成员说，张政委 受审查的原因之一，是在陈锡联陪同毛远新来沈空接管工作时，他还偷偷打电话给此时自身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吴法宪，请示这事是否是真的。因为，这么大的事 情，作为军区空军政委的他竟然没有从空军系统得到任何指示，让人深感反常。或许事后有人会认为张政委那么地“迂”，但作为一名老军人，这么做其实完全正 常。只是政治斗争的诡异让正常之事反而变得不正常了！当时被隔离审查的还有我们政治部的主任王宝功，用当时的语言说，他接受过“路线交底”，是“上了线” 的人物。因为，据说他与从沈空司令员职位上调出任空军副司令员的曾国华关系密切。而曾则是“九一三”事件后空军领导班子中因所谓“上了林彪贼船，积极参加 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陷得很深，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而被关到“学习班”里隔离审查，一直到1978年1月 郁郁病逝的。

当然，清查工作中的这些情节都是事后才听说的。以我当年在沈空机关的“小萝卜头”地位，是不可能知道 的。

2011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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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九 一三”断想

胡小水

    胡小水，退体编审。“九一三”事件发生时18岁，正在内蒙插队。其父胡痴是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并关押审查的原《解放军报》代总编辑、新华社代社长。

一

那一年，我正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下面一个公社“插队”，那时18岁。记得是10月 的某一天，我们知青从地里收工回来吃午饭。忽然，大队的广播喇叭里喊我和另一个知青的名字，叫我们到大队部去取信。我赶紧吃完匆匆跑到队部。大队谭会计正 等在那里，见我来了，顺手将一封信递了过来，我一看，是妈妈的来信。那时，每逢收到家信总有一种急迫的心情，我想知道家中近况，特别是父亲的消息。父亲在 文革“一月夺权风暴”中被“造了反”，遭到关押，从此和家里断了联系。所以，妈妈每次来信我都盼着能带来一点有关父亲的消息。     

我拿着信边往屋外走边打开看，眼睛飞快扫着……“哎呦！怎么会……？”信没看完，我竟大惊失声，一时不 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谭会计好像猜到了什么，在背后低声说了一句：“小水子，信里说了啥事儿，别去跟别人乱说！”这话像嘱咐，更像是命令（他是党员干部）。 我回头看他一眼，有点底气不足地“哦”了一声，“我知道”，便赶紧离开了队部……

   谭会计猜得不错，妈妈信里讲的正是“林彪叛逃摔死了”这件事。信中还说，这回你爸爸的“问题”说不定会 有转机了。我顿时感到全身每一根神经好像都“被兴奋”了，夹杂着一种说不出的宽慰……经过多年焦急的等待、期盼，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缕亮光，好像苦难即将过去，家里人很快就能与父亲团聚了……

父亲的“问题”，确实与林彪有关。

1967年1月13日，以肖力(即李讷，毛泽东与江青之女）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一张《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并一 举夺了《解放军报》社的领导权。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军的“一·一三”事件。林彪很快得知此事，即派叶群、关锋前往军报调查。叶、关在报社向肖力等人了解情况后，向林作了汇报。1月17日，林彪写了《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表示坚决支持肖力等人的造反夺权行动，并说“……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解放军报》社的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以胡痴为首的小集团要那样 做，完全是个阴谋。对于这个阴谋必须揭穿。对胡痴等人，必须撤底揭露、撤底批判。”毛泽东同日阅批：“同意，这样答复好。”（父亲时任军报代总编、新华社 代社长）

“第一公主”的发难，林副统帅定性，伟大领袖画圈，在政治上已将父亲置于死地……紧接着就是严厉批斗、架“喷气式”、交待“阴谋活动”，“罪名”也日见增多，什么“国民党员”、“假共 产党员”等（林彪听肖力汇报父亲有过日寇“大扫荡”时被俘问题，又加了一条“汉奸”），不久后被送往北京卫戍区监护。在那段日子里，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 念父亲，祈盼他能早日平安回家。

后来，我终于不堪忍受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和来自造反派的监视、侮辱，1968年9月 毅然提前上山下乡去了。

收到妈妈信的那天晚上，我对两个关系特“铁”的知青说了“林彪出事了”，他们也都惊得说不出话来，如坠 云里雾里。“真的？真不敢相信！……”偏巧这时大队民兵连长推门进来，看见我们好像在说什么“悄悄话”，脸上闪过一丝神秘的笑，问：你们嘀 咕什么呢？三人谁都不敢松口：“没什么，说梁琛呢（平时我们都不待见的一个知青），不骗你，骗你王八蛋！你不信？”他不信，笑得更显诡秘了……

其实我跟民兵连长私交甚好，他知道我父亲是犯了“错误”的人，大字报都贴到了内蒙。可他一点儿不势利， 没嫌我是“黑帮”的孩子,他 老婆做点什么好吃的，总不忘给我送点儿。弄的周围颇有些议论，说我会“溜贴”当官儿的，搞得我都不知从何说起。不过，在插队的几年里，村里老乡、还有周围 知青没什么人歧视我，是我自父亲被打倒以来，感到神经最为放松的一段难忘时光。

林彪的事情，其实民兵连长之前就已经知道，公社向党员传达了，但暂不让对外说，强调这是纪律。这是他后 来告诉我的。我心想，怪不得当时他和谭会计说话都怪怪的。

实际上没过多久，这个“天字号”的爆炸性新闻便在村里传开了。村民们议论纷纷，既疑惑不解，又情绪激 愤。当年的那些议论，现在大多已记忆不清了，但带有时代印迹的一些典型思维语言，仍印象很深。有个小青年，说起话来就像是康生相面：林彪！我早瞧出来了， 光脑袋、长眉毛的，看着就不像好人，一副奸臣相！这话旁边有人附和。也有较理性的：那么大“哥蛋”（大官）了，吃不愁、穿不愁，还想闹甚？跑到哪儿哇能 咋？——这是“理性者”想炸头也想不明白的。至于所谓成份或出身不好的人，当时自然是三緘其口，他们早已被剥夺了话语权，成了人们眼中的另类，没人理会他 们会想什么。

那时我也在想。林彪已经是《党章》上写明的毛主席接班人，谁反对他就等于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 部，就是反革命。他怎么一夜之间就从“亲密战友”变成“投靠苏修”的坏蛋了？难道他也看不惯文革，对毛主席有不满，想甩手不干了？还是毛主席也要打倒他？ 文革以来，“莫斯科广播电台”老是骂毛泽东“独裁”、“愚民”，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它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而苏联人民生活水平却不断提高…… 林彪难道也“偷听敌台”了？要不干嘛往苏联跑，而不往别处跑呢？那时，我脑子里是一串没有答案的大大问号……

二

1971年底，我第一次通过了“政审”（前一批没过），进了呼和浩特一家小工厂当学徒。进厂不久，中共中央关于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和作为林彪罪行铁证的《“571工 程”纪要》，先后传达到了基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571工 程”纪要》中一些攻击毛泽东的文字。（当时负责“九一三”专案的纪登奎认为里面很多是骂毛的话，不能印发。毛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我至今不明白毛 究竟是何用意？难道不怕有反作用吗？）

《纪要》将毛泽东喻为“现代秦始皇”、“封建暴君”、 “打着社会主义招牌，实行封建社会主义”。毛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停滞不前、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且不论《纪要》出于什么“险恶政治目的”，但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我对毛的认识，也反映出当时 的社情以及人民万马齐喑的普遍状态。

《纪要》中还有一些极具“同情”、“拉拢”和“煽动”意味的话，如：“农民生活缺吃少穿；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干部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冻结工人工资是变相剥削；红卫兵被利用，后都成了替罪羊……”由于“贴近百姓生活”，则更容易引起人们共鸣。对于我来说，家庭的不幸、知青经历、亲眼目睹的农民的 穷日子、红卫兵运动从疯狂走向悄然无息等等，这些是事实，明摆着存在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之中。《纪要》只是“居心叵测”地把这些点破了而已。至于林彪一伙的 真实目的，当然得另当别论。

总之，我对当时的“批林整风”有疑惑也有反感，积极不起来，也许是“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吧。到后来的 “批林批孔”，我更是对没完没了的学习、讨论、发言批判感到厌倦和无奈。我看周围的工人师傅（他们是“领导阶级”）好像也都跟我差不多少。

“九一三”事件没有给父亲和全家带来那个日夜期盼的“转机”。林彪在台上时，专案组说父亲“攻击污蔑” 林彪；林彪垮台后，随即改口说父亲“追随林彪一伙”。过去的材料站不住了，再找新的材料。专案组整人可以随意颠倒黑白。

“九一三”后的几年里，因父亲问题仍无政治结论，我自然还得做我的“二等公民”，政治上受到歧视。记得 在进厂后的头两年里，为了“要求进步”，“主动向组织靠拢”（也让自己心理平衡），写过多份入团申请，被拖了又拖，直到超龄，结果黄了。原因不说自明。在 那个“火红的年代”，出身很重要，衡量一个人，先要看“根”红不红，再看“长”得歪不歪。入党、提干、当兵、上大学，样样如此。今天看来很成问题的政审， 文革年代人们却习以为常。

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在厉行全面整顿的同时，抓紧落实干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干部 （当然是经毛泽东首肯）。5月16日这一天，父亲终于获得人身自由（仍戴着“反党性质”帽子）。直到“拨乱反正”后的1980年，经中央军委批准，才“彻底平反”。父亲本来因军报“一·一三”事件被关押审查，到头也查不出搞了什 么阴谋。专案组就说“攻击、污蔑林彪”等等（大概是指父亲为没搞阴谋辩白）。林彪倒了，又反过来说“追随林彪一伙”、“攻击、污蔑康生”等等。父亲在不清 不白中苦撑了整整十三年。我于这一年被“落实政策”回到北京。

三

 很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紧随“九一三”事件而来的“大清查”，波及到了一大批军队的中高级干部（包括军队派驻地方参加党政工作的领导）。由于吴法宪、林立果及 其“小舰队”均系空军，空军更成为清查的重点。受到林彪事件牵连的许多人，因此而改变了自己及家人的命运。

原国防科委副主任、空军副司令王秉璋的女儿告诉我，“九一三”后她父亲被隔离审查，1978年5月 关进秦城监狱。专案组反复审查的结果有两件事：一件事是“泄露国家机密”，因为在周宇驰等人乘坐的直升机上有国防科委“绝密文件”。当年，林立果、周 宇驰曾经打着“林彪”名义找过王秉璋，说“林副主席”写文章需要参阅一些国外相关科技资料。由于林立果的特殊身份，王知道他们虽是空军的人，但也替“林 办”办事，便同意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林办”提出的事，谁能不“同意”？）文件资料涉及内容是当时从国外翻译过来的有关科技动态和科研成果。另一件是 “外汇”问题。因林彪身体不好，国防科委为林批过外汇（科委有外汇额度），用于购买运动保健器材。其中一笔是王秉璋亲笔签字，后来没有使用，另一笔是别人 冒签。至于其它批出去的，王根本不知道。

在亚非学生疗养院隔离审查的几年中，不只一任的专案组组长曾对王秉璋明确说:“你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与林彪事件没有牵连，就等着出去吧，分配工作，很可能官复原职。”

1981年7月 王秉璋被放出“秦城”，结束了将近十年的隔离、监禁生活，回家等待结论。

不久，总政副主任甘渭汉代表韦国清主任向王秉璋传达了组织的意见：“你的问题已核查清楚。……不属于参与林彪反革命阴谋活动的范畴；你有病，要尽快到301医院查体治病，准备接受新的工作。……”

王的女儿回忆说，父亲按照总政领导的安排，入住301医院检查身体。有一次在病房走廊遇到黄克诚，黄说，“你的问题已核查清楚，同林彪反革命集团不存在政治 上、组织上的牵连。”并叮嘱他：会有人同你谈话的，谈话时要冷静。

无论是专案组，还是总政领导，还是黄老讲的，都是一个意思：王秉璋确实与“林彪的阴谋活动”无关。

让王秉璋意想不到的是，他最终等来的竟是一纸刑事“免予起诉决定书”。 1982年1月， 总政保卫部向军事检察院提请对王秉璋“免予起诉”的建议，认为王虽犯有“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玩忽职守罪”，但属“情节较轻”,可不起诉。

对于这个结果，王表示“免予起诉决定书”中所述罪行不属实，要求复查。之后他在有生的二十几年中多次上 书申诉，但没有一次得到答复，就这样被长期挂了起来。

2005年9月 王秉璋去世。王的子女就后事处理向组织提出了书面意见：希望组织尽快妥善、公正地办理父亲后事，还他老红军、老党员和合法公民的身份；由组织办理告别仪式；在 有关报上刊登去世消息等。

此后，有关方面通知家属：不以组织名义开追悼会、不准穿军装、不登报、不发生平等多个不准。几年来，子 女多次向有关单位提出请求，一直未能实现以组织的名义办理老父亲告别仪式的愿望。

子女们在书面意见中强调，王秉璋参加红军后一生从未离开过部队，担任七机部长时也是以空军第一副司令兼 之，直至去世都是以军官证（现在保留的是1998年10月 颁发的现役军人军官证）作为身份证明。在组织从没有让他办理退役手续的情况下，不承认他有军籍，也没办户籍，又拿不出20年来他行使合法公民权（如他参加人大选举）的证据，有关管理机关称王秉璋属他们代管，但又说不出主管单 位，使他失去归属、成了无身份的“黑人”。不仅不合情理，还出现了“人权”问题。

因王秉璋事件复杂，一时不能解决政治结论问题，子女也能理解，但仍希望组织上尽快办理后事，并在办理后 事以后，尽早做出实事求是的政治结论。

子女们的反映始终没得到答复。老将军的遗体至今还停放在医院的冷藏室里，引起人们关注和议论。

我另一位熟识的朋友，他父亲是空军前副司令员曾国华。林彪事件后，即被立案审查。1978年6月， 专案组做出“上了林彪贼船，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审查结论。1982年6月，前面的结论经“复议修改”，变成“犯了严重政治错误”。（本人1978年1月 已病故，没能见到自己的结论。骨灰则被作了从大军区副职连降三级的处理，允许存放八宝山革命公墓。）错误的性质似乎变了，“上贼船”这条没有了，“方向路 线”也不见了，但保留下来的“政治错误”仍有四、五条之多，且条条“严重”。朋友说，要是没有中央当时的复议政策，父亲“上贼船”这事儿恐怕永远都说不 清，岂不是再也无望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  

这位朋友说，不仅他父亲本人受到直接牵连，而且连累了全家。“不光是我们家里人，就连父亲当年的秘书和 公务员，最后也都被赶出了部队，这不是搞株连九族吗！”说这话时，他很忿忿。

据《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披露：当年因“九一三”事件受到牵连的，仅军职以上干部 就有一千多人。

四

历史匆匆走过了四十年。今天人们谈论起林彪事件，已不像过去那样敏感和避讳。在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中， 林彪已被允许作为正面人物露面，军博展览中他甚至可以按原来的元帅排序赫然亮相。官方调门似乎也不再那么高了，从“林陈反党集团”到“林、江反革命集团” 到“林彪集团”（民间干脆使用“林彪事件”这种中性语言）。在这些微妙的变化后面，人们好像看到了历史的进步。

降调的处理，似乎意味着那段历史在被淡化。但是，“九一三”这个惊天动地的事件，那段撼人心魄的历史， 在人们记忆深处，长久挥之不去。

四十年后，重新回顾和评说“九一三”事件，人们注意到民间研究中出现了对当年官方说辞质疑、甚至直接相 抵牾的说法，人们也不再把官方解释当作足以令人信服的惟一凭据。

文革史专家王年一说：“虽然‘九一三’事件披露了很多材料，但关键的材料缺失，加上大量伪造的材料，使 ‘九一三’事件的很多结论是错误的。”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一书的作者舒云，更是对“九一三”中存在的大量疑点提出质疑，通过对近百名当事 人、目击者的采访、调查，对这一事件做出了“颠覆性的总结”。

“九一三”事件绝非孤立存在于世，而是与文化大革命“剪不断，理还乱”，是文革产下的“怪胎”，是毛泽 东长期、全面推行左的路线产生的最为严重的政治恶果，也使林彪制造的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由“顶峰”摔向“粉碎”（毛说过，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毛泽东“需要一点个人崇拜”，林彪便倾全力助之，推向了极致。那么，到底是谁在“利用”，又是谁“被利用”了呢？账怎么能都记到一个人头上？这显然不是实 事求是。

   “九一三”事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深刻触及和影响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特别是对一代青年破除 迷信、独立思考、反思文革、摆脱思想束缚，具有先导的启蒙意义。同时也奠定了民众“四五”运动、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广泛群众基础，从而改变了中国后 来的政局走向和历史进程。

   王年一曾经说过这样一段令人警醒的话：“不要把林彪事件小看了，不要以为这只是林彪一家和黄、吴、李、 邱四家的事，它涉及到空军、总参、广州军区、‘四野’，涉及到我们对毛泽东的了解，涉及到我们对专制独裁体制的认识。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中共有利，对人民 有益。”

还历史一个真面目。这也许就是四十年来人们始终还在关注、探寻“九一三”事件全部真相的根本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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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省委秘书记忆中的“九一三”

周孜仁

    周孜仁，自由职业者，作家。“九一三”事件发生时26岁，是中共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办公室（即后来的省委办公厅）二处秘书。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在云南省委办公厅秘书二处作秘书。

    14日一早，周恩来就用保密电话亲自向各省最高长官通报了情况。云南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政委周兴也接到了同 样的电话，总理通报了情况后，要求马上下令云南陆军接管所有空军控制的机场。

周兴向省委领导转报的情况是这样的：

    总理告诉他说：“人跑了。”

    周兴问：“谁跑了？”

    总理答：“就是做报告那个人。”总理的潜台词是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上做报告那个人，不用说就是林彪 了。但他不把事情点透。

    周兴的政治想象力一时短路，还难以延伸得那么远，于是又问：“哪个做报告的人？”

    总理继续提醒：“就是你批判的那个人！”

    周兴想了想，那一年他批判的最大名人，不就是陈伯达吗？那年春上，按中央“批陈整风”的统一部署，昆明 军区和云南省委召开了一次“批陈整风”会议。3月4日，第一书记周兴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讲，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政治骗子”、“假马列”大张挞伐。讲话 高屋建瓴、旁征博引，既有滔滔宏论，又有实际操作，效果好极了。讲稿一经上报中央，伟大领袖看了，欣然批示：“很好，照发”。这个讲稿一下子变成了中共中 央“中发（1971）37号”、“批陈整风”的指导性文件，下发全国学习之。1971年周兴的个人记忆，这件事肯定最为深刻。

    “喔……”周兴终于回答，“明白了明白了。”

    其实他什么也没明白。周恩来要说的，应该是指周兴批判的那个人背后的人，但这有点像玩“脑筋急转弯”游 戏，弯子绕得有点大。

周兴放下电话——他后来说——只感觉一头雾水。陈伯达一介书生，和军队全不沾边，和空军更不沾边，他跑 了，干嘛要兴师动众，调兵遣将，让陆军接管机场？当时要他把事情联系到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副统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想象力和胆量一时都无法 到位。只是，几十年的政治斗争经验确又暗暗提醒，非常时期，应该有非常思维呢。他不能不将猜测的触角小心翼翼伸向林彪。

    那时云南省正开着两个全省性的重要会议，一个是军区的所谓“政治边防”工作会；一个是全省教育工作会， 而且会议结束都要周兴政委前去发表讲话。“政治边防”会议，办公厅二处派出刘连清（文革前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的秘书）为周兴的讲话主笔；教育工作 会，则派我与会调研（想不起主笔为谁了。好像是前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将军的秘书甫汉吧？甫时任办公厅副主任）。总之，这件事确实给周兴出了个大难题。那年 月讲话，动辄就毛主席怎么怎么指示，接着照例又林副主席怎么怎么指示，如果真是林彪出事，且总理还亲自打了招呼，你还在讲话里口口声声林副主席怎么着，不 是严重政治问题吗？尤其是所谓“政治边防”，这正是林彪首倡的口号，开这样的专题会议，反复阐述林彪的指示的重要性，无论如何是难以回避的。

    时间是9月15日，“政治边防”工作会面临闭幕，周兴的讲话必须马上定稿。那天他来了我们办公室，先是让刘秘书把草稿给 他审看。他左看右看，什么意见也没提，最后只一本正经地提醒道：

    “你们引用林副主席这些语录，都校对过了吗？如果拿不稳的，就省掉吧！”

    “都反复校过了！”刘的回答非常肯定，“没错的！”

