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membrance 41

2010年1月16日第1期

总第四十一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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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义之（1917～1995），江苏武进人。1938年参加新四军，1941年皖南事变后历任新四军四师十一旅政治部锄奸科长、组织科长，华中野战军九纵七十三团（后为二纵五师十三团）副政委、政委，三野二十一军六十二师一八六团政委。

1943年初，在苏北根据地与陈枫相恋，1945年共结连理。陈枫兄弟姐妹十人，五哥为中国当代思想家、经济学家顾准（因外家无兄弟，顾准自幼改随母姓顾）。

建国后，施义之历任六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师副政委、政委，二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委、政委，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1966年12月，施义之奉调公安部任政治部主任、党组成员，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副部长杨奇清、汪金祥、李震、于桑，原副部长徐子荣、刘复之、凌云和政治部主任尹肇之停职反省。1968年2月，中央批准成立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为谢富治、汪东兴、李震、于桑、曾威、施义之、赵登程。1970年7月，中央批准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成立，李震任核心小组组长、革命委员会主任，施义之为核心小组成员、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3年10月，李震不幸去世后，施义之被周恩来指定临时负责核心小组工作（无正式任命）。1975年1月，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部核心小组组长，施未被任命行政职务，仅保留核心小组成员一职。1977年5月，被停职审查。1983年12月，刘复之签发公安部报告，将对施的审查结论上报中央。1985年1月，中央书记处作出批复，施被开除党籍、军籍，每月发给生活费150元。1995年10月29日病逝于北京。同年11月11日，二十一军的老同志为施义之举行了隆重的“民办”遗体告别仪式，参加告别仪式的有施义之的老领导、老战友及老部下谭友林、孔石泉、傅崇碧、邓子恢的夫人陈兰，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王克、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来柱以及胡炜、梁济民、刘光甫、沙风等，共四百多人。

2005年10月，在施义之逝世十周年之际，陈枫主编《血与火的历练——施义之纪念文集》由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该书含陈枫《血与火的历练（一）——记施义之的戎马生涯》，施义之口述、陈枫整理《血与火的历练（二）——特殊环境下的十年经历》；胡炜、姜林东、杜绍三、徐春阳等老战友、老部下对施义之的往事追忆；顾准儿女顾淑林、顾逸东、顾南九（高梁）、顾秀林、顾重之的《怀念姑父》等七十篇文章。关于固原平叛，有许昌其、夏玉安的《惟独没有自己》、王京宗（原施义之秘书）的《在固原地区进行平反和平叛的日子里》两篇。

《血与火的历练（二）——特殊环境下的十年经历》，记述了施义之离开生死与共近三十年的部队，奉调到公安部工作的十年。这十年，使施义之经历了最复杂、最混乱的政治局面，且深受其害，落得与其主观愿望适得其反的结果。施义之在其口述回忆的“后记”中坦诚地说：“现在，我仍然勇于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即便是党对我要求复审不再受理，我也要实话实说。无论如何，自己应该对自己一生历史中的重要阶段，对自己所经历的一些重要事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的写下来。公安部在‘文革’十年中的一些大事，在我们国家历史上也是不可抹煞，需要认真总结的。本着这样的态度，如实讲述自己所经历的每一个事件，以便让后人公正地批判、总结我们的过去，也许是我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情。”（《血与火的历练》84页）

施义之还说道：“在公安部这十年中，我先后经历了三任部长，正好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三个阶段。在三位部长领导下，我都采取一贯的工作原则，从不超越他们去和其他中央领导人联系，都在他们具体指示下工作。在我被审查时，前二位部长已作古，后一位升任党的主席，我承担了责任。”（《血与火的历练》84页）

曾任二十一军军长、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胡炜则说：“义之同志晚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大家都知道这是某部领导人挟嫌报复、某领导偏听偏信造成的，都为他抱不平。”（《血与火的历练》87页）