    周兴犹豫，出得门去，片刻又推门进来。“那么——”他又交代：“你们再看看稿子。要注意：引用主席语录 和林副主席语录，数量和比例一定要掌握好。”片刻，又说：“林副主席的数量不能超过主席啊！”

    “没超过。没超过的！”办事认真的刘秘回答永远肯定，“我们逐条计算过了。”

    “那好。那好……”周兴终于退出门外了。

    我们正狐疑这老头儿今天到底怎么啦，周兴第三次又推门进来了。这一次他什么也不再问，直截了当宣布： “这个稿子我看，行了，到时候照念就是。只是——把林副主席的语录再稍微减少一点，行不行？记住，就这样！”刘秘一头雾水了，忙说行的行的。

大约20日前后，一位中央钦派的机要员终于来到省委一号大院，敲响了周兴的院门。那时全中国的飞机都全部禁航， 机要员是坐火车来的——当时北京到昆明需要三天两夜——周兴正重病卧床，秘书问北京来人能否代收？对方说不行，必须本人签收。北京来人遂直接被领来病床前 把文件交给了周兴本人。这就是9月18日发出的中共中央1971（79）号文件。文件一开头就赫然一段：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 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从文革开始后，特别是“满怀激情迎九大”以来的造神狂热中，八亿中国人每天用宗教仪式恭祝毛泽东万寿无 疆，同时都需恭祝副统帅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九大”通过的所谓对国际共运具有历史性贡献的“新党章”里，林彪还被正式册封为钦定的最高领袖接 班人，如此显赫的准神，突然制造出这些只该出现在侦探小说中的震撼故事，已经不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了。

谁也无法知道作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周兴当时的心情。

作为核心机构的工作人员，我们继续蒙在鼓里，只是种种蜘丝马迹让我们不能不小心翼翼地猜测遥远的宫闱背 后可能出现的巨大异动。21日，我在云南饭店参加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在那天的《云南日报》上，我发现了一个鲜为外人关注的细节：那 是转载《解放军报》的大块文章，占据了云报整整一版，题目大约是关于庆祝国庆22周年的宣传提纲。我在文章末尾发现了一句口号：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如何如 何。这类口号当时司空见惯，大家早就说得顺口溜溜。问题是，那些年的标准版本应该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权威新闻 文稿，偏偏把这个“为副”给漏掉了？需知，这疏漏可是绝对不应该、也绝对不能马虎大意的、重大的政治错误！

我马上找来《解放军报》查看原文：呀！没错，照样是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如何如何！照样 没有“林副主席为副”！看来这绝对不是编辑和印刷环节出了疏漏，确是林本人一定出了什么问题。那年月，高级干部今天顺风，明日翻船这类事并不足怪，问题是 林彪：毛花了那么大代价、甚至不惜诛杀无数和他同创江山的开国重臣、不惜把全中国的经济推向崩溃而死力推上“太子”位的“亲密战友”，他翻了船，肯定事非 一般了。

开会期间和我同居一室的《云南日报》资深记者韩曙光，胡须络腮，挺厚道的中年人，为调研教育方面的事 情，我们曾多次合作。那晚都躺上床了，我憋不住悄悄向他说起那句残缺不全的口号——我没有说我所猜测的背后潜台词，不料，他说他也发现了，他也暗觉蹊跷， 二人心知肚明，都到此为止，心怀狐疑睡觉。但睡不着，我过一会又若无其事提醒，说我原在边疆保山搞新闻，每到节日前夕，新华社总会把毛主席的标准像、及他 和“亲密战友”林彪的合影照制成塑料胶版提前寄来（那时没有传真之类的新闻传输手段），你们《云南日报》是否也如此？他说是的，通过其他方式传来的照片制 出版来效果不好，他们也是提前收新华社邮寄的塑胶版。我趁机怂恿，说你回去打听打听如何，看今年的标准相胶板寄来没有？他说好。

我们像两个道行高深的僧人云里雾里地说禅论经，最后，谁都没敢把事情点破，而谁都知道对方想说什么。

老韩是个办事认真的人，那几天他每从报社回来，都会向我通报他打听的新情况，而每次的新情况都一样：领 袖像及领袖与“亲密战友”的合影像没有寄来。

国庆越来越近，按照常规，胶板再不寄到已来不及了。接下来又一个信息给我们本已十分敏感的心发来新的证 据：中央正式通知，以后（其实首先是今年）国庆庆典方式实施改革，不再举行大规模群众大会和广场游行，我的第一反应非常肯定：林彪出事了！北京此举，显然 是要回避“副统帅”缺席的尴尬！

我和韩预感的凶信每日都在进展。我和朋友们仿佛都等待灾难降临，我们急于证实却无法证实，甚至向任何人 求证本身就是灾难。

某日晚，会议没有活动，我女友来饭店找我，我就陪她一道去市街散心。云南饭店位于昆明东西轴线东风路， 两边排列着昆明的著名大楼和商铺饭店。云南饭店是省政府的接待机构，出去不远便是昆明市政府的接待点春城饭店，饭店楼下有一照相馆（好像就叫“春城照相 馆”吧，记不起了），很大的。那一年央级杂志《人民画报》7月号是江青的专辑。最好的摄影器材和最蹩脚的技巧在这位第一夫人的作品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春城照相馆的 经理肯定是个喜欢赶时髦的家伙，他把这期画报上的蹩脚作品全都翻拍得很大放在橱窗里兜揽顾客。那期画报最让人震撼的就是“林副主席学毛选”：副统帅以发毛 稀疏的秃瓢出镜。老百姓平时能看到的副统帅林彪的所有官方照都戴帽子，一旦亮出光头自然特别招风，又特别逗人发笑（这样的照片如不是出自第一夫人而是出自 任一普通老百姓，绝对立马打成丑化领袖形象的“现行反革命”）。还有，自打文革开始，老百姓对于弱不禁风、脸色苍白、手里总是粘着一本语录本有气无力摇 着、跟屁虫一样在毛后面喊“万岁”的家伙从来就没好印象。他的湖北普通话沙哑还有点声嘶力竭，听起来特别刺耳，简直让人恶心。1971年国庆前夕的那个晚上，我和女友在东风路上远远看见照相馆橱窗前有一大堆人围观，上前去远远看了一眼就 退了出来。我小心指了指，说：“这个人可能出事了……”不料我未来的老婆大吃一惊，旋即警告我，说一句：“你，反革命！”我无奈地笑笑，立马将话题刹车， 只说，你不信算啦。

很快，记不起是国庆前还是国庆后，有一天，和我同处一办公室的涂晓雷（云南造反派“八二三”派头号“笔杆子”，时任中共云南省核心小组办公室秘书）把我拉到花园里，异常兴奋地向我宣布：你知道吧，林彪真的这个了：“麦格”！“麦格”好像是什么抗日 电影里日本鬼子说的话。经常被老百姓用来开玩笑的鬼子语言还有：“米西米西的”、“死了死了的”、“大大的好”等等。在我的知识里，“米西”好像是 “吃”、“麦格”的意思好像是“死”。涂晓雷说话间，还非常得意地模仿日本军国主义电影《山本五十六》里山本大将的动作：他的座机被美军击中瞬间，手按军 刀，沉着赴死。接着，涂快活地哈哈大笑。涂晓雷所属“云南八二三”派长期与“二野”为主的昆明军人交好，对于调来云南“掺沙子”的林彪嫡系“四野”铁军五 十四军一直心怀耿耿，“四野”大佬林彪出事他们当然高兴。涂的铁哥儿们、“八二三”派一号大佬黄兆琪当时已荣任省委常委，按照中共中央1971（79）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党叛国问题”“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的精神，黄肯定 是知道真相了，而涂所知道的情况，也就自然有其来历了。

多日的猜测和忧虑终于尘埃落定。我心里早有准备，消息得到证实，我似乎已毫无惊讶，而是大大地松了一口 气。

虽然我原在的重庆八一五派和四野铁军关系不错，但实事求是地说，我对林彪本人却长期没好感，不为别的， 就那一幅马屁精模样，还有造神年代他的种种过分夸张的言论举止，总是让人反感，甚至他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那声嘶力竭的音调，也是谁听了谁恶心。我 上大三时正遇中共和苏共翻脸，双方大打口水仗。这场所谓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命运的论战中，中方最为得意之作、且是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文风的，就是九篇 批判所谓苏共的“公开信”的大块文章，简称“九评”。记得1963年至1964年间发表的中共“九评”的最后一评中就专门说到了接班人问题，大学生们都认认真真学习过的，文章揭露对 斯大林掘墓焚尸的赫鲁晓夫，当年正是以吹捧斯大林而爬上台的。文中引用赫吹捧暴君的话确实非常肉麻，“伟大”“英明”自不必说，最尖端 的，公然是说斯大林胜似他的“生身父亲”！年轻单纯的学生娃娃对这类马屁精政客的厌恶肯定是刻骨铭心的。谁知时间才过三年，林彪对于毛泽东的吹捧，便让赫 鲁晓夫的拍马术相形见绌。不仅仅是肉麻，他完全把中世纪的宗教用语、咒语、妄语……还有宗教仪式一股脑儿搬了过来。什么“最高最活”、什么“顶峰”、什么 “一句顶一万句”、什么“九大行星围绕红太阳转”……新提法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一句比一句夸张，一句比一句绝对，一句比一句可笑。而据说可以“洞察一切”、成天就担心赫鲁晓夫事件在他身后悲剧重演 的毛泽东，公然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一切，公然还说什么：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事情过 了5 年后的1970年，毛泽东再次和美国作家斯诺会见时，仍毫不讳言个人崇拜，这就实在让人费解了。只是当时，毛泽东在国 人心中早已固化成了神，大家的反感和不舒服，明里暗里，也绝对不会指向接受吹捧的他而只会指向吹捧者。我一位同学叫杨宪腾的，现在是美籍华人了，文革闹得 最为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就公开说了，林彪倒吊眉毛，尖嘴猴腮的，一看就像个奸臣，就为这个，毕业时被进行政治审查，最后弄去张家口一个煤矿当了工人。

根据文件精神：“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 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并望切实注意严格保密。”事虽如此，省委办公厅的秘书们因工作关系，多少也享受一些特殊待 遇，比较早地知道了真相。

事情又不知过了几月几日，文件终于传达到了普通老百姓。我的一个校友叫刘昌文的，当时在云南当兵，回四 川内江农村探亲后归队路过昆明，他对我介绍了他们家乡农村传达的情况细节：那天，生产队会议室由荷枪实弹的民兵把守。传达前先宣布纪律，所有人等，必须一 字一句认真听来，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左顾右盼，特别强调妇女社员不得带娃娃，不准打毛线、衲鞋底，还有不准如何如何，然后才开始念文件。农民对于宫廷纠 葛、路线斗争本来就稀里糊涂，气氛一紧张，又不准问，文件所言何事更加稀里糊涂了。回得家来，长辈一本正经问我同学：莽子（刘同学的小名），北京到底出什 么事了？咋搞得紧张兮兮的？莽子问，你们到底传达了些啥啊？回答，说是林副主席带了妻子一群（妻子叶群），坐三撮箕（三叉戟），在蒙古被瘟猪儿干（温都尔 汗）了。听到这儿，刘昌文哈哈大笑。我们听了刘的介绍，也哈哈大笑。

    谁说苦难年代老百姓只能愁眉苦脸呢？他们也有他们的快乐：尤其那些自称代表老百姓利益的权贵愁眉苦脸的 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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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小道消息：“林彪出事了”

赵之洪

赵之洪，退休金领取者。“九一三”事件发生时20岁出头，是北京四中1968届 毕业生，因身体残疾而未下乡，暂时留校等待安排。

    “九一三事变”的发 生，对中国的政治格局、社会结构、历史进程及每个人心灵的撞击，无须我在这里赘言。然其自身的云谲波诡，仍如一团乱麻和迷雾，至今没有得到令人（起码是我 本人）信服的梳理和破解。我想，这个历史的重任，恐怕只能寄希望于当代人的下一代甚至下N代的努力了。

有人说，40年前的往事恍如隔世，难以追记，似乎也懒得追忆。我亦以为往事的确恍如隔世，却又觉得像是发生在昨天， 历历在目，而且难以释怀。我当然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对当年“九一三事变”及林彪其人其事做出科学、严谨、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但可以在40年后的今天，追记我这个社会边缘人是如何在较早的时间，从身边流传的小道消息和扑朔迷离的蛛丝马迹中得 知“林彪出事了”的前前后后，或许能够为研究文革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态、社会心理的学人、思考者及爱好者，提供一份“流水账”式的资料。

——题记

1971年9月下旬时，我还是北京四中“老泡儿”中的一员。

何谓“老泡儿”？

从1968年开始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有限量的厂矿招工及部队征兵，让京城各中学文革前入学的“老三届”和 文革中入学的六九届毕业生基本走光。剩下的毕业生，或由于本人身体伤病残，或由于家中老人年迈需要照顾，上山下乡有诸多困难，而成为待分配的“老生”，也 被低年级同学谑称为“老泡儿”（大概是老泡在北京不走之意吧）。这是一个说是学生，又已毕业；说是毕业，学籍档案又都在学校的特殊年代的边缘群体，在北京 四中约有百十号人。我因自幼腿疾，行走不便，自然忝列其中。闲来无事，承蒙有关老师的信任，邀我到学校图书馆帮忙，我乐得既干活儿又 看书，欣然应允。于是我在图书馆一直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义工）到1974年夏离校就业。

记得1971年9月，暑假后的开学之初，学生们即停课练队，准备国庆22周年的天安门游行。大约是十几号，眼看就要彩排了，忽然有领导宣布：“接到指示，今年庆祝十一不游行 了……毛主席说了，国庆游行太浪费，劳民伤财，不要搞了嘛。”这个“游行劳民伤财说”究竟是不是 “最高指示”，现已无可考。不过取消持续了20多年的国庆游行，的确令很多人不能理解。当然，不理解也是要坚决执行的，各学校的练队戛然而止，恢复上 课。

过了几天，好像是20号。我正在图书馆登记卡片，一位校领导（后来调走，其姓名已记不起来）进来翻报纸，随便搭讪几句。他无 意中瞥见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两张毛泽东和林彪一起检阅红卫兵的邮票，沉吟片刻，对图书馆老师说：“这两张邮票别在这儿压着了，收起来吧。”老师不解。校 领导又说：“林副主席很谦虚，最近指示不要宣传他个人。上边传达把林副主席的照片、题词都收起来，不要再挂了。”

三天后，一个在部队文工团工作的小学同学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为迎接国庆，他们团排演了一台歌舞晚会， 其中演唱一首歌，歌中唱道：“一轮红日照海疆，林副统帅题词闪金光。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日前总政审查时，非要拿掉这首歌不可。我纳 闷：“电台不一直在播嘛，是你们唱的不行吧？”她狡黠地眨眨眼：“你注意一下，现在还听得见吗？”似乎话里有话，另有隐情。

毛主席“反浪费”，林副主席“很谦虚”，都是那样地自然而在理，除了觉得一张小小邮票都不让放有点小题 大做外，我还感佩于毛、林二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哩。然而，歌颂林副统帅的歌曲被拿掉，各单位又惟恐不及地一窝蜂撤下林彪像和题词，甚至《毛主席语录》 卷首林题“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也被告之“最好撕下”，却让我心头掠过一丝疑云。连续几天接踵而至的变故和消息，终于构成一个谜团，在脑中萦 绕。我朦胧地感到，中央高层是不是又有事了？            

四中有个凌石军老师，精通日语、俄语。我和他很熟，经常聊聊天。凌老师有一台当 时觉得相当高级的日产带短波的半导体收音机，晚上常用它收听日本NHK的新闻广播。这个秘密是我到他家借书时，他向我透露的。我们聊天的主要内容也是日本广播中所报道的中国 社会情况。在国内媒体终日营造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氛围中，这些被称为“小道消息”的只言片语令人眼界大开。小道消息在民间的传播，被官方指斥为“传谣”，乃文革期间中国社会的一大奇 观。其主要兴奋点是中央高层的人事变动，所谓谁“上来了”，谁“下来了”，谁又“出来了”，不一而足。文革动荡，官方宣称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大民 主”，但从“彭罗陆杨”到“刘邓陶”，从“王关戚”到“杨余傅”，再到陈伯达，一个个“战役”外加一个个“回合”，一批批打倒复一批批“解放”。而被冠之 以“革命群众”的老百姓，只有事后声讨的资格，没有事先知情的权利。“关心国家大事”的老百姓厌烦两报一刊的鼓噪和中央文件的说教，总被印证的小道消息自 然而然地应运而生。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十几岁中学生，普遍倾注着浓厚的兴趣，传播之快，流布之广，均难以想象。其来源一部分是高层人士及其亲朋有意无意的 散布，而主流则是海外媒体的报道，俗称“出口转内销”。此风直到1989年的春夏之交仍在延续，据官方主流报刊记者的记述，那一阵带短波收音机的销售竟成“井喷”之势。

那天，凌老师又到图书馆看书。我凑过去，悄悄将几天来心头的“疑 云”和盘托出。他边听边点头，神情凝重地伸出两个手指头，嘴里念叨着：“木……木……”。见我不得要领，他又在小纸片上匆忙写下：“二号、林”同时向下一 挥手……此处无声胜有声，像是一声惊雷，震得我顿然“开窍”——林彪出事了！

当晚，一个在交通部政治部有个职位的亲戚来我家。说话间我向他求证林彪出事的真实性。起初他欲言又止， 显然“党性”、“纪律”等原则在让他缄口。犹豫片刻，听到他嘴里嘣出断断续续的几段话：“中央文件已经下来了”，“这个人已经死了”，“想往苏联跑，飞机 折下来爆炸”，“老婆儿子全完了”——我忙问这是为什么？回答是语焉不详的“想谋害毛主席”，“搞政变”。

我在惊愕、惶恐、疑虑中彻夜失眠，实在弄不明白“亲密战友”怎么会“谋害毛主席”；党章和宪法确立的接 班人怎么会急不可耐地“搞政变”？同时又有一股冲动，如此爆炸性的新闻得赶快告诉别的同学。

次日上午，“老泡儿”们例行学习社论的聚会完毕，我来到一个常年住校同学的宿舍，这儿也是要好的同学们 闲聊交流各色信息或小道消息的地方。我把这几天关于“二木”的传闻告诉在座的几位。当时的反响自不必多说，相信所有亲历者对惊闻“九一三事变”时的心底纠 结及周围众生相都会记忆犹新。

不想一宿之后的早晨，校革委会副主任康辑元叫我去一趟办公室。康是“三八”（泛指1938年前后参加革命）老干部，资历不浅，文革前任校党支部委员兼主管总务的副校长，大家习惯地称其“康校 长”，一直延续到文革中也无人改口称其“康主任”。此公解放后一直在文教口工作，是校领导中唯一一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未受到任何冲击，甚至质疑的领导干 部，个中原因不得而知，我以为堪称奇迹。

办公室内没有别人，康校长脸色平静，开门见山地问我最近是不是听到“中央的一件事”。我立刻明白了他的 意思，也察觉到有人打了“小报告”，别无退路，我点头称是。接着的问题就是“谁告诉你的”。按当时流行也是颇为滑稽的应答是“在公共厕所蹲着时，听到墙那 边如厕之人的议论”。此说一利自己脱身，二免得给别人找麻烦。我觉得既然中央文件已经传达，此事大概不是谣言，便如实相告听亲戚说的。康点点头，显然无意 再深究消息来源，又问我都告诉谁了。我说在同学宿舍说过。

后来，我知道了，是李某，一位60年代初的留校生举报了我。清理阶级队伍时，他是专案组成员，当时仍在负责专案审查的扫尾工作。他住的教 工宿舍就在我们闲聊之处的隔壁。真乃隔墙有耳，防不胜防。40年前，阶级斗争这根弦就是这样紧绷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处处都有警惕的眼睛和耳朵。我很庆幸自己对康校 长的实话实说。

康校长可能认为我的确老实，也没再追问我对此事的看法，转而严肃地说：“这个事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只 想跟你说，咱们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个事是真的，那么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传来传去，会有什么结果？中央的每件事都有毛主席的安排，你这不是扰乱人心，干扰毛 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吗？你说是不是？”

“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帽子虽然扣将过来，但我心里倒有了底。康校长的口气分明透着我并没有造谣 污蔑、恶毒攻击的意思。我想，按康的干部级别，即便还没有听到关于“二木”事件中央文件的正式传达，肯定也闻到某些风声。他找我谈话也许是出于老革命的原 则性和责任心，维护中央的权威？也许是出于善意，怕我信口开河，再捅出大漏子？我从忐忑中平静下来，心想也用不着虚与委蛇了，干脆把这几天的真实想法告诉 他。

我说：“我怎敢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退一万步讲，假如这个事是真的，大伙儿奔走相告，这不正是毛 主席所希望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嘛！回想十二年前的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出事了，那时候普通群众谁知道？当然也没有什么传言。我还是两年后从在军区的舅舅那 儿知道个大概。当时他家有一本《保卫延安》，我急着想借走，他嘱咐只能自己看，千万别外传，说书里歌颂的彭司令犯了错误，所以这本书也不让看了。后来文化 大革命批《海瑞罢官》，批彭德怀，庐山会议的事才公之于众。从1959年到1971年，革命群众变得这样关注党中央的变动，我觉得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成果，群众真的发动起来了……”

康校长专心地听我说，没插一句嘴，表现出特有的城府。但从其表情来看，显然不能苟同。等我说完了，他干 咳一下，说：“你有你的看法，能说出来就好，我也不跟你辩论……形势很复杂，很多情况你并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一定要听中央的。你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 炼，可还是太年轻。很多时候不要听风就是雨，静下心来沉稳沉稳再说，好不好？”继而严肃地叮嘱道：“那事千万别再跟别人说了！”

我答应着“不说了，不说了”，退出门去……

10月下旬，当关于“九一三事变”的中央文件要传达到基层时，林彪折戟沉沙已是路人皆知。可见我虽然承诺 “不说了”，但任谁也堵不住群众的嘴，这一爆炸性的小道消息依然不胫而走。

我从正式传达的中央文件的附件中，进一步得知还有一份“571工程纪要”，可弄不清其内容究竟是林彪授意的，还是林立果所想的。我还得知，敢情1966年文革初起，毛泽东从湖南滴水洞给江青写信，就对林彪5月讲话中大谈历朝历代的政变心存疑虑，颇不以为然。我还被告知，江青对“既然如此为何还要选林彪为接班 人”的疑问有这样的解释：“（林彪一伙）有一个暴露的过程，我们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我以为，斯言不谬。无论从哲学的实践论、认识论，还是从政治权谋来 说，都有其特定的道理。江青（党中央？）为维护中共和毛泽东的权威，抑或是起码的面子，煞费苦心铺了个还算说得过去的台阶。可不久，不知幕后怎样一番策 划，报刊上又连篇累牍地暴揭林彪老底，什么井冈山时期，他就散布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言论；什么辽沈战役时期，他拒不执行毛主席攻打四平的部署而 贻误战机——简直令人啼笑皆非，策划者自以为得计，真拿关心国家大事的芸芸众生当傻B了。

还有一个小插曲，传达关于“九一三事变”的中央文件时，我看到康校长也坐在后面。散会后我和他走了个对 脸，他表情极不自然，似欲言又止，急忙转身匆匆而去，我也就知趣地没打招呼。如今步入花甲追忆往事，忽觉40年前自己实在是年轻气盛，口无遮拦，回应康校长时的言辞和态度未免有些不厚道。唉……

此文匆匆写完后，笔者又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确认“九一三事变”后，官方“大道消息”的发布过程是：同 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9月18日通知的范围的通知，要求将9月18日通知传达到地、师以上党委。同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决定在10月中旬，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等。同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传达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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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我的“九一三”记忆很平淡

邓伍文

邓伍文，资深媒体人。“九一三”事件发生时19岁，是刚入伍不久的解放军福州部队新兵。

我的“九一三”记忆很平淡，得费力去回忆曾经的点滴。

那年2月，我过了18岁，离开下放插队的农村参军。如果是公开的征兵，我绝不可能应征。身体瘦弱不讲，政审也不可能通过，因 为我父亲是“走资派”，还背着“自杀未遂”的“叛党罪行”没做结论呢。他多年低头认罪，老老实实不叫冤，“干校”才表示出一丝松动，宣布他可以参加革命群 众的活动。父亲这才敢联系在部队的亲戚，试探性地提到孩子想当兵，人家是一级首长，很爽快地批准了我和哥哥同时参军。当年，走后门参军很时髦，我们那个生 产大队的城市知识青年有二三十人，连我共有三人是靠这条路跳出农村的；我中学一班同学里，有七八个是这样当兵的。

我们部队在福州，参军没几周，全班新兵集训报务，向南转移到泉州那边，大约在8月底或9月初回到福州。回来一看，营区空空，搞战备拉练，全连都拉到正对金门的前线去了。我们立刻变成临时的 “留守兵”。

留守营区，活动多在室外。一是站岗密度大，白天夜里轮着转，同时又代为照看各个班、台（电台）的菜地， 早晚锄草带浇水。营区在山边，向南很开阔，西边远远的就有个机场。相比泉州的宁静，福州的天空热闹多了，飞来飞去都是军用机。民航绝迹——地处“福建前 线”，根本没它的航线。刚充当留守时，飞机轰鸣而过，还抬头看几眼，没几天就不太注意了。自从8月16日公布了基辛格秘密来华的消息，随后布置加强战备，都会提到中美关系，提到“蒋匪帮”不甘心。“十一”不 搞游行庆典，哪知道是北京出了大事，只相信是“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

隔了个把月，传达“林彪反党”的文件，才回想起早就看不见飞机了，一个个还瞎议论，到底何时开始禁飞 的。

正式传达中央文件时，听到“林彪叛党”，个个士兵大吃一惊，而干部已先传达了，他们对战士保密，口风一 丝未露，哪怕最信得过的战士，没有一个先于传达得知消息。军人守纪律，可见一斑。

传达时，首长逐字逐句念完整套文件，讲解透了，才布置相关事宜，特别提到评比“四好连队”、“五好战 士”的事。自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年年搞评比，成了部队常规大事，许多军营歌曲都大唱特唱，突出这种评比。每年的上半年是“初评”，下半年就“总 评”，以总评为定评，评上的发奖状、戴大红花、给家里报喜。这一年的下半年怎么个评法，应由中央军委决定。起初，部队的首长说得模棱两可，基层干部战士一 时弄不清是继续评还是不评。上半年的初评我落了空，心里的“小九九”早就琢磨年底总评后如何写家信汇报。那年头，来往通信，家人、亲友、同学之间，几乎没 有不提“五好战士”四个字的，人家要问，要鼓励你争当，你得说实话，当上了没有。离家离校离乡后的表现如何，就看有无这一“光环”了。“九一三”后连续几 次传达中央文件，终于听到军委指令从此不评“四好”、“五好”了，恢复传统的评功授奖，心里反倒踏实了。回想起来，“九一三”无形中替我们这类人松了绑。

转眼到了年底，按常规，年年冬季征兵，要有新兵入伍，要准备老兵退伍。可那一年全停了。这事本来与我个 人无关，可我老想着弟弟。当初我们一家三兄弟一起奔来，我和哥哥参了军，人家拍胸脯答应好了，让弟弟再等一年，满18岁，就来当兵。不但我和哥哥，我们全家都企盼让弟弟到部队锻炼锻炼，他让家里人实在太操心了。“九一 三”打乱了征兵惯例，弟弟只好老老实实呆在工厂里，最终也没当上兵。

我们福州炮司是正军级的单位，那一年正好有前后司令员交接的事。老司令员姓刘，老牌的少将，大概5月份交班上北京，去当军委炮兵的副司令了。新的司令员姓王，连个大校都不是，好像只混到中校，至多上 校，有名的“火箭干部”，越级升任大军区副参谋长的时间很短，又要来当我们的司令了。“九一三”之前，人人传说他是林彪看中的，带兵打仗有一套。没等他正 式到任，林彪出事了，他干脆不来炮兵机关露面，天天呆在大军区的老位子上。足足拖了几个月甚至年把时间，才看到他的人影。人们嘲笑他只是给林彪牵过马，连 正牌的警卫都算不上……如此云云。到任后，他一直很低调，也许他天生就是低调的人，端不出军人的架子，更无大首长的派头。总之，前后两任司令的威望，判若 天地。连我们老副司令的儿子，中学生一个，都大放厥词，压根瞧不起新来的邻居，好歹不认“司令叔叔”。而那位刘司令，前脚调进北京，后脚就遭议论纷纷：是 不是林彪线上的人？成了被关注的焦点。幸好，一阵风紧，渐渐就平静了，刘司令并没有被划进林彪那条线里。

确实，“跟人”还是“跟线”，是当年很热闹的话题。就像林彪，昨天还是“毛主席线上”的“副统帅”，才 隔一夜，冒出“另一条线”，他变成另一种人了。人的大红大黑，线的忽红忽黑，谁也说不清。刘司令奉调进京没挨整，算是幸运了。同在军委炮兵机关里，政委却 被划进林彪线内，连他的秘书也倒了大霉，隔离审查，勒令交代“黑线”问题。政委的秘书姓谢，他的独生女在我们连当话务员，我们一直有联系。直到80年代中后期，我见到谢秘书，他仍然赋闲在家，天天读闲书、读外语，军委都没有给出审查结论。十五六年被 白白耗掉了，一个人能有几个十五六年？何况是最富经验与活力的年华呢。他的女儿在我们炮司虽然没被“清除”，但性格明显改变，从此郁郁寡欢，至今更是情愿 与教友们朝夕相处，也不来参加战友们难得的聚会。

军营里批判林彪，印象最深的是前任文书的一次演讲。他姓甘，是江西景德镇地区的老高中生，所念的乐平中 学，为赣东北名校，校名由马叙伦题写。听说老文书在校时就能写能说，当过学生会头头，1968年春入伍，当年就入了党，深得连队干部信赖，到“九一三”时，早已是非提不可的干部苗子了。那年头，全 军连队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文盲、初小生很多，我就担任过连队夜校的文化教员，其实自己不过是初一都没念完的初中生。如果说初中生参军也是个宝，高中生就 是宝中宝了，更不要说名校里的尖子生了。

那时军营里的批判活动，和社会上盛行已久的批判刘少奇的大会小会一样，并无活体的批判对象到场，只是划 定题目的批判发言，批判稿几乎没有不抄报纸的。当时，传达完“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第二步，略缓时日，就组织群众性批判大会，每个分队都指定人发言。因 为林彪事件尚未见报，抄报纸没门，指定人员的发言稿都按事先布置的题目硬着头皮写，即使有政工干部过目，卖力加工，也无法将一篇篇愤怒加谩骂的大批判稿润 色到条分缕析的水平。每场发言的时间都计算过，一上午要排得满满的，才够威力。我们连队很牛，被安排发言的由两名排级干部带领一串战士，阵容可观，老文书 成了压台的角色。

批判大会就在炮司小礼堂。直属分队加上抽调来战备施工的连队，至少六七百人，塞满了小礼堂。主持会议的 首长，不断告诫“别紧张”，希望“就像平常说话一样”。可谁做得到呢，你让普通的战士上这场面，面对黑压压的人群，十有八九抖抖惚惚。坐在这样的会场里， 原本缺乏新意，我习惯“开小差”，指尖在裤腿上划来划去，练起美术字，两次被身边的指导员制止。认真听吧，就是领教干吼、空骂与乱堆辞藻，颇有点折磨神 经。抬头做观察状，几位发言者只有一人稍镇定，懂得先试试话筒，自行朝下扳扳，他个子矮，姓张，是我们连电台的报务主任。确实，其他人能把手中稿子顺利念 完就不错了，念错了重念，只要不出大岔子，别正打歪着，便大功告成。谁要念出大错闹出“反革命”笑话，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这是那年月常见的）。幸好没发 生。个别人开口不慌，结束时也赢得一片掌声。

一个上午，前后发言的都是捏着几张纸走到讲台边，主持的首长同时预报，下面请某某人做准备。满场扫一 眼，必有人攥着发言稿，低头默读呢。老文书被放在最后一个发言，他坐在后排，轮到登台了，在全场瞩目中往台前移步，那惯有的慢步似乎拖不动干瘦的身躯。以 为他该掏发言稿了，依然垂着双臂，偏侧着头，左肩略高，稍稍站定，离话筒尚有一截，忽然开口：

“林彪事件的出现，是一件坏事，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件好事，我今天的发言就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

顿时，满场开始躁动：他莫不是在脱稿演讲？

老文书平时不多说话，开口音量也不大，特点是语速平缓，虽鲜有抑扬顿挫，但字字清晰，不拖泥带水，私下 交流时会夹点小幽默、小玩笑，正规场合则注重逻辑把握。上述特点，当时我毫不清楚，以后接触多了，了解深了，才得出一二。他当天的发言，与前面各位相比， 不算长，口述时段落层次鲜明，先是肯定我党我军遭遇的是一件特大坏事，再转入必定可以变为好事，从哲学的高度讲事物的相互转化，涉及抽象的意义，便引用现 实中的事例，层层剥笋。他特别引用了一个被称为“绝好的”事例——印尼共产党代表团的“万言书”，说这份国际共运史上难得一见的好文件，就是从一件坏事转 化来的。对于满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小兵来说，什么是印尼，什么是印尼事件，苏加诺总统、艾地总书记、苏哈托将军、翁东中校……一堆洋名词，要一一做简略 介绍，大致明了即止。

讲演渐入高潮，临近收尾，逻辑中心紧扣在坏事转化为好事的“条件”上。那时论述主客观条件，自然是强调 坚信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强调革命军人的伟大信念，老文书稍稍侧了一下身子，抬手指了指背后主席台上贴着的大幅《国际歌》，提高嗓 音，放慢了语速：“还是这首歌里唱得好，‘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戛然而止时，并无肢体语言辅助，显得十分平和，不搞自我激动去诱导他人激动。

全场自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事后说过，“那可是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特别是当天值班而没有到 场聆听的人，听我转述，必有此话。并非开玩笑，不夸张地说，老文书的批判发言轰动了炮司上下，确实是我一生中听到的很难忘的一次讲演，尤其对我们连里更多 的人有意识地去自我培训讲演口才，树立了活标杆。也启发了我们几个新兵，还得要看书、动脑子。

在批判林彪的热潮中，收缴了一批“林副主席论战略战术”之类的小册子，个人不许私留。收上来的，也不烧 掉，就堆在连部库房的一角，和刘少奇的“黑修养”一样，书皮全扒了，正文内容基本完整。这些“批判材料”不久全交由我“保管”，因为我很快当了连队文书。 一有机会，我就去翻阅，别人并不知道，我也不担心被人发现，独自细细地看。只是没人讨论，也不敢作笔记，不像读其他书能有个小氛围。以至事后忘得光光了， 还自吹偷读过刘、林的禁书。

这些，都由“九一三”而来，怎么看都很平淡。“九一三”对于我一生，并无大影响。个人思想上独立思考， 还要迟几年。

2011年4月20日初稿，7月9日补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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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那个时代没有远去

马文蔚

    马文蔚，退休干部。“九一三”事件发生时31岁，是正在五七干校劳动的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文革初期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

1971年9月13日，距今40年了。一个逝去的、好像很遥远的时代。我那时不小也不老，31岁，可惜记忆也淡漠了。

那时我在内蒙干校四大队（五原）。我写此文时给一位朋友、当时的副连长老俞打长途，希望她能帮我想起些 具体事。她说当时干校正在放长假，都回呼和了。突然通知党员立刻返校传达重要文件。她是干部，要挨家去告知。到广播系统的老白同志家，他颇不以为然地说： “不就林秃子摔死了吗！”电话这头我忍不住笑了，还在“保密”阶段，这位老白真敢说。不排除有声讨“奸臣”的意味，主要还是憋在心里的不满，终于可以公开 发泄了。据老俞回忆，返回干校以后，就是传达；班、排、连、大队层层开会；表态、批判、唱《国际歌》、学理论。咱们历来是上头有病下边吃药；上面的病谁也 弄不清，而按照文件精神表态是必须的（沙叶新所谓“表态文化”）。二连有位老兄每次发言都说“气炸了肺”，会下成了笑料。

我那时不是党员，而且“有严重政治问题”，头两轮传达肯定没有我，怎么辗转听说的记不清了，反正没有 “震惊”。因为从文革开始就没几件正常的事，疑问多多。如果党章中规定的接班人、“三忠于”、“四无限”的二号人物都会叛逃，文革“成绩最大最大最大”如 何理解呢？这个党、这个国家会向何处去？人人都在想，但谁也不敢公开谈论。

林彪死了，这是一个客观现实；表述方法各有千秋。红头文件说：“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 亡”，或说“自我爆炸”，是对事件的性质作规定。说“摔死了”，最简练，贬义是明显的。能巧妙用典而颇显文采的是“折戟沉沙”，点出惨败的命运。著名画家叶浅予先生 当时关在秦城监狱，从每天仅能看到的一张党报上细抠，发现那个人不见了，怀疑有变。后来证实那人“不大健康”——“大不健康”了：“说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 的什么地方粉身碎骨，由一个革命大英雄变成了不齿于中国人民的一堆臭狗屎。”受尽侮辱的“黑画家”叶老，也有这么一天，将自己挨过的骂掷向“革命大英 雄”，痛快！邵燕祥先 生说：“1971年林彪坠机殒命，只‘健康’了五年，没有永远。”是从哲学的角度，揭示欲望和现实的差距。在语言平实而 富含深意的《干校六记》中，杨 绛先生涉及此事只有一句：“报载林彪‘嗝儿屁着凉’后”；真让人捧腹。一位饱学的南方老太太，竟 引用北方的市井谑语，轻描淡写而过，我们从中品味到的是讥讽和深度的不屑。

民间表述都是极负面的。林彪这么招恨，是因为我们深受其害。他那一套早在文革前就一波紧似一波，让人觉 得紧张、压抑、反感。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成为社会生活的纲，林彪推波助澜，把军队“突出政治”的一套做法推向全 国。军队英模成为全国民众的标杆；人人牢记、从此自残不已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就出自军队干部门合之口。1964年，林彪的“顶峰”论出炉，提倡学毛著“走捷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小红书《语录》本儿被狂 印不止，很快就人手一册或几册。1966年配合文革的发 动，林彪的极端称颂“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四个“伟大”，把领袖神化到空前的程度，用邵燕祥的话讲：“为让一个头脑取代成亿的头脑来思考打下 基础”。

阶级关系（阶级——党——领袖）统帅或取代了人与人之间各种伦理关系：“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河 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日常生活被极端政治化，一句玩笑话也能上纲为大是大非。因观点、派别不同，多少家庭夫妻反目，父子母子关系破裂；更有甚者互相告 密，欲置对方于死地。李锐和顾准的家庭“私事”多年后才为众人所知，唏嘘不已。不同派别的学生和工人组织，都喊着“誓死保卫”的口号互相厮杀，千万无辜生 命冤死在昔日同伴的手下。

“亲不亲，阶级分”，唯成分论在社会生活中闹出不少笑话，造成很多惨剧，毁掉了无数有志、有为青年的前 途。我一位同事，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是团员。一次探亲回来，火车上供饭时要问家庭成分，中途转车进小饭馆也要问；他说不了谎，只能挨饿，两天没吃东西。上 医院看病也要问“成分”，很多急需抢救的病人因成分不好而被拖延致死。家庭有问题会株连到子孙及旁系亲属，上不了大学，找不到工作。批判“老子英雄儿好 汉”的遇罗克等优秀青年被关押、遇害。

领袖神圣，与领袖有关的事也同样神圣。他的字不能随便议论，照片、塑像、像章不能轻易处置。印有领袖像 的报纸、刊物，垫在屁股底下坐是“侮辱”，不小心在上面写了字或滴上墨水，是“抹黑”；背面有字迹、划痕，举起来透着亮看，落在脸上，同样是大罪。我和四 位狱友，五人中就有三人是因此成为“现反”的。有领袖像的报纸，不能用来写大字报，不能撕，不能烧，不能卖，不能扔垃圾箱。否则一上纲都是罪过。

和领袖握过手的，或辗转被握过手的，可以多少天不洗，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圣迹”。他送的芒果被无数次转 送，摆着，供着，拿玻璃罩罩着。没人舍得吃（吃多庸俗！），烂掉为止。像章越做越大，身上别一个不够，要别满一身。别衣服上不够，要别在肉上，血流满地， 方显忠诚。

《语录》是神化毛思想的产物，也是断章取义、以利实战的“武器”。两派对峙，可大声用“语录”辩论；肯 定自己，否定对方。打砸抢、武斗、对“敌人”施以酷刑前，可宣读“语录”为自己的暴行撑腰。《语录》、像章也是资格的象征。 “黑帮”是绝不允许用的。一个人被“揪出”批斗，红卫兵会“勒令”：“把像章摘下来！”——“你也配？”近来读到一篇文章，引用了林立衡的回忆。说叶群曾 指定一名服务人员，专门负责“首长”出门时，不忘记带《语录》本儿。原来始作俑者也有一怕，自己做的套自己也得钻。