宁夏固原地区的平反和叛乱处理经过，是施义之口述回忆中的一节。因《血与火的历练》一书印量不多，现征得陈枫大姐的同意，将该节内容转为电子版，交《记忆》转载并放于网上，以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该事件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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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国庆节后的一天，大家正在核心小组会上讨论林彪叛逃事件，李震带来了国务院指示。李震说：“农林部的杨立功同志去了宁夏西海固地区，回来向中央汇报：西海固地区群众生活困难，发生过多次叛乱，一批批的‘匪属’产生，使一些生产大队发展党员没有对象，征兵没有对象，选举基层干部没有人选。周总理决定公安部去个副部长带工作组蹲点调查，配合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干部摸清历次叛乱情况，进行平反。”在讨论谁去时，李震说他想去但走不开，我就说：“我去。”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包括固原、海原、西吉、隆德、泾原五个县。1953年，西吉、海原、固原三县曾成立西海固回族自治州，故又称西海固地区。后调整为五个县，称固原地区。有时仍称西海固地区。该地区1．6万平方公里，人口98万，其中回族占42．8％，个别县如泾原县回族占97％。是以回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1971年11月，我带了十几名干部，有军队支左干部吴泮才（原某师政委），有老公安干部甘重斗（原内务办副主任）、张文柄（原政治部训练部长）、杨满才、许妙道、李景雨等同志。我们从北京出发到银川，部分同志是从笔架山干校出发到银川的。

到了银川，见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康健民。这时宁夏保卫部和银川市公安局已派人下去了，我们主要是配合他们调查研究进行平反。经研究，调查的重点定在西吉、海原，以西吉县夏寨公社车路沟为中心。我们分两个组，我在的一组住车路沟大队，另一组在车路沟附近。

二十一军分驻陕、甘、宁，军部驻宝鸡。军里从安全考虑，要派一个警卫排来，被我谢绝了。我要军里派几个医务人员，带些药品，也带上武器。这样晚上站岗，白天有小病也可以治疗，还可以为群众治病，同时自己起伙，一得几便。我们就住在车路沟生产大队的院子里。

当地地处黄土高原六盘山区，自然条件极差，常年干旱，缺水少雨。山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没有草，生态失衡，粮食亩产量很低。群众生活非常困难，吃的主要是土豆和返销的玉米、薯干等，白面很少。很少吃到盐，更没有油。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与群众同吃同住，一天两餐，吃的是白水煮土豆、荞麦面饼，没有盐没有油，大家反映吃不饱。这里缺柴，烧的是牛粪和有限的麦秆、秫杆，不够烧就用铁丝耙草，连草根耙出来烧掉。这样年复一年恶性循环，黄土上的草越长越少。缺水，有的村庄只有个积少量水的水窖，大家都吃用这小水窖里的水。真是缺粮、缺柴、缺水、缺盐。

我在刚进入固原地区的路上，看到一个老汉带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女孩身上只披了张羊皮而没有穿裤子，非常惊讶。到了村里，我看了一下，每家屋内只有土炕、土墩，炕上有一条破席和破旧不堪的棉被，有的只有破棉花套。一些极贫户到了冬天，一家大小就围在炕上，有的一家只有一套衣服，谁出去谁穿，回来又蹲在炕上。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没有衣服穿，光着屁股，男孩子更不用说了。看到这样的景象实在不少，部队来的年轻卫生员都落了泪。

群众中主要是呼吸道、消化道的疾病。普遍的病是疥疮、蛔虫，不少孩子闹蛔虫大肚子。有病没处治，公社卫生院只有一、二个大夫，但没有药，更没有医疗设备。随我们调查蹲点的医生、卫生员天天在村里给群众看病，给些常用药，或用针灸治疗，可解决不了严重的缺医少药问题。

在农业生产情况上看到的是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贫瘠，常年干旱，亩产量很低。只让种玉米、小麦、荞麦、土豆等粮食，不让种植经济作物（固原地区过去种过胡麻，胡麻油可以外销），而小麦、荞麦亩产量只有几十斤，玉米有时长势很好，但常遇雹灾、霜冻等自然灾害。生产工具落后，还是牛拉或是人拉的木犁。