“无限”、“最最最”的文风是林彪的创造，一经推广就成了格式。开会发言、写文章、写信，开头都是语 录，还要一再“敬祝”，这一大串套话没有二百字下不来，形式主义文风盛行，经年不衰。

“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 “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保卫……”这些口号都是林氏极端化思维的产物及衍生物。用这些豪言壮语要求每一个人，久而久之形成心口不一、说假话、大话的社会性 恶习。

为表达“忠诚”，天天剪“忠”字、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不工作、不读书，大好时光都被这些形式主义 无聊做法消耗殆尽。

当年的怪相多得很，现在的年轻人想象不到、也理解不了啦。

从网上看到林彪的家人、前工作人员（亲历、知情者），和一些史学工作者，对林彪案提出质疑，希望重新审 查。现有结论，无法可信地回答那些明显的疑问。比如关键证据、写有“571工程纪要”的红皮拉链本，怎么会在林立果“黑窝”被办案人员清理完毕后76小时，才被一名普通清洁工发现呢？256号专机上最能说明问题的“黑匣子”现在何处？破译的内容是什么？质疑是有道理的。

林彪是一员猛将，曾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不朽功勋。这一点不可抹煞。现在的一些做法已向历史主义的评价 迈进了，这是一个进步。但他在“造神”运动中扮演的可耻角色，产生的恶劣影响有目共睹，代价巨大、不可挽回，这也是绝对抹不掉的。

不要以为40年过去，很遥远了，逝去的不再回来。皇权时代距今岂不更远吗？仅靠时间的流逝，难以清除旧迹。没有全民 性的反思、清算，在同样的制度下，遇适当的气候，它还会回头。不是有地方又在大唱“红歌”，还要求“人人学、人人会、人人爱”吗？且不论“红歌”的本质属 性（敏感话题），一个改革开放的社会，说是“不折腾”了，又利用公权力运动群众，把人折腾起来唱，还要强迫人人都“爱”！巴金老先生 曾说，听到样板戏就做恶梦。那时受过摧残的人谁不是呢？21世 纪了，该有点自由了。爱唱的就去唱，不要强迫别人。电视上也唱，公交车上也唱，“不想听都不行”， 与那个时代的强力政治灌输何其相似乃尔！

曾从网上看到一组“雷人”标语的照片，几乎每一条都引人大笑不止，调侃是多种含义的。其中一条写在简陋 公厕的肮脏墙壁上，字迹歪斜却清晰可辨：“严禁用党报党刊当手纸！”闻到当年的臭味儿了吧！

还有那些官话、套话，报喜不报忧，道谢、感恩、被“幸福”……

那个令人唾弃的时代虽已退到远处，但它却心有不甘地向这里窥视，伺机潜回。讥笑着我们的愚昧，考验着我 们的识别力。

从一些有关回忆中看到，林彪私下里反对文革、希望尽快结束文革，并与江青一伙格格不入，谨防他们插手军 队事务。他的公开决裂的做法也颇有战将特色、独一无二呢。果真如此，倒应对他多加一分肯定。人是复杂的，我们的认识也不能图简单。高层的事，我们不是知情 者，但应该有知情权、评论权、选择权。

好在民间意识在觉醒，在进步；也许不必太悲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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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走出恐惧

——“九一三”事件40年祭

饶瑞农

    饶瑞农，退休工程师。“九一三”事件发生时27岁，是因“思想反动”罪被“劳动教养”后又强留在劳改工厂的“就业人员”。

林彪死那年，我27岁。作为一名“解除劳教留厂就业人员”，辗转苏北两个、苏南一个劳改队后，1970年元月又被集体押送至南京第四机床厂——这也恰好是我“被留厂”的“第四”个劳改队（它的“法定名称” 是“江苏省第十一劳改队”），在铸工车间当电焊工。至于后来又历经第五、第六、第七个劳改队继续“留厂”，使自己19岁时因“思想反动”被处的“劳动教养两年”最终变成长达16年的“变相劳改”，那已是“后话”了。

所谓“留厂就业”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与另一种直言不讳的说法“留厂继续改造”交替并用——需要你 “安心留厂”时用前者，需要你“服从管教”时用后者。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就业”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些人的“法定名称”叫“厂员”而不是“职工”，相 互不能称“同志”而只能叫“同厂”。尽管从法律上讲我们都已恢复了“公民权”，但与同厂犯人的区别也就是不剃光头、不住监房、有工资，“理论上”还能请假 外出而已。

我听到林彪的死讯，是在当年的11月初。一天中午从食堂打饭出来，铁杆“同厂”小徐抢前附耳一句“林彪死了”，旋即匆匆离去。言者惴惴， 听者惶惶——尽管心底都是溢满快意，但传播和听取如此顶级的“政治谣言”（当局让你知道前的“真相”），一旦暴露，麻烦可就大了！可是那个一脸奸相、阴阳 怪气，扇着“小红书”对毛太祖亦步亦趋的“副统帅”、“接班人”，不管怎么死的都大快人心！

当然，不久后，在得知他居然迫不及待要“抢班夺权”而几乎成了太祖的夺命人；尤其是看到《571工程纪要》里“打倒当代的秦始皇Ｂ－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以及“社会法西斯主义”“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变相劳改” “变相失业”“国富民穷”这些真正大快人心的话，却又在原来的“大快人心”里掺杂进一种难以言说的滋味。这一切太出人意表了——“亲密战友”一夜之间成了 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一个能站在批判“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高度的人，怎么会在人格上有如《镜花缘》里的“两面人”，于说笑间被人猛然揭起 浩然巾，登时露出青面獠牙的另一面来？！

然而再细想想，一切又在情理之中了。他的那句“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难道不是一语中的“切中时弊”？ 只不过具体因人而异，对某些人是“成大事”与否，对我们这些人就是“能生存”与否的问题罢了。扪心自问，就在林彪摔死前一年——1970年的3月20日，同厂犯人仇贤武被处决的“公判大会”下来，于晚间的“讨论会”上自己不也是作了“义愤填膺批判反革命 分子仇贤武”的违心发言吗？固然每个人都有自辩的充分理由：“死者不能复生，而我们还要活下去啊”；但是作为与仇贤武的“罪行”有着同等犯意的自己，在枪 声响后马上迫不及待要以诛心之论（诛自己心的！）表态亮相，不能不说是被刚才那声枪响吓破了胆！这种在露天操场召开全厂大会，当场点名、当场宣判、当场执 行——宣判后立即将犯人拉到会场后面的乱石堆现场枪杀的做法，其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下一个会不会是我？”——因为仇贤武的致命罪状“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的 样板戏”，我也有份啊！

是什么使我们变成“两面人”？——恐惧。

无论平时对“领导干部”的阳奉阴违，还是在每晚熄灯前“学习”时的言不由衷，乃至彼此间的虚与委蛇，勾 心斗角，内心的恐惧都无所不在，深入骨髓。至于上述“三个当场”那样的恐怖场面，则更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1979年我被“清放”（这又是一个极其精妙的“法定用语”：它就是“清理释放”的简称，却绕过了“二度释放” 的联想）回原籍成都。成都的禽类市场时兴由顾客现选鲜活鸡鸭、成交后当场宰杀去毛的交易方式，被成都人美其名曰“现场点杀”！至今经过此类摊点，我每见招 牌上赫然在目的四个大字，耳畔还会响起当年那清脆的枪声，不由一阵心悸。

那么，在“两面人”林彪的恐惧中，促使他夤夜仓皇出逃、不幸折戟沉沙的，当是那个迫在眉睫的“致命恐 惧”——前“老战友、接班人”转眼变成“叛徒、内奸、工贼”位置上留下的余温锥股了。由此看来，对某个“法定名称”缺乏“身份认同”而失去安全感，实在是 恐惧的深层源头啊。

在这一点上林彪的恐惧与我们并无两样，差别只在那个缺乏认同感的“法定身份”上：在他是“亲密战友”、 “接班人”，在我们则是“恢复公民权的厂员”，如此而已。既要你有“公民的觉悟”去尽“公民的义务”，又不能充分享受“公民的权利”；明知这“公民权”被 打了折扣，又生怕一旦失去它所附丽的“厂员”身份、重坠“犯人”行列而万劫不复——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做“两面人”了。

不过我们中间还真有一个不愿做“两面人”的，但他的下场更加令人不寒而栗。

那是林彪摔死的两年后了，时值“批林批孔”期间。我的一名“同厂”许小彦，精加工车间的刨床工，二十多 岁。他是“劳改刑满留厂就业人员”，某个休息日因家有急事又怕不能准假，便毅然以“公民身份”擅自离厂，结果被以“逃跑”罪名抓回、手铐脚镣投入禁闭室 内。一日厂部“最高领导”王政委亲临禁闭室对其进行“当面教育”，话不投机还被带镣踢了一脚——这“身份僭越”的一脚，其代价就是“厂员公民”许小彦不久 后以“呼喊反动口号”为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处理方式同样是“三个当场”——在全厂大会上当场点名、当场宣判、当场执行。

这样的情景无疑更加坚定了我们这些“公民厂员”继续做“两面人”的决心。然而却也有决心太坚定反而弄巧 成拙的一例，那便是我们机修班的钳工师傅老L。

L师傅一手好钳工，是伪满时期在东北做日语翻译时跟日本人学的。他也因此而以“历史反革命”入罪，刑满留 厂不久就在江浦县入赘一农妇家。为争取每周请假的“公民权”不打折扣，平时“靠拢政府”在在不遗余力。哪知到了“批林批孔”后期忽然一改往常周末“回家” 前后的喜形于色为长吁短叹了——不乏好事者打探原委，结果实在匪夷所思：近年来他每次回去上床后，必先向对方“汇报学毛选批林批孔心得体会”方能顺利行 房，妻子不胜其烦又无法劝阻，终于坚决要求离婚！为此L师傅居然还“理直气壮”了一回，去找“领导”请求帮他“讲理调解”，最后自然是碰了一鼻子灰，婚也还是 离了。

此事在我们机修班乃至铸工车间一时传为笑谈。可是我却在笑过之后陷入一种莫名的悲哀之中。因为相同境况 的直觉让我隐约感悟到，许小彦之死和L师傅的离婚这一前一后、一“悲”一“喜”的剧幕背面，都依稀晃动着一个“身份认同”的影子！

这些都是将近四十年前的旧事了，如今依然历历在目；并且有些场景甚至可以说“鲜活如昨”，与当年见到的 那张温都尔汗沙漠里惨不忍睹的群尸照片定格在一起，难分难解。

翻开尘封已久的记忆，录下片断一二；虽然不成文章，却也足以让我从中再次自检、自审、自省、自警，以时 刻不忘1979年“清放”至今，自己对“恢复公民权的百姓”始终有一个“身份认同”问题，并牢记问题的真正解决只有一 条唯一的途径——走出恐惧。

2011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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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九一三”并未使我获得释放

谢声显

    谢声显，退休干部，作家。“九一三”事件发生时尚未满26岁，正以“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名被关在四川省万县市看守所。

^{1971年的酷暑终于过去。引颈高墙之外，已是秋风习习，落叶萧萧的时节。}

^{6月26日，我在万县市东方红广场的宽严大会上被以“攻击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的罪名公开 逮捕，还在全市游街示众后被关进了看守所。但除了进监的当天填写登记表时接受过问话之外，关进仓（看守所里对牢房的俗称）整整3个多月了，就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工作人员来问过我一声。}

^{9月13号已经静静地过去，我们这小地方的人都不知道那已发生的大事儿。}

^{由于各级保密措施的封锁，“九一三”事件迟至国庆节之后才传达到万县市。看守所马上便进入了“紧急状 态”。除了伙房的几个火钩（狱中对炊事员的俗称）不曾停工，任何在外劳动的人犯都不准出仓了；提审的、外调的都不来了，连代替放风而在天井里开饭的惯 例也取消了。在押人员除了倒马桶和洗脸，都没机会出仓了。}

^{最初，人们都不知道这“紧急状态”的原因。因为没地方打听，就乱猜。不久，便从火钩口中传出，是川北某 县有久关不决的武斗人员“打监”，抢了枪杀了人，冲了出去。全省都在大搜捕。大家均信以为真，这消息便以讹传讹，在北山公园看守所内广为流传。}

^{其它仓里如何，我不知道。但在16仓里，只有我一个人不相信这种解释。即使其它地方真有人“打监”成 功，各地加强戒备是可能的，但不会连提审、外调这类日常工作也停止不办了啊！我已经想到，大概是出了比“打监”更大的事儿。}

^{只有在每天那张《万县日报》上找蛛丝马迹。}

^{当时，看守所内除了允许人犯们读“红宝书”外，每天还给各仓发一份八开四版的《万县日报》。每过三、四 十天，当局便要统一回收，若缺少半张报纸，便会受到严厉追究，因为那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党报。}

^{存了这种心思去看报纸，果然就有了惊人的发现，有些红极一时的人在新闻中不见了！}

^{我返回去查国庆期间的报纸，果真没见到林彪和他手下那几员干将黄吴叶李邱出席任何庆祝活动的消息。我觉 得，自己的猜想被证实了。我编过报纸，太知道我国的各级机关报上领导出场与否及排名先后的关系了。我为此而震惊，最初甚至不敢相信。疑惑之下，又将上个月 还未回收的报纸一张张地仔细查看，果然发现自9月中旬起，林副统帅以下的总参谋长、海空军司令及一大批红得发紫的人都从报纸上集体消失了！}

^{为了证实这一发现，每天早饭后，我开始候在风门边抢当天的报纸，看上边出不出现这些人的名字。果然，一 天没有，两天没有，三天还是没有……我头脑里毕竟没有那些框框，就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也悄悄地兴奋起来：你们在十万人参加的大会上抓我，通过高音喇叭 公开宣布我是“恶毒攻击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在，我被关在看守所里，连一次审都还没提过，那林副统帅说不定已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了！你们抓错人 了！}

^{林彪的出事，肯定会改变我的命运。我越想越兴奋，忍不住就将报纸搬到同仓的老地下党员陈化文面前，向他 耳语：你看，这个国庆节前后，林副统帅和黄吴叶李邱们都没有出来……老革命将报纸认真地翻检了一遍，但他绝对是想都不敢往这方面想的。陈老还轻声告诫我：你千万别乱说啊，林可是毛主席最忠诚的战友，上了党 章的接班人啊！}

^{我不敢再给任何人说了，就只能偷着乐。}

^{又过了一段时间，紧张气氛有所缓和。虽然还是不准在天井里开饭，但在外劳动的又可以出仓了，提审的、外 调的都来了。就有新抓进来的人传出消息：“九一三事件”，“林彪反党集团”……北山公园的居民都知道了。就有人对我说：你以前不承认攻击过林彪，他们说你 态度恶劣，将你办成从严对象；以后提审时，你就承认攻击过林彪，看他们怎么着？也有人说：因为没有旁证，以前都没提过你一次审，此事一出，就更不会审你 了。许多人都向我表示祝贺，预测我马上就会无罪释放。还有人托付我，出去以后找他的家属，说些什么，办些什么……我也开始幻想，以何种姿态离开看守所，出 去以后，第一顿要吃些什么，然后再怎样去找厂革委的范主任算账……年青的司炉工当时也只有这个境界。——当我大失所望，又坐了两年多之后才离开看守所时，照说我更应该想着出去后吃些什么， 和怎样去找范主任算账。但时间是最能改变人的东西。我出去时，已完全没有了这些想法。}

我在兴奋的期盼中度日如年，但还是没人来理我。一天两天、十天半月、一月两月……时间无声地逝去，心中 希望的火焰便被失望的冷风一点点吹熄。因武斗杀人而入狱的回乡知青高洁残酷地说：你已经坐过半年牢了，如果你现在还在幻想着公平和正义，你就是个白痴！

他的话就似一盆冷水，将我心灵深处还残存的最后一点希望彻底浇熄了。

  大 概是在1971年的12月中旬。吃过早饭不久。我被陈所长带出了大铁栅门，进了黑楼大门外边的第2预审室。

这是一间只有七、八个平方米的小房间，一门一窗，正对着门有一张小小的双屉办公桌，桌后有两把藤椅，边 上的那一把空着，正中的藤椅上坐着一位清瘦的中年人。桌子前面有一根埋在水泥地里的圆木，地面上只露出了六、七公分高的一截。这位所谓预审员冷冷地看着我 走进了门，却视而不见地俯下头去看桌上的案卷。我就仔细地打量他。这人穿一套蓝色中山装，我不知道他代表公检法三家中的哪一家。预审员自然不会向被提审的 人作自我介绍。

所谓预审员，其实就是法官。那年头，已经不兴开庭审理这一套了，就是将人犯提到预审室里问一番，然后就 判决。不管是短刑、长刑甚至极刑，都是由预审员在预审室里或公判会上完成的。

十几分钟过去了，还不见另外有人进来。我就想，老犯们都说，审讯的规矩是两个人出场，一个问话一个记 录，今天怎么只来一个人？此时，座位上那位预审员终于抬起头，一言不发，冷冰冰地盯着我。这一招对刚抓进来的人可能会起到心理上的威慑作用，但对我这个已 在里面关了半年，并且知道强加在我头上的罪名已不复存在的人，没半点作用。

“坐下。”他指了指桌前那半截矮木桩。

我1米8的人坐在只高出地面约1尺 的木桩上面，脑袋也仅及桌面高。这是为了防止被审的人用坐凳行凶而准备的特殊座位，当年的设施就这么简陋。

他摊开一本讯问笔录，拧开了钢笔帽。看来，今天真是一个人来审我了，这不合规矩的安排意味着什么？我猜 不出来。

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捕前职业，家庭住址、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公事公办，一项一项地 问，慢条斯理地往格子里填写。好似从未看过我的档案材料。

必须填写的格子都填满了，他放下笔，往椅背上一靠，居高临下一言不发地盯了我几分钟。我腹中装满了狱友 们应付提审的多种经验，自然一点不急，就搓手，搓脸，伸懒腰，还观察到桌子上没有烟和火柴，他的手指上也没有烟客的印记。就有点失望地想，他不会如狱友们 所说，为了套我的话而时不时地抛一支烟下来。

“谢声显，你现在老老实实地向政府交待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他并未提高声音。

“在^{逮捕我的十万人大会上，你们不是公开宣布了，我是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的现行……”}

^{不待我说完，他便打断了我：“不说这个，你在里面肯定也知道了，我们就不说这事儿了，你现在只需交待， 自己还有些什么错误。”}

^{罪行一下子变成了错误！}

^{我背了一句那个时代尽人皆知的斯大林语录，大意是只有未出生的人和死了的人，才没有错误。接着便反问 他，凡是有错误的人，是否都要坐在预审室的矮木桩上向政府交待？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改而向我宣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的政策。}

^{趁预审员低头写字的间隙，我便抢着说，我根本没干过违法犯罪的事儿，你们却硬栽个罪名把我抓了进来，关 了整整半年之后，连那硬栽的罪名都不敢再提了，还来要我交待自己犯过的错误，你们这样做合不合法？}

^{这位预审员的外貌与性格是一致的，文明而不粗暴。面对我如此尖锐的问题，他既不反驳也不喝斥，只待我一 停嘴，他便给我宣布规矩：在预审室里，代表政府的他说话时不准插嘴，他问什么我只能回答什么。他特别说明，被审者是没权提问的。}

^{只要走出看守所牢房的大门，哪怕是坐在预审室里，我便觉得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时间也过得特别快。仿佛 才开始交谈不久，他便看了看表，命令我起立，然后将记录推到桌边，叫我看一下，如果无误，就签上名字。我飞快地看了一下，除了前面那些}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外，正文中的记录只有一行字：对谢声显进行政策教育2小时38分。 讯问人的签字更是鬼画符，我只认出了最前面的那个字——乔。我在指定的地方签了名，又在他的指点下用拇指捺了好几个印。乔预审就语重心长地说：进去后好好 想想，怎样做才对自己有利。

回仓后，我将提审情况一字不漏地向热情的狱友们进行了详细汇报，闲得无聊的家伙们都积极认真地帮我进行 评估和分析。最后，形成了两种看法：一，都知道凭案卷里的材料无法判你的刑，所以才来一个人走过场，可能要给你一个教育释放。二 ，虽然知道仅凭案卷里的材料无法判你的刑，但他们绝不会主动认错；为了证明他们没将你抓错，就千方百计地想找你几条“错误”，给你裁上个“政治尾巴”，判 你个戴帽管制之类。给你弄个反革命或坏分子的帽子，你就成了“黑五类”，永世不得翻身。持二类看法的占多数。