当地是回族聚居区，但在领导上没有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不尊重回民习俗。不提倡养牛养羊，不论汉民、回民硬要响应每户养猪的号召，引起回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说：“现在强迫我们养猪，以后要强迫我们吃猪肉哩。”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没有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活动场所甚少，甚至原来每村有一个阿訇负责念古兰经，负责宰牛宰羊，现在都没了。严重的影响了党群关系和民族团结，脱离了群众。还有平叛扩大化问题。解放后十七年中这个地区的回民发生过八次叛乱。在处理叛乱案件中，由于政策上没有分清主谋和胁从，不少被裹胁、被欺骗的群众也被打击，家属成了匪属，造成了平叛扩大化，解决矛盾而又激化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为什么解放已经二十多年，人民群众还是那么贫困?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不是亲眼看到是不会相信的。我们蹲点调查，主要调查了解这八次叛乱的情况，想尽快进行平反，落实政策，体现党对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关怀。同时，也了解其他方面情况。这一年固原地区产粮仅26万吨，除去种子、饲料，人均口粮所剩无几。人均收入仅47元（这是后来从统计局了解到的数字）。

我们在固原地区过了1972年的新年。春节前的一天，我们正在包饺子，部里来电话要我回京。一方面要我汇报固原地区调查的情况，一方面因谢富治病重。我回京时，谢富治已经不能讲话，对他说话也没有反应了。

回部后，我向核心小组详细汇报了固原地区的所见所闻。李震要我写个书面报告上报国务院。周总理看了报告后非常重视，把我叫去，沉重地对我说：“群众的生活那么苦，我们工作上有错误。”他当即批示对西海固地区进行救济，问我救济面有多大。我了解越到山沟深处群众越困难，估计约70％需要救济。周总理决定拿出海军仓库积压的被服，按70％的需求发出救济。后来群众穿上了救济的军服。大家开玩笑地说：西海固出来的老百姓都是拉练的（指拉练的军队）。周总理还指示国务院卫生部、总后卫生部、兰州军区卫生部等单位派出十多个医疗队下农村，给群众检查治疗。同时批示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干部来北京召开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指示我和农林部杨立功副部长参加。在汇报平反工作，谈到我们正在对八次叛乱的案情和档案进行了解时，纪登奎说：“不用那么细的查档案，宣布全部平反算了。”

按周总理指示，1972年1月24日到2月12日，在北京召开了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自治区、固原地区的负责同志，地区所属的固原、海原、西吉、隆德、泾原五个县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宁夏来的同志表示：1971年中央政治局在听取自治区党代表大会准备工作的汇报时，指出宁夏的问题是党的政策落实不好，农牧业生产发展缓慢，特别是固原地区平叛扩大化必须纠正。但是半年过去了，这个问题没有有效的解决，这次召集我们到毛主席身边来开会，帮助我们分析情况，提高认识，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们要认真开好这次会议，拿出切实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

在会议讨论中，大家认识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大汉族思想，认为回族“落后”，在工作中违反党的民族政策，不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及生活习俗，造成了民族关系紧张化。在处理叛乱案件上扩大化，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被欺骗裹胁进去的基本群众也当作敌人，把大批家属当作匪属，给少数敌人以可乘之机，利用我们的错误煽动叛乱，进行破坏活动。再有农业生产落后，农田基本建设搞的很少，乱开荒，水土流失严重，粮食产量很低，群众生活极为困难。

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满腔热忱对待少数民族事业，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对平叛扩大化的错误，对逼供信造成的假案必须平反纠正，凡错判、错管、错戴、错划的劳动群众一律平反。对策划和组织叛乱分子按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根据认罪态度区别对待。会上也明确了平反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走群众路线，广泛进行宣传教育，把党的民族政策和肃反政策交给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落实政策。

会议还研究了如何促进生产，要国家支援什么。县里的干部提出要解放牌汽车、手扶拖拉机、电磨等等。我同杨立功同志的意见是，按当前地区生产情况，首先应该解决草籽、树种，从种草种树、养牛养羊抓起，增加生产，改善生态平衡（其实小块耕地用不上拖拉机，村里当时又都没有电，电磨一时用不上）。为各县解决了草籽树种，但县里并不太欢迎。后来胡启立同志任西吉县委书记时，曾找过我，要我再帮助搞些草籽、树种，是我同农林部沙风同志联系后解决的。

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会后写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上报毛主席、党中央。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发了中发（1972）22号文件，发至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将这个报告和公安部、农林部联合调查组的报告做了通报，肯定了两个报告的精神。

会后各方面的工作抓得很紧，除了原来进行试点调查的230多人的宣传队搞了15个试点，领导蹲点取得经验外，地县二级又组织了760多人的宣传队，深人到平叛扩大化比较严重的133个大队落实政策，纠正扩大化的错误。

会议开罢，正准备再赴固原地区时，1972年2月29日，隆德县杨河公社中岔大队又发生了叛乱，这是全国解放以来该地区回民发生的第九次叛乱。以糟占林、咸荣华、咸得有等人为首，串联陕西省陇县，甘肃省灵台、张家川，宁夏的隆德、固原、海原、西吉等县十一个公社的150余人，杀死了前来阻止其叛乱的隆德县保卫处长君连升和保卫干事杨效智，并抢去他们的手枪。

3月1日，李德生、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召我和杨立功去，告诉我们武装叛乱分子和民兵对峙在隆德县中岔大队的山头，要我们立即去平叛。并对我说，你是二十一军出来的，二十一军在当地驻军，你去有很大的方便，临时需要动用一些兵力也好办。

第二天，我们乘专机到西安，换乘空军小飞机到甘肃平凉，平凉没有机场，就在塬上用石灰划了一个圈，作为临时机场。我们下飞机后在驻军六十三师师部吃了晚饭，赶到隆德县已是深夜了。

我们到达隆德县，自治区领导康健民和县委领导都在。当时听取了叛乱情况的汇报，知道叛乱分子糟占林是从外地来到隆德的，自称是大依玛穆，刚从麦加朝圣回来，说“在北京见到了林彪，林彪领导西北五省区，要我领导西海固回民，在西安与林彪会师”等等。叛乱分子打死了干部，夺取了武器。大肆宣扬欺骗群众说，打死了干部，共产党不会罢休，胁迫村民一、二百人上了山。

隆德县领导当即组织了一个民兵营第二天拂晓上山清剿。天黑后，叛乱分子下山占领村头的窑洞，民兵在外把守，想等天明后处理。等到天明，叛乱分子都跑了，首犯没抓到。由于叛乱分子有枪，老百姓害怕。民心不稳，天天跑反，影响了生产。在这次平叛双方武装冲突中，干部民兵死13人，伤12人，击毙叛乱分子咸荣华、咸有忠等13人，伤十余人。

3日，开了一天县委常委会，杨立功同志和我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同时我与兰州军区取得联系，兰州军区请示了中央后派二十一军的一个连到交通要道将台堡驻下，镇住叛匪，稳定了民心。

3月6日，我建议到发生叛乱的现场去看看。我同杨立功、自治区及县里的干部一起，分乘三辆车出发。由于山高、沟深、路窄，许多地方汽车行驶困难，只能步行。我们到中岔大队，先看叛匪打死武装部干部的地方，再一家一户的看。有的家没有人，有的家只有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的院子里散着一地鸡毛，宰羊锅里散发出一股股腥臭味。我们走到一处院落门口坐下喝水，然后顺便到旁边的院子里看看，发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正在和面烙饼，烙的饼已有尺把高。在当地吃到小麦面是很不容易的，这引起了我们的怀疑。上前问她家有几口人，她说二、三口。怎么二、三口人烙了那么多的饼，疑点更大。我要同志们仔细观察周围的窑洞，看到一个窑洞上了锁，要她打开。进门后看到炕上有被子，掀开被子、炕席，露出一个炕洞。我问那妇女：“下面有人吗?”妇女答：“没有。”我的秘书王京宗用手电一照，发现一支带刺刀的枪。我想首犯可能就藏在这儿，就喊话。经过喊话，下面先送出了枪，然后出来了一位公社革委会委员，原来这是他的家。问他话他支支吾吾，后来供出大依玛穆也在里面。要他下去，把大依玛穆叫出来。经过初步审问，这二人便是发动叛乱的首犯和主犯。案犯交县保卫处处理。