我希望得到前一种结局。但在看守所里已坐了半年，毕竟看到了许多外面看不到的事儿，心理也就成熟了一 点。我知道，出现第二种结局的可能性要大些。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掌权的人怎么会主动认错呢？除非是失去权力之后，才有这种可能。

我不眠不休，进行了艰苦的思考。关于戴帽管制的后果，每个不聋不瞎的人都曾在身边看到过无数鲜活的例 子。你若一旦被判戴上帽子交群众监督管制，表面上看，你未进劳改队，还在社会上享受着有限的自由，实际上却等于被判了政治上的无期徒刑，从此再没有恢复正 常生活的可能。被戴帽管制的人除了在物质生活上必将终身贫困外，若是未婚者，这一辈子再也不可能娶妻生子了。至于什么交朋接友，外出旅行，迁居异地等等， 更是想也别想。居委会为你成立的“包夹小组”中那些老头老太太们不光严密地监视着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们别出心裁的任何命令你都必须服从。稍有不慎， 轻则批斗，重则送你进监。你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会因为有了你这样一个“社会关系”，而与升学参军入党提拔等一切好事儿绝缘。虽然你还留在社会上，你却成了 一个贱民，“黑五类”，你不再是个人，而真正变成了一砣“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当时，人们不可能预见到十年之内便会发生改革开放，戴在千百万人头上的政 治帽子会被“一风吹”。我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真以为社会永远要按他们宣布的那样“无产阶级专政万万年”。所以，我也只能在当时的认知条件下，进行着现 在看来十分愚蠢的思考并作出决定。

我最后决定：长痛不如短痛。绝不能为了逃避眼前看守所内的苦难，而去迎合办案人。我坚信，以我的所作所 为，他们即使在现有的“极左”形势下，也不可能判我的刑。只要我不自己低下头来，他们就不可能给我戴上帽子。我估计，他们最多只能利用“拘押无限期”将我 在看守所里再黑关一段时间，总不会真正“无限期”到永远吧？那时，我还不知道佛家“缘起性空”的智慧。我不知道一切事物必是许多因缘（条件）齐备后才可能 发生和存在（缘起）。因缘（条件）没有齐备或齐备后又缺失了，该事物也就不存在了。在终极和绝对的意义上，一切事物都在变化。由于没有永恒存在的事物，所 以一切皆空（性空）。当时，满脑袋形而上学的我也没有半点政治智慧，不会学那些聪明老人采取“留得青山在”的策略，而自以为聪明地决定硬顶下去。虽然博得 了个威武不屈的虚名，结果却让自己无辜地多吃了许多苦头。

人生就像下棋，一步走错全盘皆输。但不同的是，人生还不如下棋，因为任何人都没有再来一局的机会。

^{3天后，预审员乔又来提审我。一切程序如上次一样进行完毕后，他问我想得怎么样了？我便一本正经地告诉 他，我反复思考了自己短短的一生，发觉我还真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工人。我拥护伟大领袖，愿意为保卫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抛头颅洒热血，虽九死而不悔……乔耐心 地听我自我表扬了一通后，问：你就没做过一样错事？没说过一句错话？我厚颜无耻地答：没有，没有，毛主席的书，我天天读。我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 办。他问：你对地段委员搞假枪毙呢？也没错？我一点不急，就将武斗时我一直在坚持“促生产”，未参加任何一派群众组织，而她俩却无中生有，诬我为造反派 “主力军”的暗杀队长，唆使另一派的武斗人员将我抓去打得浑身是伤，如果不是侥幸遇见了那几个我帮助过的女搬运工，和友人姜铁匠，我已经被他们真枪毙了两 次。我将这一段的经历，详详细细绘声绘色地对乔讲了一遍。他没有打断我，居然还听得津津有味。两个多小时就过去了，记录上又只写了一行：}对谢声显进行政策教育2小时多少分钟。我在指定的地方签了名捺了指印，乔预审又语重心长地说：进去后一定要好好想想，怎样做才 对自己有利。

^{过了几天，还是乔来提审。程序如前。但他不肯再听我讲故事了。而是将学习班里问过我的一些无关紧要的问 题找出来与我“核实”。那都是些不涉及伟大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闲话，是些无论他们怎么上纲上线，都扯不到现行反革命言论上去的鸡毛蒜皮。诸如对市革委 某个领导的风流传闻；对每个月26块钱工资不满意；还有如1角2分钱的中夜班费，吃一碗杂酱面还得自己赔2两粮票之类……即使在学习班，鸡蛋里找骨头的专 案组也没将这些话太当一回事儿，我当时也避重就轻地承认自己说过。但现在经他重提，我就十分警惕了。也不管那专案组报上来的案卷是怎么记录的，我抹下脸皮 统统不认账：没说过！我咋个会这么没觉悟啊！}

^{看守所里流行这样一句话：只要将一支笤帚在仓里放半年，它就会撒谎。}

就这样，每隔三两天，乔便来提审我一次。询问笔录上每次都只有对我进行政策教育2小时多少分钟。他为达到目的而坚持不懈；我为不上他的套而施展泥鳅功。现在想来，那位预审员还真讲政 策，绝没搞过体罚。当我将这点感想在仓里发表时，高洁却说，在1967年 大规模武斗时，为什么公检法的人有那么多遭枪杀或被打残？多半都是原来爱搞体罚的人。血淋淋的教训就在前面，这才是他们现在不搞体罚的主要原因。

大约在提审我七、八次之后，乔的耐心终于到了极限。

我记得最后一次提审是在1972年的1月 中旬。在预审室里也感觉寒风侵肌。当我坐在那半截木桩上，还妄图与他吊儿郎当地瞎扯时，乔却不再与我兜圈子话家常了。他问我，建国20多年了，都知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我们制订不出来么？我答，原子弹和 人造卫星都制造得出来，怎么会制不出两部法律！他夸我答得对。又问我知道不知道，政府为什么不制订这两部成文法？我就老实地说没想过这问题。他便深入浅出 地给我讲，因为我们的理论基础是唯物辩证法，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万事万物都在不停地发展变化。他还举了些例子来作证明，说，正因为一切都在不停地发展 变化之中，我们若制订《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这样的成文法，先定下一个案子办多久，哪样罪判几年，岂不是自己弄出些条条框框来束缚自己的手脚？就违背了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也太蠢了。我们当然不会作这样的蠢事儿。他说，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成文法，就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方便灵活地打击一切应该打击的敌 人。需要打击你时，你无罪也可以有罪，不需要打击你时，你有罪也可以无罪……

看来乔也和我差不多，毕竟站得不高。都知道，特别锋利的刀子，使用起来当然很利索，但它不光是能够很利 索地杀猪，也会很利索地杀人啊！他说这席话时根本没想到，就是因为这种方便灵活，此时包括国家主席和一大批开国将帅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在被无罪定 罪……所以，后来文革一结束，就有那么多深受其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急急忙忙地站出来制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了。

当时我还想不到后来的事儿。只是看到他摇头晃脑，十分得意地陶醉在自己的理论中，我就忍不住挺真诚地说 了一句：没有成文法，整起人来当然很方便。但执法者都必须是水平特别高，又没得半点私心杂念的人才行啊，如果你们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就可能放过了 坏人，错整了好人……

正在兴头上的乔不待我说完便勃然变色：我苦口婆心地给你讲政策，你却始终是一颗花岗岩脑袋，不识抬举！

我也真是不识抬举。还固执地问：你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么？

一直好脾气的乔预审员终于拍了桌子，他冲到我身边，抬腿踢了坐在矮木桩上的我两下。大声命令我站起来， 然后指着我大骂了一顿。我冷静地望着只及我肩高的乔预审员，心想他今天如此失态，大概是因为久久没有制服我而受到了上面的批评。骂够了，他回到座位上，冷 冷地对我说；你既然不肯承认一点错误，坚决不走从宽的道路，我也没有办法。我不会再来白费口舌了。^{当然，你我都明白，凭现有的材料判不了你，但政府在十万人的大会上抓你抓错了么？}哼，判不了你，我们至少可以将你在看守所里“泡”上两三年，你应该知道，看守所里的两三年，比劳改队四 五年都难熬……

不容我说话，乔预审就叫^我在进行政策教育2小时多少分钟的下方签了名捺上指印。然后叫进陈所长，指着我严厉地说，这家伙态度特别恶劣，给他上刑具。

^{进去后，陈所长并没有照乔预审员的吩咐给我上}刑具。

我就真被他们扔在看守所里，像扔在泡菜坛里的老泡菜一样，被“泡”了两年又十个月，直到释放的那一天， 都没人再问过我一次。但我也知道，泡我这么久，也不是那位文质彬彬的预审员所能决定的。

据说，司法机关的刑事档案起码要保存50年？我那几份只写了对谢声显进行政策教育2小时又多少分钟，而没有半点内容的讯问笔录，此时应当还静静地躺在某个冷落的档案室里。40年如白驹过隙，那些薄薄的纸张可能早已变黄变脆，它们上边是否落满了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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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九一三”使神话破灭

廖振旅

    廖振旅，退休干部。“九一三”事件发生时35岁，是中共湖南省资兴县委办公室干部，因文革中参加造反派而受到审查、批斗，正被安排在资兴县杨洞水库 工程指挥部做临时工作。

震惊

文革期间，我在湖南资兴县杨洞水库工程指挥部做过三年半临时工作，给全县成千上万修水库的农民和工程专 业队编印《工地战报》。1971年冬的某一天，我将一期战报稿编成了，打算交给那位“摘帽右派”刻写油印分发。这时，指挥长（也是县革 委生产指挥组副组长）来了，他指着稿件扉页上的毛语录和林语录，悄悄地对我说：“林彪语录就不要用了！”

我猛然一惊！脑海里立即跳出一个念头：“林彪出问题了！”当时，林是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明文写 在“九大”的党章上。文革前期的几年中，每逢开会、作报告、写文章，都必须严格遵守一种程式：呼喊毛“万寿无疆”后，一定得紧接着呼喊祝林“永远健康”； 引用了毛语录后，一定得接引林语录。否则就会被指责对毛为首、林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是最可怕的政治错误。如果不是林出了问题，怎么可能不用他 的语录？

当时的我，身份是灰黑色的。在全县所有挨整靠边的大小干部几乎全都定了单位重新工作后，我却仍挂在“五 七干校”，在水库工地做临时工。尽管如此，指挥长几年中却对我甚是友好和信任。于是，我敢于轻声问他：“林彪出了什么问题，能告诉吗？”指挥长说：“现在 还保密在党内领导干部。可以告诉你一个人。林彪坐飞机出逃投敌，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了。”

这话给我极大的震惊！如果事先让我来猜估，即使再好的想象力也不会想到林彪已成为“敌人”、得到“死 亡”这样的下场！一段时间以来，报纸、电台都没有林的报道，尤其是1971年国庆的报纸上竟无林的照片和消息，我早觉怪异。如果思维独立、正常，是不难做出大体推断的。就因为我 思想封闭，迷信毛林，对他们充满了敬意，便绝没想过林会出事，而且出这样震惊天下的大事！

破灭

以前，我这人想事情、看问题都受头脑中条条框框的限制，总体是以党和领袖的是非为是非。如果认识上有不 一致，一定要检查自己，责怪自己水平低。这些条条框框不是固有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党、领袖和政治精英们用多种形式和方法、反复多年塞进来的。林彪 之死粉碎了我头脑中的条条框框，奇迹般地引发了我的独立思考能力，原来看问题所站立的平台基础被动摇了甚至摧垮了。尤其是在看到中共中央经毛批示发出的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以后，读过“十大”文件特别是周恩来批林的政治报告以后，我激发一系列的思考，得出了不同的结 论。概括最重要的，是思想上遂步出现了三个“破灭”。

林彪神话的破灭。

早在抗战胜利初期读初小时，我就听到过林彪的传说。说他头上长有比铜板还大的一丛红毛，勇敢善战，有次 只身被众多敌人包围，竟从敌头顶上飞越突围而去，带回人马来了个反包围。林彪的战史是传奇性的。在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的1959年更引我注目。出于对毛的迷信和崇拜，我对林彪在文革前夕和文革中不遗余力的造神运作，曾为之赞佩。定 为接班人，我曾认为非林莫属，由衷拥护，深信是国家民族之福。文革中的《公安六条》明文规定，矛头指向毛、林者即反革命。对这种特别的暴力保护，我也觉得 应该。

“九一三”把林彪的一切都毁了。“九大”党章赞扬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 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位高权重的周恩来，在“九大”发言的全部内容几乎都是赞扬林彪的，甚至说出因为有了林彪而使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中 国人“感到很大幸福”的肉麻话。“九一三”一夜之后，林彪的面目全非。林的头上，是他那将要接班掌舵的党，给他扫除了全部神圣光环，加上了丑陋和邪恶。从 此，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人对林的美好愿境全都消失。

驾机出逃，体现出林对毛的硬顶、绝望和绝交。拿几年造神中林赞扬毛的话，尤其是著名的毛语录本《再版前 言》、“九大”政治报告和几次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讲话加以对照，足见林对毛心口不一。公开说的、写的那些，都是假的。毛、林之间，实际上相互都不真正承认是 什么“亲密战友”，而是君臣关系。联想起文革前期的几年中，林除了大会宣读毛审阅同意的稿子外，对其他实质问题都是毛表态则自己跟着，没有表现过对文革的 积极主动关照。林、陈商谈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重点不谈文革、大谈生产建设。林对江、张等文革派不乏反感，其几大干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结伙批张。很明 显，林对文革的评价决不会像纸上印的那样肯定。可见，林为人处事也有截然不同的两个“面”。

林彪为何要驾机外逃？始终是我心中的一个谜。林称得上是智勇双全的人，每战必先对敌我态势了如指掌。他 不会不明白，即使成功逃到国外，也无有可供利用的国际国内力量，不可能卷土重来，注定没有希望。下场既如此清晰还要外逃，就只有一种解释：林恐惧己极，唯 求保命。也许林己看到刘少奇、贺龙诸人的惨死，不甘心束手受缚，凌辱毙命。但只要是外逃，就是下下策。而且又摔死，就正如毛说的是“帮了大忙”，能被轻松 地安上无可分辩的罪名，顺当地被处理掉。一代军事名将，并没能英雄到底，终归演出了当代的一场大悲剧。

毛泽东神话的破灭。

以前读党史、现代国史，也就等同于读毛泽东的胜利史；谈国家和社会的每一个成就，都会说成是毛领导的结 果；看未来，人们把美好希望全都寄托在毛的身上。毛的著作家家都有，毛的语录人人能背。全党全国全民对毛的赞颂之词无以复加。我印象最深的词是毛“英明伟 大”、“战无不胜”、“洞察一切”、“一句顶一万句”。毛在我思想上曾是不受质疑的神圣人物。

这下子，由毛亲自选定、树立、确定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党的唯一副主席、天天由全党全军全民呼喊、 赞颂、祝愿的林彪，突然被定为叛徒、卖国贼、反革命。我很自然地想到：林出问题有毛的错。从井冈山起，林就一直跟着毛，历经四十几年，是毛一步步地亲自把 林提到仅次于他本人的地位。追问责任，毛应该是咎无可辞。

同是接班人，林彪与刘少奇大不同。林是“九大”写在党章上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九大”选的、也 是毛拍板定的党的唯一副主席。林受到的赞颂、崇拜是空前的（也可以肯定是绝后的），除毛之外，任何党政军领导人望尘莫及。这些都是“七大”以来当了20多年“接班人”和“二把手”的刘少奇没法比的。如此受到毛倚重的林，“九大”闭幕仅仅两年又四个多月就 身败名裂，无疑是对毛的最大嘲弄和打击。

中共中央1973年8月30日批准的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列举了林曾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追随王 明路线、伙同彭德怀要夺毛的权、抗日时吹捧蒋介石、拒绝到朝鲜作战等等一系列历史罪证。这些罪证，件件都是毛早就知道了的，从来没当作问题，从来没妨碍过 林的节节上升。既然报告明示林的叛党叛国，不是一时的偶然的，而是一贯的长时期的历史性的，也就彰显了毛对林是长时期的既失察又失策。

对林的处置，毛也不够公正、磊落。最明显的是毛在南巡中拉来一批省市委书记、革委主任和军区司令、政 委，背着林揭林的盖子，制造舆论，凝结队伍，宣告要在三中全会上倒林。党主席如此对待唯一的副主席，违背了毛主张的、党章上规定的民主集中制，不符合毛规 定全党必须遵从的“三要三不要”原则。毛几次咄咄逼人的讲话，无异敲山震虎，对林的出逃显然起了迫促的作用。可见，毛林分裂，不是林一方的责任。

至此，即在毛死前，我曾深度迷信、从无怀疑的毛，就被我认定；并不那样英明伟大，并非战无不胜，谈不上 洞察一切，更不是句句真理。毛也有常人的特点，有不正确的一面，说的、做的，同样可以而且应该问一个“为什么”。

党神话的破灭。

对党的神化同神化毛是紧紧连在一块的。经典的词句：“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共产党，像太阳，照 到哪里哪里亮。”有多年固定的词语，说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是先进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组织”。我同周围的大多数人一样，曾经深信党 的神圣。它无比正确，永远从胜利走向胜利。对它只能颂扬，不许批评；只能服从，不许疑问。

林彪的突变引起我对毛泽东有了质疑，也就必然引起对党的看法有所改变。因为党是用毛思想武装的，党就是 毛，毛就是党，党、毛一体。最大的看法改变是，党并非一贯正确，而是常有失误；党并非不断胜利，而是饱受挫折；党并不只讲真话，而是常讲假话；党并非那样 英明，而是需要群众监督。

从林事件中，我得到了最初的启示。

九届二中全会曾经发出公报，向全体党员、全国民众和世界各国宣称，“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看 了专述这次全会“林陈反党集团”活动的中央材料之一就明白了，全会的真相并非如此。

林彪集团的垮台，7名政治局委员成了反革命，超过政治局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还有八百多名军级以上干部遭整肃，坐牢、判 刑、挨处分。他们都是这个党的党员，是党中央和高级单位党组织领导核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在“九一三”发生不到两年召开“十大” 时，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宣布，“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这个党“没有被分裂”，而是“更加壮大”。

联想起此前历史上的“九次路线斗争”，一批批党的领导成员和党员垮了，分裂了。我便想打个比方：党好像 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内部，不断发生了吵架、斗殴，不断有成员病了，伤了，逃了，死了——这些，难道都是不需要承认的事实吗？都是“更加壮大”的标志 吗？都是值得夸耀的“最大胜利”吗？

以上说的三个破灭，破灭的只是“神话”，即那些脱离客观实际的假相。对党、毛、林，我不主张全盘否定， 更无恶意贬损。相反，三者都有许多方面是值得肯定的，都是研究国情和历史的宝贵资源，只是本文未能道及罢了。。                  

真相

有关林、陈和黄吴叶李邱，我还有难解的众多疑惑，许多真相还锁在国家有关档案中。陈和吴、李、邱各自的 回忆录展现了不少的过程和细节，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但作为当事人，免不了主观性和局限性。因此，有些结论已有事实依据，有些问题就只能是分析、推测，有些 死结看来永远无法解开了。

庐山全会上是否真有“反革命政变”？我看是整人的借口而己。说有天才，称赞毛是天才，印了几条马列谈天 才的语录，怎么就成了林“反党夺权”的“理论纲领”？这类话其实众多大人物早就在各种会议上、文章中说过写过多少次、多少年了，这次无非是在宪法草案讨论 中出现了争论引起重新肯定而已。设不设国家主席，也是宪法修改讨论中的话题。在官方出版的《周恩来年谱》1970年部分，明白记载着：8月22日，即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一天的政治局5人常委会上，除毛外，林、陈、周、康4人都主张设国家主席，并且要实行党主席和国家主席的一元化，即由毛任国家主席。此前，林已表态，他不能 任国家主席或副主席。但“设国家主席”还是被说成是林“反党夺权”的“政治纲领”。更为吊诡的是，常委康生在全会上赞同林称天才的讲话，也赞成设国家主 席，汪东兴更是慷慨激昂发言赞同并领头要揪张，两人却平安无事。很明显，把“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说成是“纲领”，不过是制造先倒陈再倒林的武器弹药 而已。