我们立即向广大群众宣告大依玛穆已被抓住，宣布凡参加叛乱的人只要向政府自首便不予追究，要群众安心生产。我们先后到被叛乱分子杀害的干部、群众家里看望慰问。为尽快弄清案情，自治区的一名领导干部同地区保卫部干部和隆德县的干部一起，组织宣传队到杨河公社中岔大队向群众交代政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追捕漏网的重要案犯。叛乱平息了，民心也安定下来。

这次叛乱，对落实中央召开的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带来了新的困难。很多党员干部对平反工作另有看法，有的干部说“2·29”事件的发生，说明现在的问题“不是平反，而是镇反”，甚至认为“现在搞平反是站在敌人一边”，把平反与镇反对立起来。我们从党的民族政策、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讲起，经过多次谈话、讨论，做这些干部的思想工作，多数干部的思想有了转变。我们要求地区各级领导在处理叛乱事件中认真贯彻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认真落实民族政策，纠正扩大化的错误，打破敌人妄图煽动群众干扰我们部署的阴谋。提出要防止急躁情绪和感情用事，不能随便抓人，已抓的人凡属上当受骗者，经教育放回让其投入生产。除对在这次事件中牺牲的同志做好善后工作外，对对方死伤人员也要妥善处理。干部、群众的思想因而稳定，为落实座谈会精神铺平了道路。

1972年3月13日到17日，为了总结这次平叛的经验教训和进一步贯彻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精神，固原地区召开了常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地区党委和五个县的县委书记、保卫处长及参加蹲点的宣传队长等，有公安部、农林部联合调查组的所有成员，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康健民和领导张怀礼、蓝天民等。

对于“2·29”叛乱事件的总结，大家认识到，由于过去违反民族政策和平叛扩大化的错误，严重的脱离了群众，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实际掩护了敌人，孤立了自己。敌人早在去年6、7月就开始串联活动，事件发生前两天即2月27日，他们杀鸡宰羊，制作凶器，四处散发反革命传单，有的竟纠集二、三十人公然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而我们由于群众基础薄弱，严重脱离群众，对此毫无察觉。有的干部平时麻木不仁，叛乱发生后又惊慌失措，因此对纠正扩大化错误发生动摇。这次叛乱事件能迅速平息没有蔓延扩大，其根本原因是党的政策的威力，中央及时发放了大量的救济物资，派出医疗队，召开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赢得了群众的心。敌人也感到末日到来，迫不及待的策动叛乱，他们手持斧头威胁群众“你们想抹帽子吗（指平反），想抹帽子就别要脑袋”，以此同政府较量，破坏落实政策的工作。在平息叛乱过程中，由于广泛宣传并执行了党的政策，严格甄别敌我，坚持“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是少数”和“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原则，只要回家生产者均不予追究，争取了群众，及时逮捕了躲藏在窑洞里的首恶分子，迫使骨干分子投案自首，瓦解了敌人的阴谋，很快扭转了局面。

会上学习讨论了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向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检查了落实报告的情况。此外还介绍了先进点上的经验。

经过摸底，初步掌握了全地区平叛扩大化涉及86个公社，516个大队，l756个生产队，17198人。全区抽调了26名各级书记、常委，86名处、室负责人和766名干部组成宣传队，深入到133个大队开展工作。以团结大多数群众为原则，纠正平叛扩大化错误，大力宣传解释党的民族政策，发动群众讨论平反名单上报批准，卸掉了群众的思想包袱。宣传队在工作中着重解决领导上严重存在的大汉族主义问题，尊重少数民族习俗，纠正了要回民养猪的错误决定。使各级干部认识到宗教信仰的历史延续性；认识到群众的宗教信仰、习俗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群众的觉悟也只能依靠长期加强思想、文化教育，依靠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社会进步来提高；认识到不折不扣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搞好回、汉族之间的团结，自觉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整个国家安定团结的保证。

会上强调在贯彻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的同时，要求不失时机地进行春耕生产，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

会后，公安部、农林部联合调查组向中央书面汇报了关于平息隆德叛乱事件和贯彻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情况。