毛为何要倒林？我看是毛为了保文革、保自已。毛自认一生最得意的是两件事，这后一件就是文革，强调要 “七八年来一次”。毛自知赞成文革的人不多，怨气很大，也就对江、张等“志同道合”的文革派看得很重，对可能翻文革案的“中国赫鲁晓夫”特别警觉和痛恨。 陈和林的几员干将在全会上要揪张，毛很自然地认为矛头是对自己而来。林在全会上的讲话明显是为陈和几员干将撑腰的。加上此前林、陈商定的九大政治报告主题 并非无意地忽视了文革，毛必然看出他的这个“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绝无可能支持他的文革伟业，他绝不愿做被鞭尸的“中国斯大林”。至此，倒林就成为毛不可逆 转的决策了。

黄吴李邱想不通，为何反江、张却同江、张一道受审挨判？他们还想不通，文革中，毛、周整大人物分别被认 为只是“错误”和“违心”，他们跟着帮了忙和整了小人物却是“罪恶”？应该说，凡文革中做帮凶整人，肯定是犯罪，黄吴李邱都是加害者，是罪犯。他们的“冤 枉”只是在同毛、周比照时才显露出来的。毛是文革的总策划、总指挥，周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人和专整高干的专案组总负责人，是文革的主要支持 者、执行者。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革中那些事，除被指控却无实据的林“政变”、“谋杀”罪外，几乎无不在此二人的掌控中。为何这两人能超脱于两个“反革 命集团”之外？只能归结两个原因：一是“不反皇帝”的“忠君”文化传统，毛是党主，是君王，反毛即反党；一是复位官僚集团重掌大权的需要。官僚集团将毛、 周同文革罪责划分开是为了保住革命领袖的光环。文革必须否定，不否定不能为自己雪冤、解气、正名；革命领袖不能否定，这是他们重掌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审 林、江集团可以为文革抵罪，保毛、周可以为复位者撑腰。这就是法律为政治服务——民主国家坚守法治不会出现，专制国家崇尚人治必然如此。

20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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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我在乡下听到“林彪爆炸”的消息

李正权

    李正权，退休干部。“九一三”事件发生时21岁，是正在四川忠县农村插队的重庆知青。

“林彪爆炸”的消息是一个同学偷偷告诉我的。

搞了两三年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被当作“先锋”和“闯将”的中学生全都被赶到了农村。我1969年3月 下到忠县望水公社同兴七队，那是一个人口过多、田地贫瘠的地方，人均不足一亩耕地，每年只能分不足一百斤谷子，大半年时间都只能靠红苕度日。

我父母都是搬运工，我从小（5岁多）就开始为母亲“打薄”（搬运工行话，就是为她多少减轻一点负担）。从背两匹砖开始，到下乡时我可 以挑两百斤爬坡上坎。从小家里穷惯了，又满怀着“革命理想”，在乡下两三年，基本上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恼火”的。有力气，那农活也没有什么好学的，我很 快就成了生产队的强劳力，什么都不比农民做得差，一年要做3000多 工分，在生产队里是最高的。

由于“表现”好，我当过知青代表，出席过万县地区的上山下乡座谈会；当选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上 台去讲过学习心得。但是，1971年四川开始的“批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运动，却把我打入了另册。因四川当 时的“批清”主要是清查“三老会”，而“三老会”又主要是清查原成都“八二六”和重庆“反到底”这一派群众组织中的干部和造反派骨干，我原是重庆反到底派 的中学生红卫兵，参加过武斗，公社不仅收到各地飞来的函调信，要我检举揭发；而且学校的工宣队还派人下乡来调查。不知他们在公社领导面前捅了些什么 “烂”，反正第一批招工没有我的名字。虽然我不断用“革命道理”安慰自己、批判自己、说服自己，但心里依然难过，依然气恼，依然愤慨。

正好遇上整党，公社新来的主任是个女的，抱着还在喂奶的孩子进驻到我们生产队。我心中有气，就不理睬 她。她见我劳动积极，做事踏实，便把我弄进整党领导小组里当群众代表（当时提倡的是由群众帮助整党）。后来，还要我写入党申请，要培养我入党。我把我参加 过武斗的事告诉她，她只说了一句“认识了就好”。不久，第二批招工开始，她坚决要推荐我。公社其他领导表示异议，她说表现这样好的不推荐还能推荐谁？把那 些异议全都驳了回去。就这样，在极短的时间里，连续三家单位来招工，她就为我填写了三张推荐表。区里的领导打电话来质问，她说别人表现得好，就是要让表现 好的早点走嘛！让那区领导也无话可说。

哪知，第一家单位就把我收了。不过也遇到一点问题。我眼睛左眼好，可以看到1.5，右眼差，只能看到0.2。 体检时我作了一点弊，趁医生不注意时，就让左眼帮右眼的忙，结果造成那右眼的视力检测一会儿好，一会儿孬，引起了招工“老板”的怀疑。过了几天，招工单位 又通知我到县城去复查。复查时，我依然故我。反复多次，我忍不住了，心一横，对那招工“老板”说：“我眼睛有一只近视，肯定的，你们要就要，不要算了，不 查了，查也是近视！”说完就气呼呼走了。哪知就是这一句话，让那招工“老板”立即决定收了我。后来进了厂，知道他是一个车间的指导员（党支部书记）。他对 别人说：“只要人老实，近视点又有什么关系嘛？”

那天，我带着闷气又带着对前途的茫然，从县城回生产队。同学苏祖斌回重庆去后又回来，正好碰上，我们同 行。天阴沉沉的，我们沿着一条小溪钻进山里，那小路上再没有行人，他才压低声音告诉我林彪“爆炸”的消息。在农村，除了生产队订有一份《万县报》而且是十 天半月才来一次外，几乎没有任何外界信息。那时，留在城里的那些工厂的“战友”们，大多都在被“批清”，不是被关押就是写不完的检查，哪还敢给我们写信说 政治。即使林彪事件曾经有过什么蛛丝马迹，我们地处穷乡僻壤，也不可能得知。突然听到“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叛逃苏联，那震惊的程度不是今天的年轻人可以 想象的。一时，我只觉得脑海里一片空白，那小溪的叮咚声变成了震耳欲聋的轰鸣，那阴沉沉的天顿时垮下来压在我们头上，那远处的大山，近处的大树似乎全都摇 晃起来。我站在那儿愣了好半天，还是苏祖斌推了我一把：“走哟，路还远呢。”我才回过神来。

可能是这太出乎人意料又让人感觉太不真实的消息，驱逐了我因为体检而引起的郁闷，革命造反的情绪又在胸 中滚动起来。我们默默地爬上一座山梁，视野开阔了许多，远处的农舍炊烟袅袅，湾里有农民在犁田，那牛仰起头长啸，云雾似乎都被那牛的叫声驱赶得退了几步。 我说：“党和人民遇到这样大的事，我们还在考虑自己的前途，真不该！”苏祖斌立即嘲笑我：“又来了！你真‘革命’啊！”他“出身不好”，几次招工都没有被 推荐，而我已经体检，虽然可能竹篮打水，但毕竟比他强。我心中虽然不悦，想反驳，话到口边却咽了回去，只好继续默默赶路。

那天晚上，我写了这样的日记：

1971年10月28日

今天好像在梦中度过。听了苏祖斌讲，背心发凉，也为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感到万分幸福。我们不应当只关心个 人的命运，忘记了党和人民的命运，忘记了世界和革命的命运。为了保卫毛主席，要敢于抛弃一切，拼了。一切个人野心家阴谋家“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 命”。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思想觉悟大大提高，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国内空前稳定，一两个小丑跳梁，何妨大局。我们只有认真读书，弄 懂马克思主义，才可能不至于上当受骗。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跟着毛主席，保卫毛主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一切野心家都是唯 心主义者，过低估计人民，过高估计自己，到头来头破血流，身败名裂，岂有他哉？！

“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40年了，如今再翻开当年的日记，连自己也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写下的字句。我父母1947年从农村来到重庆，靠出卖劳力为生，解放后的确有一种“翻身作主”的感受，对“党和毛主席”充满着一种 “朴素的阶级感情”。我“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在那样的时代，在这样的家庭，受的全是“革命教育”。小学时我就开始读《毛泽东选集》，初中时就开始 批判“封、资、修”，文革武斗更是冲在前，闯在前，出生入死，那思想早已“革命化”，早已“红彤彤”的了。虽然下乡后那看到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 对我那“革命思想”也有过触动，虽然林彪事件也震惊了我，但要洗刷我那思想中的极左，要让我的“革命思想”来个真正的转变，还需要时日，还需要有人拨开云 雾，还需要更大的震动，还需要让我的思想和灵魂去经受鞭挞和锤炼。

我想，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绝大多数可能和我差不多吧？因此，我对现在有些宣称自己很早就觉醒了的人总有 点持怀疑态度，要是有那么多人觉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何在林彪“爆炸”后还能继续下去，而且还继续了整整五年呢？

当然，我也为自己没能及时觉醒感到遗憾。我离开生产队时，那位对我有大恩的公社主任语重心长地嘱咐我： “遇到任何事，情愿右一点，左了往往要犯错误。”那时，林彪“爆炸”的消息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她是用林彪事件来教育我。她只有初中文化，只比我大四五 岁。怪只怪我没有听她的话，以至后来回到城里进了工厂，我还继续着自己的人生轨迹，陷在那政治漩涡中不能自拔，在“四人帮”垮台后清查“三种人”时，又多 受了几年的磨难，而且那影响一直持续，让我错过了一次又一次“人往高处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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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林 彪事件时的我

牛  寺

    牛寺，资深编辑。“九一三”事件发生时21岁，是正在内蒙插队的北京知青。

林彪事件发生时我在内蒙古高原上的小村里当农民。我是1968年秋天离开京城到这个小村插队的，1971年秋天正好是在这里度过的第四个秋天。文革还在进行着，从它的发源地掀起的狂风巨浪到了天高皇帝远的小 村只不过是小小的涟漪而已，农民们偶尔也在上级的布置下搞点学习批判什么的，不过是走走过场，他们关心的是地里的庄稼和年终的分红。只有知青们因和京城有 着割不断的血脉，关心着那里的一切。

国庆节快到了。每到这天，小村的知青们都要自动放假一天，这个举动让老乡们感到可笑(或许还可气)， 此时正是小村的大秋，地里的活正忙。前三个“十一”知青们都是改善一下伙食，听听从广播里传来的天安门前的游行实况。

1971年的“十一”之前突然有消息从北京传来，说是取消了天安门前的庆祝活动。这让我感到奇怪，多少年的惯 例，怎么说改就改了呢？同时却又让我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也许要打仗了!我 真的希望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使得天下大乱，也好借机离开不想再待下去的小村。但我又相信广播里报纸上所说的一切，只是当我听到长我几岁的两位知青猜测是不 是“老二”出了问题时，我才稍有震动，但马上又怀疑它的可能性。

当林彪事件可以公开谈论的时候，并把他推上大批判的靶台后，我的确很震惊，但震惊的是林彪竟然把毛主席 欺骗了这么多年，并且成了老人家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我对那些上面下来的关于林彪罪行的文件全盘接收深信不疑。从此也更加相信“文化大革命不搞行吗，七八年 就要搞一次”的说法无与伦比的正确。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从彭、罗、陆、杨到刘、邓、陶再到后来的王、关、戚，杨、余、 傅，统统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铲除掉了，这让我深深相信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对那些在中国政坛上显赫一时的大人物一个个被批倒批臭并再踏上一脚，从最初 的兴奋与快慰变得渐渐麻木。这些在中国政坛上发生的所有事件让我这个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水平的小子觉得是理所当然。所以当林彪事件发生时依然认为亏得毛主 席健在，否则天下人就要受二茬罪吃二遍苦。

1971年的林彪事件中我没有怀疑毛泽东的正确，也不会怀疑他搞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依然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 的。毛泽东在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没有改变，所以在5年后他 死去的时候我是流着眼泪写悼念发言稿的。

在林彪事件40年后的今天，为写此文，竟有夜寂无眠时。睡不着便回忆60年生命历程，想起一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所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从小接受的就 是听话教育。一个听话教育让我丢失了思想的能力，面对光怪陆离的中国政坛如同邪教徒只唯教主马首是瞻。真是个人的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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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初中生活与“九一三”

顾  土

    顾土，高级编辑。“九一三”事件发生时14岁，正在北京上初中。

1971年初，在江西干校的母亲病重，先是送到南昌的医院，但那里的医生都已下乡，医院由护士当家，治疗不见任 何效果，所以干校最终同意我母亲在我哥哥陪伴下回北京。我在此前为防传染上血吸虫病，暂时寄居到了湖州姨外婆家，接到父亲从干校的来信后，也赶回了北京。

初中课程与战备教育

我从北京火车站下车后专门坐了一站地铁。1969年在我随父母离开北京去江西前夕，中国大陆这第一条地铁线通车，我有幸作为第一批乘客，坐了个来回。如 今回返北京，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再次享受一下。从崇文门站出地铁后乘坐六路电车，一直到东四九条，下车后向左一拐，就是我家所在的那条马路，叫张自 忠路，可是，当时这条路已改为工农兵东大街了，因为那时，抗战英雄张自忠在文革舆论中变成了汉奸。

我家住在张自忠路三号。张自忠路从前叫铁狮子胡同，三号曾经是一号，所以，这里也叫铁一号。铁一号在清 末到民国期间是重要建筑，1950年以后归中国人民大学，人民大学后来又将其中的一部分转给中联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今，人民大学的那 部分，基本是教职员工居住的地方。我家的住宅面积，从六十年代开始逐渐减少，终于在离京下放江西时全部交出。我的母亲从江西回来后，暂时与另外一家人合住 在一套房子里，邻居是工人，住大部分，我家只有一间，厨房、厕所公用。合居，是中国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在文革时代盛行，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的一种特有居住 方式。就是原本一家人居住的一套住宅，住进两家、三家，甚至更多。这种居住方式对社会影响深远，不但摧毁了人们原本就很薄弱的隐私意识，还让同事、邻居间 互相仇恨，并且延及下一代，人为制造、激发了大量矛盾。

不知道是不愿意和另一家人挤在一个厨房，还是邻居不让在厨房烧饭，走进房门，我发现我的母亲正在房间内 煮粥，煤油炉放在门后，屋里的一切都是借的，包括锅碗勺盆。我在家里住了两个星期，时常陪母亲去阜外医院看病，但母亲希望我赶快入学。这次我终于到了入中 学的年纪，算是真正进入了初中一年级。

我就读的中学地处东四附近，算是北京的中心地带，有着百年悠久历史，最早叫崇慈女中，一听就是教会学 校，后来当然被改名，与当时中国大地上的所有名称一样，以数字、地点取代了文化，称北京女11中学；到了文革，又跟随改名浪潮，将直白发挥到极致，取名人民中学。幸运的是，我在人民中学读书时，那 些德才兼备的老一代教师还健在，有人曾留日、留美，有人毕业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即使1949年以后毕业的，也是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的毕业生。其中，从旧时代过来的教师无不背 负罪名，日本回来的叫日本特务，美国回来的就叫美国特务，在旧中国做过事的自然是历史反革命。我刚进学校时，总看见一个面戴大口罩的老太太在清扫院子，经 常受十几岁的同学欺侮，后来，当她依然留着“特务嫌疑”的尾巴登上讲台时，我才知道，她是数学老师刘淑训，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我刚入学时，几乎是个白丁，自文革开始，已经多年没在课堂读什么书了，连小数点都不会。当时的课程有数 学、政治、语文、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还有农业基础课和工业基础课，后面这两项，大概算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成果。不知是学习内容过于简单的缘故 还是我确实发奋努力，不到一年，我的学习就跟了上去，在40来人的班里排到前5名，还当过课代表，所有老师都很喜欢我，尤其是历史和语文老 师。其实，我们班里真正在学习的不足10个人，其他人都是瞎混，反正照样升学，照样毕业，最后都是当工农兵和服务员，学了也没用。课堂上课，在 那时十分散漫，说话的，玩的，打架的，碰见严厉一些的老师，特别是那些年纪轻、没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学生的纪律就稍好一些；遇上像刘淑训这样的老师，人人 都知道她是“特嫌”，当然就没人搭理了。她老是在讲台上呼唤：求求你们了，听我讲课啊！刘老师的数学 课，是我遇见的最好的数学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解题到最后，无不豁然开朗。

那时的课堂学习，有价值的是数学、物理、化学，而语文课内容都是些已经滚瓜烂熟的毛选文字和鲁迅文章， 还有什么杨水才之类的英雄事迹和一两篇文言文，比如《东郭先生》，但选这种文字的目的是用来说明如何对敌斗争的。 农业基础和工业基础课，后来去乡下当知青，根本没派上任何用场。外语课或选英语或选俄语，为什么学习这两门？老师解释的原因，我记得非常清楚——英语是： 毛主席还坚持背英语单词呢，马克思、恩格斯都会几门外语；俄语则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妄图消灭我们，学好俄语将来战争一旦爆发时可以对付敌人。外语课本里 的课文，我记住的是《半夜鸡叫》，还有就是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加上一些打仗时的用语。比如缴枪不杀，许多同学都注音为：葡萄糖一根儿。 

除了上课，就是挖防空洞，我们常常用整个下午的时间在学校里挖土、担土、装土，有几次我还跟车去运渣 土，东单公园就是倾倒渣土的地方，最后堆起了一座山包。我们学校的防空洞还是全东城区的模范防空洞，并且与四周的防空洞连为一体，不断有客人前来参观。有 一日，忽然大兵临境，四处岗哨，老师要求我们低头挖土，不准抬头张望，过后才知道，原来是叶剑英视察。

挖防空洞属于战备的内容，战备的其他事情也很多。每星期5节的政治课，老师主要讲授希特勒的闪电战，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闪电战之外，老师讲得最多的是路线斗 争，陈独秀、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罗章龙、王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不仅政治课，历史课、语文课也离不开路线斗争，讲的比阶级斗争还多。我 们还经常接受警报演习，上课时忽然警报大作，大家迅速钻进防空洞，好在防空洞就在教室对面。拉练是因为毛主席在一支部队野营训练请示上有5个字的批示：野营拉练好，于是全国各地又掀起了拉练热潮。每隔一段时间，我们整个年级就会出去拉练几 天，人人都会打背包、扎绑腿，学会了紧急卧倒、匍匐前进……

后来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插队的地方离重灾区不远，夜里地动屋摇，窗外一片红光，我的第一感觉是苏修扔原子弹 了，这就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而预防自然灾害的本事却一点没有，结果，束手无策，无以应对。我活了半个多世纪，少年时天天恐惧的战争危险，一次没看见， 天灾却频频发生，但直到近些年人们才明白，从小最应该学习、训练的是预防地震、火灾、车祸、疾病等等。

为军代表盖的住房

铁一号的最西侧要盖一排平房住宅，其中两套大的独门独户，里面有院落，还有花坛，卫生间有澡盆，据说由 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和崔耀先居住，郭影秋是行政7级，崔耀先9级，资格老，大家似乎觉得理所当然，其他每个小院将由两户人家居住，面积不大，而且分配时必须论资排 辈，所以也没人提意见。当时盖房子，不找建筑公司，都由本单位抽调人手。北京缺少壮劳力，我父亲从江西被调了回来，调来盖房子的另一个理由是顺便可以照顾 我的母亲。同时调回干活的还有二十多人，记得父亲告诉我，从16级到13级，每个级别都有。

我父亲绕道湖州，接回了我弟弟。我们全家终于团聚了，尽管房间很小，挤在一起，但这是北京，生活比江西 强多了。而且父亲干活的地方就在我家旁边，连喝水都可以回家歇歇。但有一天，父亲回来后忿忿不平地说，原来崔耀先根本不愿意住，这套房子实际是为姓杨的军 代表盖的，别看他是学校那一级的军代表，却只是师职，推算下来相当于行政13级。那时驻人民大学的军代表，有的在学校，有的在系里，最高是师职，最低是团职和营职。而人民大学的教 职员工的特点就是级别高，都是些知识分子中的老共产党员，在我家四周的那些邻居里，20年代加入中共的有好几位，比如尚钺、罗髫渔，还有几位是在法国、苏联加入共产党的，30年代入党的就更多了，系主任和总支书记都是延安和晋察冀边区过来的，什么大人物没见过？

为13级的军代表盖房子，是我父亲每天晚饭的谈资。我听他和母亲讲，这位姓杨的军代表一直占用吴玉章生前的吉 姆专车，而郭影秋只能坐华沙202，崔耀先或者挤公共汽车或是与其他校领导合用胜利20。有一次杨代表乘坐吉姆去北京市委开会，市委领导一见汽车，立即下来迎接，以为是什么大领导，不料是 他，一脸的不快。一位14级的系总支副书记为杨代表未来的新家砌浴缸，边砌边发牢骚，说自己入伍的时间比他还早一年呢。他说的是 实情，人民大学的教职员工，1949年以前，很多人都是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和游击队，还有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我父亲说，不少人对军代表 满腹意见，说自己以前就是军人，后来被组织调进学校工作，在文革中却成了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那些留在部队，入党比自 己晚的下级，现在反倒都成了军代表，跑来领导自己。早知如此，当初真不如不服从分配，坚决留在军队，说不定如今也是什么地方的军代表呢！