3月下旬，杨立功同志返回北京，我送他到西安。我离开西安还没有回到西吉我们蹲点的村子，部里又来电话要我回去。回京第二天，谢富治病逝，我参加了追悼会。

会后又立即回到固原地区。在查明情况后，我配合当地领导到有关生产大队进行平反，宣布历次叛乱被迫胁从的群众和所谓“叛属”无罪，恢复他们的名誉。宣布会上群众非常高兴，受害群众得到了第二次解放，含着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半年以后，宁夏回族自治区将对隆德叛乱事件的处理意见报告了中央，华国锋转给我看了。报告中提出要枪毙7人，有糟占林，有杀害乡干部的叛匪，还有那个革委会委员。我向华国锋建议不要枪毙那个革委会委员，能教育过来的人不一定枪毙。以后是怎样决定的，我就不知道了。

根据施义之口述整理，节选自陈枫主编《血与火的历练——施义之纪念文集》，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48-56页。蓝岭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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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7年10月以后，全国贯彻执行《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大办学习班，大反派性，全国混乱局面相对缓和。但自1968年春天开始，随着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杨余傅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现，全国各地的派性斗争又趋激烈，武斗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地到处出现对被怀疑有历史问题或视为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人任意扣押批斗侮辱、刑讯逼供等现象，导致大批非正常死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1968年春的北京高校学习班就是在这一时期举办的，随着全国新的混乱局面的形成，北京高校学习班草草收场。

北京市革委会在1968年1月27日发出了《关于分批分期组织大学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通知》，要求以“斗私批修”为纲，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北京市革委会从1967年11月就开始酝酿给北京各大学造反派头头办学习班，一直因为各校派性斗争激烈等原因难以实现。到1968年2月，形势才稍有缓和。当时，北京市18个区县已有16个成立了革委会，有两个成立了革委会的筹备委员会。而中小学的情况，据当时负责北京市学校军训工作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说，“百分之百实现了大联合，95％以上建立了三结合”。而全北京的62所大学“有21所建立了三结合，3所建立了大联合临时领导机构，还有将近40所没有成立”。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革委会决定分期分批开办北京高校造反派头头学习班。北京市革委会原来打算用三个星期的时间举办第一期学习班，组织20所院校的各派组织头头200多人参加学习。不在20所院校之内的中国科技大学的两派群众组织闻讯后，主动要求参加学习，获得批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和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丁国钰分别担任学习班的正副书记。参加学习的人按军队的建制方式，分编成5个连。

学习班于1968年2月5日正式开学。开学几天后又根据“中央首长”的要求，增加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4所院校。这样，共有25所院校的造反派头头251人参加学习班的学习。

后来根据毛泽东对江西省军区报告（指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968年2月10日下发的《江西省军区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教育部队的经验》）的指示精神，以及谢富治传达的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指示，决定扩大学习班的规模。谢富治在学习班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到学习班一再扩大的原因：“我有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说：‘云南来了多少人？’我说：‘700人。’本来一个省 700人是比较多的，主席说：‘那不够，再增加一倍。’（“云南班”学员后陆续增至2000多人。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省档案馆《云南五十年——中共云南省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因此学习班从数量上各方面都要加强。我们北京的大学生（学习班）也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加强的。还有一个原因，同学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很有缺点的人，做事情不是那么敢想敢干，作事情总是经过上级一再提醒甚至批评才做好。我们这个训练班，中央文革、总理一再关心，为什么这个学校没来，为什么那个学校没来。所以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学校。还说，学生、干部都应该增加，一个学校要增加四五个，所以才这样一再增加。”

1968年2月20日参加学习班的院校由25所扩大为36所（即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化纤学院、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北京机械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化工学院、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电力学院、北京轻工业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气象专科学校、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清华大学、北京铁道学院、北京外贸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北京林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农机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北京中医学院、北京外交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农业劳动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员由群众组织头头，扩大到各校的干部和职工，总人数达到1406人，是原来计划办第一期学习班人数的5倍多。按学习班的要求，各校群众组织的头头一、二、三把手都必须参加学习。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以及各校造反派的主要负责人，全部是学习班的学员。学习班的时间也由原定的三个星期改为没有期限。谢富治在动员大会上说：“至于我们这个学校办多长时间，以解决问题为原则，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算，先解决问题先毕业，后解决问题后毕业，不解决问题不毕业。”

在学习班开办之初，受社会整体舆论导向的影响，在消除派性方面一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特别是在那些原来两派对立情绪就不甚严重的学校。在学习班上还出现了一些不争地位、不争名额搞大联合的现象。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农业劳动大学、北京化纤学院、北京水电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农机学院、北京外贸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等院校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北京机械学院成立了革委会筹备小组。北京经济学院、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两派对立组织达成了大联合协议，向消除派性，建立统一的临时权力机构迈出了第一步。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院校，通过学习班的学习，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特别是1968年1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传入学习班后，在学习班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部分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提出“打倒派性，斩断黑手”的口号，提出要搞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反党集团，要“斩断他们伸向群众组织的黑手，揪出他们的后台”。一时间在学习班内外出现了各种传言，学习班内人们的思想也十分混乱。尽管在学习班举办期间，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曾几次亲自接见，但依然难以稳住学习班的阵脚。

最先在学习班挑起事端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由于戚本禹在过去的讲话中一贯坚决支持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多次对“造反兵团”进行批评和指责，所以戚本禹垮台的消息一传出来，“造反兵团”立即向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发难。他们在学习班中，以及在社会上散发声明和传单，提出打倒王关戚林反党集团，要斩断黑手，揪出后台。2月19日，师大“造反兵团”提出“学习班必须收回戚本禹在1967年12月27日就北京师范大学问题的讲话”，否则不参加学习。由于目的没有达到，2月22日，北师大“造反兵团”宣布退出学习班。他们还散发传单、声明，贴出攻击谭厚兰等人和学习班的大标语：“现在是揭开北京市高校派性盖子的时候了！”“学习班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学习班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学习班不发动群众揭发王、关、戚、林反党集团！”“学习班空谈派性，捂住盖子，掩护黑手！”“学习班领导人把学习班引向资产阶级方向！”

师大“造反兵团”的行动并不是孤立的，它得到了人大“三红”、“政法兵团”、民院“抗大”、轻工“红鹰”等“天派”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响应。2月23日还发生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总部”20余人冲击学习班，踢破房门，企图揪走参加学习班的学习人员的事件。虽然此事由于李钟奇出面制止，没有扩大事态，但是对刚刚开办才半个月的学习班说来，不能不留下深重的阴影。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学习班又恢复了相对的平静。参加学习班的人们开始进行“亮私、斗私”。2月28日，清华“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检查了自己1967年以来，出于在“两个司令部斗争中建奇功”的目的，大搞派性活动的问题，以及在校内压制“四一四”，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采取残酷打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错误，他亮出了企图自己一派掌权，搞臭“四一四”，使他们在进入革委会后也成为陪衬，以垄断清华大权的隐私。2月29日，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也检查了自己不听中共中央的指示，大搞派性活动的问题。其他院校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也在学习班上做了类似的“亮私、斗私”。但是他们这些检查，实际上都是敷衍塞责，做表面文章，依然带有很强的派性倾向，都认为对立观点的红卫兵组织中有“黑手”，想从对方组织中抓“黑手”，斩断“黑手”，进而达到搞垮对方，证明自己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这种“亮私、斗私”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学习班内部的明争暗斗始终没有停止过。

3月4日，北京大学参加学习班的聂元梓等人给毛泽东、林彪写信，提出在北京出现了一种不准讲阶级斗争，不准讲路线斗争，宣扬派性就是一切的“怪现象”，社会上出现了右倾苗头。（聂元梓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信的主要内容是讲“对派性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并说，信是请中央文革办公室转送的，“毛主席看了这篇报告，非常欣赏，做了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江青扣下来，没有对我讲。她只是对我说，‘你们战斗队的那个报告，毛主席批了。’从她的口气听出来，毛主席对这个报告是很欣赏的。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个短评，标题用的就是《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内容是讲派性也是阶级性，讲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这句话是毛主席讲的，是毛主席对‘对派性也要做阶级分析’这篇报告的批示。但是，毛主席的批示全文还有什么别的内容，江青就没有对我透露了。”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人时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们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连，人家就开大串连会。不准串连不对，不过你们打倒谢富治也不对。……讲不让串连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连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连。……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连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连。你不让好人串连，坏人在串连。多数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的。”）3月5日，聂元梓等人贴出题为《是彻底揭开北京高校问题的时候了》的大字报。