其实，房子盖好后，姓杨的军代表迫于舆论的压力，并没有住进那套房子，但一些军代表还是在铁一号占据了 一部分住房，使矛盾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

要求初中生保密的文件传达

1971年10月底的一天，人民中学忽然通知，下午全校集合，去长虹影院开会，不准请假。长虹影院在文革前叫蟾宫影 院，破四旧时改为现在这个名字，影院就在隆福寺那条小街里。文革开始至今，我经常被学校组织到电影院看电影，看《刘少奇访问印尼》是为了批判，口号声此伏 彼起，电影里说些什么，一句也没听见；而看有关珍宝岛事件和新老沙皇的影片，则是为了增加对苏修的仇恨。但从来没有到电影院开过会，为什么不在学校礼堂或 者在操场开呢？

进入长虹影院，发现门口还有学校布置的岗哨，由高年级同学担任，个个神情严肃。主席台上端坐着学校革命 委员会领导，中间坐着的那人不认识，我们班的班长也是学校红卫兵大队长，见的多，告诉我那是教育局革委会的领导。学校领导先讲话，要求今天传达的所有内容 一律保密，不许对任何人说，父母也不行。我们这些初中生一下变得紧张起来，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事情先告诉我们？要我们保密，家长难道不知道？

等到教育局领导开讲，我们才吓了一跳，原来过去天天喊的“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副统 帅，竟然企图叛逃苏联，9月13日，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失事，死了，怪不得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的名字。他提出的“四个伟大”，写出的“再 版前言”，发出的“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号召，我们都倒背如流，现在居然叛变，投奔苏联了！但我那时想得最多的不是林彪事件本身，而是我这样一个十几岁 的孩子也可以知道国家的大秘密，还不能对外说，实在有种说不出的自豪感。

可回到家里以后，我还是憋不住，晚饭时老想用一种隐晦的方式告诉父母，炫耀一下。可没料到，父母之间的 对话让我听出他们早已经知道此事，当他们发现我的秘密后很惊讶，问我怎么也知道。听过我的解释，母亲很奇怪，连初中生都知道的秘密，还叫什么秘密？

从此，林彪事件在我们家里就算公开了。我父亲每天从建房工地回来，都会将那群高级“建筑工人”的聊天内 容告诉我母亲，父亲参加了铁一号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集体学习，还去人民大会堂听中央精神的传达，中央文件和各类“林彪反党集团“的材料也在陆续下发， 他回家后总要再转达给我的母亲，我在旁边就成了听众。我的哥哥和弟弟，从来对这些就不感兴趣，既不听也不插嘴。只有我，偶尔还追问几句。铁一号分成几个学 习小组，我父亲那组有十来个人，组长是罗髫渔，一位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也参加过南昌起义，还是个领导。他在小组会上爆料，南昌起 义前夕，他掌握所有起义部队连以上军官的名单，找每个人谈过话，不记得有林彪这个人。言外之意是，林彪当时的职务在连以下，并不像过去报上所说的那样，领 导了南昌起义，又率部去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

“571”，一个不可思议的“工程”

    在那个年代，我从小就学会了由《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出席人员名单中察觉政治动向， 发现人物沉浮。像我们这样的中学生也经常由学校传达“中央文件”，每次传达，总有大事发生。“九一三”以前，陈伯达这样一位大人物，在每天翻阅《人民日 报》中，我感觉他很久不见了，问我父亲才知道，他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来听传达，又说全国要开展批陈整风。学校传达上面的指示，要大唱《国际歌》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有点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非要唱这两首毫不搭界的歌曲。林彪事件出来以后得知，毛主席号召唱这两首歌是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的， 可是，还是不明白其间有什么必然关系，只有“一切行动听指挥”算是沾点边，林彪他们肯定没有听毛主席指挥。

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持续了很长时间，开始是揭露他们怎样谋害毛主席、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以 后，林彪又和孔子绑在一起，于是，批林批孔铺天盖地而来，我从批林批孔中熟悉了孔子，读了《论语》，那时，全国大普及的子曰是“克己复礼”，人人皆知。批 林批孔还在如火如荼，评法批儒又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兴起，也不知这算是另一场运动呢，还是批林批孔的延续。我们从此知道，原来早在古代也有两条路线斗争，儒 家和法家，前者倒退，后者进步。正因为有了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多年空荡荡的书店才摆起了古人的著述，当然，无一例外地都被归入儒和法，一反一正，批判和 赞扬的态度主要反映在注释和前言里，有大学老师的，也有工农兵的。我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批判中，最大的收获，就是阅读了荀况、韩非、商鞅、李斯、贾谊、桑弘 羊、桓谭、王充、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戴震的著述，还有受批判的孔子、孟子、董仲舒、二程、朱熹、王守仁的文 字，像《过秦论》、《盐铁论》、《神灭论》，都是那时报刊上反复介绍的经典，而且，我第一次知道，司马光、苏轼这些人原来都是反动保守分子。在批判中，为 了“防止上林彪、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的当”，还号召我们读马列原著，因而在课外学习小组读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的贫困》、《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哥达纲领批判》、《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 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不但有老师具体辅导，还下发了许多学习参考资料。

林彪事件之后，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一切因此转变，过去发生的那些残暴行为和极端做法也都一股脑儿地归罪 于“林彪反党集团”，我们去江西落户，是林彪的“一号命令”导致的；很多人饱受折磨，大量的人死于非命，都是林彪一伙儿推行的极左路线造成的。江西的那个 程世清，听我父亲讲，他是林彪死党，已经被捕。以后又听说曾经走红的大量军官被清理出军队，我的同学中有民航局干部的子弟，原本自我感觉很好，后来忽然变 得很消沉，据说他们的父母也受到牵连，因为民航局当时属于军队系统。

干校的人陆陆续续回到北京，人民大学已经解散，我父亲和母亲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许多前几年还被批得 一无是处的人，如今逐渐出现在各种招待会和追悼会的名单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我买了一本，读了几遍，这可是文革开始后我见过 的第一部学术著述，并且内容与文革没什么关系。很多人都增加了工资，调高了一级。不时有国家与中国建交或是恢复外交关系，而且还是些资本主义国家。学校学 习和社会生活也显得日趋平稳。但我的母亲，经过6年的煎熬，病情加重，最终瘫痪在床，那些痛苦不堪的往事似乎大多忘却了。

母亲在暨南大学读书时的要好同学、地下党时期的老战友，无论身在北京还是外省市，开始经常过来看望病中 的母亲。我有时会被父亲派去附近的江苏餐厅买几个好菜，这家菜馆最早叫森隆饭庄，后来改为八一食堂，现在又改成江苏餐厅。饭馆的菜，只要有钱就行，不受票 证的限制，可以吃到市场上少有的鱼肉禽蛋。常要的菜是鱼香肉丝、宫保鸡丁、赛螃蟹、松鼠桂鱼，偶尔还会来个烹大虾。来客有台盟中央秘书长徐盟山夫妇、纺织 工业部的司长费志融夫妇、福建的一个地委书记张林、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白明——文革前他老是出国，又不说去哪里，带回来的糖果却 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巧克力。从他们与我父母的聊天中，我知道他们在文革前期几乎被整得死去活来，现在都“恢复工作”，“恢复组织生活”了。他们，包括我的 父母，都认为“林彪反党集团”是极左，不过，批极左还没多久，上面又传达说林彪他们是极右，叫形“左”实右，《人民日报》因此发表文章，批判林彪的“极右 实质”。

对那个时代的各种政治运动，坚信其合理和必要，是我这个学生当时的基本状态。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有感到 莫名其妙的地方。为什么林彪、陈伯达、叶群这些人前几年还红得不得了，现在却突然被打倒，而且说是“蓄谋已久”，“反共老手”，“一贯反党、反对毛主 席”……既然如此，林彪怎么还能顺利成为接班人，得到了篡党夺权的机会？林彪已经是“接班人”，写入了党章，怎么还会“抢班夺权”？那时的合理解释，是说 他们“隐蔽很深”、“反革命两面派”、“欺骗党欺骗毛主席”，“迫不及待”。等到“四人帮”被揪了出来，华国锋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 而宣告胜利结束”，我才开始觉得完全不对了，自刘少奇之后，文化大革命揪出来的人怎么都是文化大革命一手培育的人？如果没有文革，这些反革命分子就不可能 犯下这么多罪行！直到1978年考入大学，哲学系老师李秀林在学校大礼堂为我们介绍理论务虚会情况，开场便说，我们唱了多年的《东方 红》和《国际歌》，其实是截然对立的，回头一琢磨，果不其然。于是，我的反省也就开始了。

所有运动，为什么都是上下五千年全要扯上，这也是我当时的困惑。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以后又突然冒出来 个评《水浒》，批宋江投降派，闹得全国人民天天跟着沉浸于历史当中。尤其是让大字不识几个的工人、农民在那里每天拼命批孔子，讲商鞅、李斯、桑弘羊，确实 有些可笑。

“林彪反党集团”的最大罪证就是“571工程纪要”，在最初传达这一罪证时，我只觉得很惊讶，怎么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也有人胆敢对毛主席下手，但 听到B-52这样的代号时，又感到很有趣。听见其中的那些形容后，的确很震惊，既不同意，也不反感。去农村插队以 后，同村的知青，有几位总在那里说，“571工程纪要”里讲得真好！我这个“先进知青”也没想反驳。

斗转星移，对“571工程纪要”，我越来越觉得不可思议，在那样的年代，竟然能产生这样准确的分析和归纳，不知是林彪的意 思，还是林立果的觉悟，或是另有高人指引？对林彪之死，我认为至今仍然是谜，在相关档案没有全部公布的情况下，不能贸然结论。对林彪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 人，值得持续研究，没有止境，但肯定不像30年前宣判的那样。林彪的历史，尤其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这段历史，也是一段含混的历史，何时才 能真相大白，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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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林副主席是坏的”

——“九一三”的童年记忆    

李宇锋

    李宇锋，自由职业者。“九一三”事件发生时8岁，是北京群英小学二年级学生。

“九一三”那年我八岁，读小学二年级。

我就读的北京群英小学是军队子弟学校，革命化加军事化，每天第一课“天天读”，“万寿无疆”、“永远健 康”喊毕，高唱革命歌曲，然后不是语录就是老三篇，一屋“小屁孩儿”庄严神圣得不得了。学校冠以军队编制，我属“一连六排”（就是一年级六班），对小孩子 来说，这样的编制特带劲，感觉自己就像个“小解放军”，舞枪弄棒都透着革命。

忽然有一段，周围有点不对劲，大孩子们开始交头接耳，神秘地议论什么。一天中午，在总后机关食堂就餐 时，隐约听见大我五六岁的堂哥和人正说谁谁谁“是坏的”，最后还特地找补一句“你说怎么可能呢？根本不可能！”

谜底很快揭开了：“坏的”是林副主席。还有黄吴叶李邱，和林立果，和他几个小兄弟。

那时父亲在湖北潜江的“五七油田”会战，供职总后物资部的母亲带着六年级的姐姐和我住机关宿舍。某晚， 在一盏台灯的幽暗中，母亲低声给我俩讲述了一串特别神秘、惊险而好听的“出去不能乱说”的故事：林立果怎么阴谋刺杀毛主席，想了好几种办法，什么火箭筒、 飞机炸主席专列啊，什么派人趁毛主席接见上车暗杀第一次没带枪、第二次带了枪又被拦下啊，主席又怎么特英明一路不停回到北京，然后吓得林彪赶快跑，林豆豆 报告总理，警卫员中枪跳车，八三四一连追带开枪，卡车没有小车快，加油车挡跑道，油都没加满楞飞，林秃子光头没戴帽子爬飞机，最后摔死在温都尔汗……听得 我们姐弟心惊肉跳！母亲又讲到总理下令“全国机场不许起飞降落”、派陆军管空军（我十分纳闷：总理不是“文的”么，怎么管军队？母亲只含糊说“总理都能 管”，我觉得她也不懂）……可是还是跑了一架直升机，可是飞行员是好的，勇敢机智，骗那个会开直升机却没开过这个型号的周宇驰“罗盘不一样”，又给飞回来 了，然后搏斗，然后牺牲，然后三个人约好一起开枪自杀，两个死了，一个朝天开枪抓了活的——听到这里我哈哈大笑：这小子怕死！

尤其让我意外而兴奋的是，母亲说“给林彪开飞机的潘景寅你认识，还抱过你呢”！简直太绝了！这么大的 事，这么好听的故事，怎么里面还“有”我呢？再听下去，原来是这样：我还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母亲去西郊机场接她的上级“马处长”（可能和接新到的飞机 有关），随车带我去玩，记得一个挺“壮”的叔叔抱我上了飞机开开眼。听说那叫“三叉”机，可怎么也看不出哪“三叉”。唯一的印象，是驾驶舱里迎面一堆 “表”——这怎么看得过来啊？“叔叔”什么模样可是一点想不起来了，那也不要紧，反正明天可以和同学吹了：给林彪开飞机的抱过我！我还“坐”过摔的那架飞 机！——至于是不是就那架，谅他们也不知道。

故事不能白听，得“见行动”。既然“林副主席是坏的”，就得“消灭”。找了个星期天，母亲带着我和姐姐 翻箱倒柜，把所有和“林贼”有关的东西集中起来，清除痕迹。《再版前言》好办，撕了或剪了就行，照片以及各类文字中的“林副主席”、“林彪同志”打个叉也 不费事，麻烦的是各种语录塑料皮上那些烫金的林彪手迹，“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之类，上面赫然“金光闪闪”的印着“毛主席语录”几个字， 有的还有头像。不记得是听来的，还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办法，先在塑料皮上涂一层牙膏，再用小刀刮下金粉——好像也不大管用，尤其得注意刮了“林副主席” 还不能刮着毛主席，这样一来效率更低。最后没辙，只得用小刀把那部分齐齐刻去，虽然开了天窗不好看，“林贼”总是不见了。忙了半天。

“九一三”于我，就是一晚上故事，半天的活儿，与“民众觉醒”、“文革破产”毫不搭界。在我心目中，从 来没想过林彪“出事”与毛主席有什么关系，他坏他的，毛主席伟大毛主席的，甚至更伟大——那么伪装都看出来了嘛。要说有点“思想进步”，就是“提高了识别 阶级敌人的自觉性”：看着是好人，没准儿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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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被唤醒

张  章

    张章，退休编审。“九一三”事件发生时17岁，是北京东方红汽车制造厂（后来的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

1966年，文革爆发，我上小学五年级。

1969年，中共九大通过党章，确立林彪为毛泽东接班人。当时我上初中，为庆祝九大召开，为伟大领袖毛主席选定 了可靠的接班人，参加庆祝游行，连续三天，从位于和平里的学校，喊着口号唱着歌徒步走到天安门广场。

 1971年9月，我在北京一家大型汽车生产企业当工人。有一天，同车间做工的我的同学找到我，面色凝重，耳语般轻声 说：咱们国家发生大事了，林彪想要叛逃，坐飞机摔死了。

当时，车间里机器轰鸣，她又尽量压低声音，但这几句轻语，却如同耳边响一声炸雷，震惊之后，不免心生愤 怒。

一直以来，有一条毛主席语录我们天天嘴里念叨：“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 底。”国家大事是什么？毛主席钦定了接班人是不是国家大事？自己选定的可心人却背叛了自己，还能有机会乘飞机往国外跑，这里面肯定有极其复杂的内幕缘由， 这样天大的事情英明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事先都未能发现未能制止，更何况我一介草民，如何关心国家大事？这等所谓的国家大事是我能够关心的吗？

我们从小就接受一种教诲：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不能有二心，不能有任何怀疑，否则就是敌人，就会被 集体被民众被全国人民抛弃。毛主席永远正确，即使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全国搅乱，把我的父亲当成敌人批斗，抄了我的家，把我的父母发配到“五七干校”，我 初中毕业不能继续上学，但为了对毛主席的“忠心”，为做一个“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我也必须拥护这一场革命，相信这场革命是必要的，是为了“中 国永不变色”，为了“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远在劳动人民手中”。可是现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帅和副统帅这两个亲 密战友居然分裂，究竟是林彪欺骗了毛主席，还是毛主席欺骗了人民群众？如果是林彪欺骗毛主席，那么，林彪是阴谋家自不必说，而毛主席没有识破林彪的阴谋， 证明他并不英明伟大；如果是毛主席欺骗了人民群众呢……

毛泽东偶像在此刻崩塌！

尽管这个想法让我心惊，但我必须面对现实。

我7岁上小学，到1971年17岁，我被偶像愚弄、欺骗、奴役了整整十年，林彪的叛逃让我从幻梦中醒悟，尽管当时文革还远未结束，看不 到希望看不清出路，但至少有一点我心如明镜：今后，上边的任何花言巧语和各种花样翻新的手段都不会再让我相信和上当了。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写这篇小文时，与丈夫谈到“九一三”事件。他当时正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没有任何 小道消息来源，只在正式公开公布林彪事件时才知道。此前，他把上山下乡当作人生的转折：离开北京这个政治漩涡的中心（他不幸也是个“狗崽子”），到“广阔 天地”“大有作为”一番。林彪的倒戈与叛逃，直叫他和其他知青战友们大呼“上当”。他们一边喝酒，一边悄声怒骂：骗人没有这么骗的！

被人欺骗耍弄，是件悲哀的事情；可是从此吸取教训，擦亮眼睛，心胸清明，却值得庆幸。由此看来，林彪事 件的发生，对于绝大多数5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次启蒙，一次唤醒独立思考的启蒙，唤醒了我们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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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与“九一三”有关的零散记忆

何  蜀

    何蜀，退休编审，文革史学家。“九一三”事件发生时23岁，正在重庆家中待业。

1971年的“九一三”，是文革中以至整个当代中国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变。然而现在搜索记忆，我却想不起在官方 公布这一消息之前，我是什么时候得知的。查日记上也无记载，显然，在文革那样祸福难测的年代里，太敏感的事情是不会写入日记的。模糊的印象中，消息是邻家 的二哥悄悄告诉我的。他在银行工作，家里四兄弟，“出身不好”——父亲是前国民党起义军官，后被视为“伪军官”，文革中自然要被当作“国民党残渣余孽” 了，幸而文革前早逝，免去受难。他们的母亲在街道运输队挣钱养家。风里来雨里去，每天在长江、嘉陵江边的码头抬运货物。在我眼里是典型的劳动妇女——若干 年后我才知道她是满清贵族出身。他家老大是我们那条街上文革前有名的大学生，此时在川南一个偏僻县城的山区中学当教师，因对当地“新生红色政权”的主要负 责人持批评意见，被打成反革命，遭到通缉，正在逃亡之中（因我和他的关系特别好，视之为兄长和文学上的启蒙老师，他们的母亲还悄悄领着我去他临时藏身的亲 友家会过他一面）。二哥在银行里十分谨慎，但却时时关注着形势的变化。“九一三”这样的惊天事件，应该是他最先告诉我的。

那时候，已经23岁的我正为找一份谋生的工作而焦头烂额。我是子女中的老大，下边三个妹妹，老二已经下乡当知青去了，老 三是“超龄生”（小学毕业后因文革爆发而未能升初中，作为小学生又不符合下乡当知青的条件），与我一起在家“待业”，老四刚去了云南“支边”。我本来在市 中区的一所小学作代课教师，给小学五年级和“戴帽”初中班的学生教美术课（所谓“戴帽”初中班，是当时的一个“新生事物”，因文革前期的停课，致使大批适 龄学生积压下来，到了“复课闹革命”的时候，各中学已经无法容纳那么多应该上初中的学生了，只好由各小学办起初中班，因是在小学里戴了个“初中”的帽子， 故称“戴帽”初中班）。我本来教得好好的，学校也想留我转正，但我不愿当教师，特别是在当时那种“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形势下，一心只想当工人，“改 变阶级成份”。于是，7月暑假一到，我就不顾那位女校长（校革委主任）的再三挽留，正式提出下学期不再去代课了。这样，在“九 一三”前后那两三个月里，我就正为寻找新的工作而东奔西走，打听消息，托人情找关系……根本无暇注意到国庆前后形势已经发生的微妙变化。

费了不少周折，我于1971年10月底调到了长江南岸的一家街道小厂——印制社。这家街道印制社，有几台圆盘机，一台石印机，主要是承印 一些票据表册之类的小杂件。全厂只有二十来人，多为因病未能下乡的中学生和小学“超龄生”，中年人很少，有一个老师傅管石印机，一个给他打下手的青年大约 二三十岁，从不与人交谈，默默劳动，人们悄悄告诉我那是监督劳动的“反革命”，不可接触的人。我在那里工作的不长时间里，从未听到他和谁说过话。也不知道 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因我在文革初期的筑路工地上做临时工时也曾被打成“反革命”，享受过监督劳动的待遇，所以对这个“反革命”很有些同病相怜，但也不敢打 听他的事。就这么一个二十来人、处于社会边缘的小小单位里，也会有一个监督劳动的“反革命”：这就是当年中国社会现实的缩影。

中共中央于1971年10月24日发出《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规定：“传达的范围可以逐步扩大，先党员、工农兵，后其他；也可以同时传达。由各地、各单位自行安排。但最迟应 在十一月底以前传达完毕。”（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查我当年的日记，在10月31日的日记中记载：“正式上班了。生活算是开始安定下来了。暂时一切还没有头绪……”看来我就是在那个通知 发出的时候到街道印制社上班的，由此推算，我们听到正式传达肯定是在11月里了。

我们这个街道小厂听传达中央文件，是全体职工沿着长江岸坡边弯弯曲曲的石板小路（那时还没有什么滨江 路）走到另一家街道工厂去听的，由几家街道工厂的联合支部的书记作传达。所谓联合支部，实际上是当时的街道工厂大多由各种有这样那样个人或家庭问题的人员 组成，“成份严重不纯”，在某些人眼里甚至是“社会渣滓”，因此很难有几个真正“够条件”的共产党员，不得不几家街道工厂联合才能勉强凑成一个党支部。那 个支部书记是个瘸子，如果换在其他大些的单位，书记的位子可能是很难轮到他来坐的。因此他颇有些踌躇满志、鹤立鸡群的样子。

在那家街道工厂的一个不算大的车间里，人们或站或坐拥挤在几台机床、工具台之间，瘸子书记招呼大家静下 来后，威严地清清嗓子，虎视眈眈地把全场扫视了一下，装模作样地打开文件，突然以夸张的语调（类似于爆发性的吼叫）高声宣读起来：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 亡……”

他大概想引起全场震惊的效果，所以有点像戏剧表演一般装腔作势，几字一顿地加重着语气，并不时抬头扫视 全场。然而可能让他失望了，他想看到的戏剧性效果没有出现。一个可能是人们都早已从各自不同的渠道得知了这个消息，已经不会再感到震惊；二是这些街道工厂 的职工大多不关心“国家大事”，都在为自己的前途和家庭的生活操心（年青人都只是把这些街道小厂的工作当成一个过渡，并不安心长期呆在这里），因此既没有 人发出惊叹声，也没有人显出震惊的神情，甚至更多的是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事后我一想起那瘸子书记的表演，就感到好笑。不知他在1969年宣读确立林彪为领袖接班人的“九大”新党章时，又曾有过怎样的一番表演？

回想起来，“九一三”确实也没有在我思想上带来多大的震动。唯一印象深的，是“九一三”事件的爆发使我 觉得印证了读一本外国小说后对现实产生的一种感触。

那本小说叫《十字奖章与箭火》——说来惭愧，我一直把它错记成是东德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作品，直到写 这篇文章时查资料，才发现作者是美国作家马尔兹。可见人的记忆之不可靠。——这部长篇小说是五十年代翻译出版的竖排的版本，书中写了一个德国兵工厂的中年 工人威利，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关心政治，曾认为希特勒执政后消灭了失业和饥饿，使德国变得强盛，给德国工人带来了幸福。他儿子是忠实的纳粹党员，并 指责威利不积极加入纳粹党。儿子在国外为元首战死了，媳妇在接受追赠的铁十字奖章时，表示要继承遗志，把他们的小孩培养成新的“元首的战士”。威利在拼命 工作中荣获十字奖章。但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逐渐使他认识到了纳粹德国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他妻子死于英军的轰炸。好友死于纳粹集中营。他同居情人白 茜的儿子芦笛从前线回来，送给母亲的礼物竟是轮奸杀害了的法国女子的遗物，而芦笛钟爱的村中少女则已经怀上别人的孩子并骄傲地声称要为元首生一个好战士。 威利想要偷放走白茜买来当农奴的波兰战俘，波兰人却根本不相信他……他终于从法西斯的毒害中清醒过来，开始以行动来反对希特勒政权，并在英国轰炸机飞临他 住地上空时用稻草堆成箭头状点燃，让箭火指向他所在的兵工厂，而那位朴实的农妇、即将与威利结婚并且真心爱他的白茜在看到威利点燃箭火时竟惊呼引来了黑衫 队员……

我是在“九一三”以前读到这部小说的。当时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书中所描写的那种毒害德国工人、笼罩整 个德国社会的法西斯气氛，竟然使我感到就在身边：对领袖狂热的崇拜，对异端的严厉镇压，文化生活的枯竭，思想自由的窒息，亲人间“政治立场”的意识压倒了 亲情……

在我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文革当局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我住家的小巷在老重庆的上、下半 城之间面临长江的半坡上，小巷的上方是靠近上半城边缘的大马路新华路。经常一到晚上十点正，就会有从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当时设在新华路）驶出的宣传车呼啸 而过，沿途以高音喇叭播放着：

最高指示：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

中国人民解放军

重庆警备区司令部

戒严令……

一男一女两个播音员轮番朗诵的高亢声音，在夜风中听来让人不寒而栗。因为戒严之后就是夜间（通常是在深 夜零点家家户户都已经入睡之后）的“砰砰砰”敲门“查户口”。敲门入户以“查户口”为名抓人或警告、骚扰某些住户的，是户籍警察与“群众专政大军”的人 员。

我已不记得是从何处借到这本《十字奖章与箭火》的书了。那时，爱读书的朋友们都是千方百计到处借书看， 因为书店里只卖毛泽东著作（偶尔会有一两本《金日成选集》或卡斯特罗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之类），图书馆也除了马列毛著作外不开放其他书籍。读过《十字 奖章与箭火》之后，与一个在桥梁工程处当工人的老同学在长江边谈心时，我说到了对笼罩社会的法西斯气氛的感受。老同学是我十分信任的好友，跟我同样是“出 身不好”（我父亲是右派，他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参加过国民党领导的抗日远征军），他听后警告我：千万不要再给其他人说这些话。

我当然知道利害关系，除了对他，这些话没有对任何人再说过。

说到借书，还有两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一件事是听一个朋友讲的，一件是我的亲身感受。

朋友讲的事，发生在重庆的沙坪坝大街上，是他亲眼看到的。沙坪坝自抗日战争时起就因内迁的大、中学校等 教育机构集中而被称为“文化区”。文革中的学生造反也是从沙坪坝区的两所大学开始的。我那位朋友那天在沙坪坝中心区的街上看到，一个人拿着一本《鲁迅全 集》（全集中的一册），被一个解放军士兵叫住了，那解放军要他把书交出来，并且要当场烧掉。那人说书是借人家的，并且据理力争说这是鲁迅的书，是好书，鲁 迅是毛主席肯定的人物。可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那解放军根本不知鲁迅何许人，只是一味胡搅蛮缠：“难道你把毛主席的书就学好了吗？”谁敢说把毛 主席的书学好了呢？好，那么你就只能读毛主席的书，读其他的书就是对毛主席的不敬、不忠。最后，那解放军执意把那本《鲁迅全集》夺下来，当场在地上一页页 撕开，点火烧了。旁边围观的人没有谁敢有半点不满的表示，只能“道路以目”。

这件如此愚昧地践踏、亵渎文化的事，就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重庆市著名的“文化区”。

自从听朋友讲了此事后，我就十分警觉。因我经常会拿着书上街（不是还书就是借书给别人）。自那以后，我 拿书上街都要用旧报纸包上，而且尽量包得乱一点，不让人看出书的轮廓，显得像是包的衣物之类。有一天，我又拿着一本借来的苏联克鲁普斯卡娅美术工作室编的 素描教材上街，去还给一位一起学画的朋友。当我走过重庆市中心的解放碑时，无意间的一瞥让我大吃一惊……

当时解放碑还没有开设步行街，一路电车甚至运货卡车都可以从解放碑旁边鸣着喇叭驶过，但那时车辆还很 少，马路上都是人车混行。我走到解放碑旁边时，无意间扫视了一眼，突然发现整个解放碑地区前后左右熙熙攘攘的行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书！

这一意外发现让我顿时惊出一身冷汗——我这手里的书不是目标太大了吗？万一有个多事的解放军过来要收缴 我的书怎么办？当时我脑子里急速地想着应对的话：我要告诉他，这是列宁斯大林时代的书，是革命的，克鲁普斯卡娅是列宁的夫人…… 事后回想，才感到自己的可笑，这些说明有什么用？连鲁迅都不知道的人，会知道克鲁普斯卡娅吗？

幸好那天我没有遇到多事的解放军。

这就是“九一三”之前留在我记忆中的一个社会现实的细节：在重庆最繁华、人烟最稠密的解放碑大街上，已 经没有人手里拿着书了。

不知这算不算文化大革命的一项成果？

当然，最大的成果应该是对人心的摧残。

在“九一三”之前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到处都不断召开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大开杀戒（杀人权即死刑核 准权下放到地方），导致全国陷入血腥的“红色恐怖”之中。仅据重庆市的有关记载即有：

1970年3月6日  中 国人民建设银行重庆分行职员方运孚因在“文革”期间为刘少奇同志鸣冤，被市公检法军管会以反革命罪行判处死刑。1980年3月1日，市法院查明方运孚在“文革”中的议论不属反革命性质，决定撤销原判，宣布无罪昭雪。1983年2月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追认方运孚为烈士。

1970年4月23日  长 寿县万顺公社四重大队三生产队农民余方正被市公检法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1980年3月6日市法院查明，余方正在“文革”中的言行不属反革命罪，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予以平反昭雪。

1970年12月10日，市人保组在大田湾广场召开15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宣判张子均等死刑罪犯22名。市革委副主任鲁大东在会上作了进一步掀起“一打三反”运动新高潮的动员报告。1985年10月31日，市法院撤销对张子均的死刑判决，宣告张子均无罪。

1971年1月11日，四川石油管理局石油沟气矿1228钻井队职工熊义孚在“文革”期间因“恶毒攻击”案被巴县公检法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1980年9月24日，经巴县人民法院复查，熊义孚确系精神病患者，原判处死刑予以纠正。

（摘自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编《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1997）》， 自印本，1999年。152—159页。）

除 了上述见于记载的外，还有未见记载的类似冤案，如1970年12月5日， 重庆市公检法军管会以“反革命集团案”罪名判处刘家瑞死刑，张庆豹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还有其他几个青年被判不同刑期）。刘家瑞的死刑是在当月10日，即与上述记载中的张子均等一起执行的。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案”，是文革武斗期间，以刘家瑞（摘 帽右派）为首的几个青年对社会动 乱深为反感，在刘家瑞主持下，由张庆豹起草了《中国向何处去》等传单油印散发，公开批判文革及其发动者。文 革结束以后，1981年7月8日重 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判，宣告各被告无罪。

事后的宣告无罪是很简单的事，可是，被冤杀者的名誉可以恢复，被扼杀的生命又怎能恢复？而且，在当时给 全社会造成的弥漫于空气中的大恐怖的影响，是后人无法感知也看不到记载的。

正因为“九一三”之前那种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所以当“九一三”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都有一种松了口气 或找到了一个出气孔的感觉。难怪毛泽东当时会说“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因为这一事件可以成为转移民怨民愤的极好借口。

后来，每当我读到一些人回忆“九一三”事件如何使他们清醒、觉悟，对毛泽东的信仰如何开始动摇……我都 会感到惭愧，因为我当时仍然十分迟钝，并未感受到那样的震动。尽管对一些具体问题（特别是涉及文学艺术的问题）也有自己的不同看法，有一些异端思想，但根 本上却并未挣脱当时主流宣传对思想的禁锢。对毛泽东那一套套蛊惑人心的说辞仍然处于迷信之中。比如，对当时感受到的笼罩全社会的法西斯气氛，我就在读到中 央有关林立果“小舰队”之类材料时自认为得到了答案，而不会再作更深入的独立思考。那时我已经进钢厂当了工人，车间里学习一般都是叫我读报读文件，讨论 《“571工程”纪要》时，对那些一针见血揭露当时社会问题的文字，青年工人们发言大都是笑骂：“狗日的好恶 毒！”然而大家都心照不宣，知道不能说出来的评价是：“写得何等好啊！”《纪要》中斥责毛泽东搞的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毛泽东的党中央则在印发《“571工程”纪要》的通知中指控林彪一伙“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都在骂对方是法西斯，到底谁是法西斯？谁在“贼喊捉贼”？我对这些政局问题十分迷惘，曾经给一位有 幸被推荐上了大学（工农兵学员）的老知青朋友去信，希望他查阅一下有关法西斯的资料，作一下这方面的研究，但也没有结果。

总之，因长期受到的“党文化”教育、灌输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因长期禁锢而贫乏得可怜的思想资源，以及长 期政治运动折腾所造成的沁入骨髓的恐惧感……对官方的宣传即使不是深信不疑，也是抱着不加深思熟虑的态度。

还记得“九一三”之前，两三个画画的朋友在年纪稍长、文革前因病休学后即待业在家的郭显中（后曾任重庆 国画院副秘书长）家里闲聊时，议论到当时正在批判的“天才论”，官方说那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谣言和诡辩”，郭显中忿然道：“现在又唱《国际歌》，又唱 《东方红》，又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又说‘他是人民大救星’，这叫什么？不管怎么解释，这才是‘谣言和诡辩’！”

这是我最早听到将《国际歌》与《东方红》对比起来的评价。我当时对老郭的见解深感佩服，但却未敢作进一 步的探讨和思考。

真正的清醒者总是极少数。一次“九一三”显然还不足以让更多的人醒悟过来。灾难深重的中国，注定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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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九一三”对一个外国大学生的影响

潘鸣啸（法国）

潘鸣啸，法国汉学家，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法中心主任。著有《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6--1980》等书。“九一三”事件发生时22岁，是正在香港学汉语的法国大学生。（左图：潘鸣啸近照。）

我已经谈到过总是感觉自己与中国知青有缘，主要是因为我们都属于同一代人。1971年9月13日林彪突然神秘死亡，该事件猛烈地冲击了当时的知青一代，尽管对我并没有如此强劲，但却也在我这个法国青 年的思想上刻下了印记，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心路历程以及对当代中国的研究。

1966年中法两国中止了学生交换计划，再也没有可能到北京去学习了。于是我就在1971年决定去香港学普通话，那一年的9月初到达这个城市。当年22岁的我虽然已经得到哲学学士学位，但还没念完中文专业，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看法还相当天真。我从来都不 是一个毛派分子。我是一个注重理性反对迷信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文化革命中对毛的个人崇拜令我非常反感，然而对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还是很赞赏的。

在我初抵香港的几个星期中，当地报章的主要话题慢慢转向林彪消失于中国政坛的新闻。一些独立或亲台的报 纸索性肯定林已经死去。而与此同时，由北京支持的报纸就强调那是“别有用心的谣言”。

以我当年的汉语水平来阅读中文报刊的文章还是很困难的（尤其是繁体字），不过足够应付看懂其大意，此外 总还能借助英语报纸来搜寻相关消息。在我当时任教的法国文化协会也可以看到最受人赞颂的法国报纸《世界报》。然而，他们的驻京记者居然接受中国官方的立场 否认林彪已死，一直到中国当局不得不自己出来承认这一事实。就是这样，刚到香港我就一头碰上中国政治的违背常理的古怪事情，令我很快就明白了对中国官方发 布的新闻是绝对需要采取一种重新判断的态度，不可全信。

另一方面，令我震惊的是看到西方人对毛政府如此缺乏判断力，从而轻易地被那些政治宣传牵着鼻子走。1972年6月，我回巴黎参加中文学士学位的毕业考试，遇见了凤凰书店老板贝日隆先 生。他向我叙述了他在北京的经历，使我惊愕万分。在中苏断交之时贝氏是少数选择投向中共阵营的法共党员之一，因此被视作中国的好朋友。为此他得到了中国国 际书店在巴黎售卖该店发行的各种图书的专利权。他对中国抱有一种朴素的原始好感，1958年还去了一个人民公社待了一段时间。他的5岁的女儿就在那里学会了说中文，可惜一回法国就都忘光了。 上大学后她又重新开始学，我跟她成了同学，因此就跟她父亲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当林彪被钦定为毛的接班人以后，贝氏就有意书写林的传记。1971年9月，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接见了这位中国的好朋友，安排了一个办公室给他，甚至还打算提供一系列写作需要 的有关林彪的资料。就这样，在林彪死后的几个星期内，中共当局仍然不断给贝氏提供有关林的资料，表现无比友好，最后陪同他前往飞机场，而贝先生回到巴黎 才得知他书中的主人公早已魂归西天了，他的中国朋友也许是忘了告诉他。

他面含略为尴尬的微笑向我讲述了这件事情，最后只是以一种带有责备的钦佩语调说了一句：“这些中国人， 真是……”他的觉悟只到这个水平。至于他为写书而制作的上千张有关林彪生平的卡片，照他的话说，是将它们“雪藏”起来了。他照旧售卖中国官方出版的报刊书 籍。据我所知，他也未曾质疑过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耿耿忠心。不过，后来我再没见过他，一来我已经去了香港工作，二来也不再有必要到他的书店去购买中国的出 版物了。

【简讯】

         关于“历史细节比较研究”的专题研讨会在京召开

穆  汀

2011年8月24日，《记忆》编辑部与文衡文化公司在京联合召开了邱会作回忆录专题研讨会，余汝信介绍了他对《邱会作回忆 录》（邱会作著，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 版）和《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 版）细节的比较研究，吴迪代表《心灵的对话》的作者对余汝信提出的 问题做了答复。王海光对余汝信的论文进行了评论。丁东、卜伟华、叶维丽、阎长贵、蒋健等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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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1、黄汉文（四中校友会秘书长、原四中办公室主任）信：

拜读了行国老师的文章，许多事是第一次听说，感同身受。钦佩王老师做人做事 的正直、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当事人都能够有王老师的这种精神，社会的和谐气氛才能够真正建立与巩固。（2011.7.13）

2、岳建一（著名社会活动家、原中国工人出版社资深 编辑）谈王行国文：

不忍卒读，而又不能不读，此是近年所见最为悲烈文字之一，真正具有化石一般意义，感慨不已，起敬肃然。 我想，如是直面，如是记述，字字句句，皆是担当，皆是心血不竭之滴沥，内中对于高干子弟其时所为叙写，尤是警世，远胜卷卷逻辑重量，之于今天、未来，之于 不幸历史转化为精神、文化重建资源，意义深远。（2011.7.17）

3、赵培庠（首师大副教授）谈《记忆》：     

《记忆》所收文章很多，我还只看了几篇。编者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十年浩劫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没有前例的 一场特大灾难，是改朝以来祸国殃民的登峰造极之举。造孽者严禁人们研究、记述，妄图让人们淡忘。不能，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段历史。（2011.7.26）

4、刘源俊（台湾东吴大学教授、前东吴大学校长、前台北市立教育大学 校长）谈王行国的日记：

看到王行国先生写的文章与当年保存的珍贵的日记，如临实境，感同 身受。许多人在迫害里屈服，但王先 生坚强屹立，奋斗不懈。佩服他的骨气、正气与勇气，深以有王先生这样的亲戚为荣。

1966年暑，我刚从大学毕业，服役一年。当时很注意大陆文革的消息，后来也陆续看了些有关文革的书，在一般台 湾理科知识分子中，我算是对文革认识较多的一个。将来总有人会好好拍电影或连续剧，呈现当年的种种荒谬。王先生的日记的题材当是重要的一手数据！（2011.8.5）

5、张晓良谈《记忆》74期：

阅读《记忆》第74期：曾林辉篇，进一步理解“株连”；邵燕祥篇，题记深刻；启之篇，有深度，结尾段落“外戚、宗室、大 臣”之喻，暗指历史循环。

联想到网名“雪域桃源”博客，其作文言体《林彪传》，结尾处云：“史臣曰：彪以兵事起，位极至贵，雄于 一时。倘知人主之忌，岂不终禄全身耶？ 昔文种惜爵而亡，范蠡去位而安。子房修道羽化，淮阴身陨未央。彪之不明，重蹈钟室之辙，身罹巨祸，身名俱灭。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