3月6日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在人大会堂接见北京大中学校群众组织代表时，师大“造反兵团”告了学习班负责人的状。师大“造反兵团”的王颂平在发言中说：“我们被赶出了学习班，学习班负责人坚持戚本禹12．27讲话原则，在学习班不是来解决大联合问题，而是解决什么兵团反革委会问题，这句话是谭厚兰亲口对我说的，为了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原则，在2月22日，学习班负责人接见我们的时候，又把我们打成‘四反一捣乱’组织，说我们要搞垮无产阶级专政，让我们滚出学习班，甚至说要把我们当反革命抓起来……”聂元梓也在会上对学习班负责人加以谴责，说：“我觉得这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起掩盖黑手的作用，在学习班不能说提高路线斗争觉悟、阶级觉悟，我们在学习班贴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高路线觉悟，加强阶级斗争观念’，也被人说成是派性十足。我们本来也想向其他学校学习，可是又不行，叫‘派性串连’……”她提出“要揭派性盖子”。

3月9日，以“新北大公社总勤务组”的名义贴出了《揭开派性斗争的盖子，将路线斗争进行到底》的大字报，影射、批判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谢富治。3月11日，“新北大公社”参加首都高校学习班的全体学员贴出一张题为《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指责高校学习班的某些负责人“用‘派性斗争’掩盖高校的阶级斗争，用所谓克服‘派性’，打击和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

3月13日和15日，由人大“三红”、新人大“革命造反联络站”、轻工“红鹰”、“新北大公社”、师大“造反兵团”等十几所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发起召开了两次串连会。聂元梓等出席了串连会。这两次串连会的矛头是指向学习班的，在串连会上的发言普遍认为学习班的指导思想、方针、方法都有问题，不解决学习班的问题，“就会影响揭开北京市两大派斗争的盖子”。人大“三红”代表在发言中说：“可是学习班，刘邓陶没有了，关王戚林反党集团没有了，剩下来的就是整群众的派性。不去调查黑手，不去调查各校的现状，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压制打击，使黑手逃之夭夭。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学习班大搞调和、折中，不准讲分歧，对矛盾能掩盖就掩盖，否则就是派性发作。要让保守派吃掉革命派，让大权落在保守派手中。”轻工“红鹰”的代表说： “丁国钰之流不突出政治，不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张口派性、闭口派性，对‘四大’怕得要命，甚至连几个同志互相帮助也说成是派性串连。”北外“红旗”代表在发言中说：“前几天还有这种论调：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百年以来反帝斗争的创举。有人说，关王戚林问题没见过报，两派联合声明中不准讲，一讲你为什么就心里难受呢？就如丧考妣呢？” “新北大公社”的代表说：“学习班已经一个多月了，共同性的问题，实质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是负责人的指导思想有问题，不抓阶级斗争，不走群众路线，不许串连，一串连就说是派性。”“极左被识破，就从右的方面进攻，表现在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路线斗争说成是派性斗争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从戚本禹的垮台，联想到与之关系密切、沆瀣一气的谢富治。于是他们便四处活动，收集和整理了一批谢富治的材料，酝酿掀起“倒谢”活动。

经过一番准备，在1968年3月初，从人大“三红”等组织中传出“谢富治停职反省”的消息，同时出现了 “土皇帝已死，地头蛇跑不了”大标语，人大“三红”“一一二二纵队”公开提出要揪“谢本禹”，从而掀起了炮打谢富治活动的序幕。

继人大“三红”之后，3月5日，地质学院“二团”贴出了影射攻击谢富治的大标语：“砸烂关王庙，揪出大小妖！”3 月9日，人大“三红”广播站又广播了编辑部文章《彻底揭开北京两大派斗争的盖子》，3月10日，又在高校学习班以“全体学员”的名义贴出大字报《不能走》，抨击学习班，提出要揪“关、王、戚余孽”。“新北大公社”参加高校学习班的全体学员在3月11日贴出的那张《这是为什么？？？》大字报中写道：“学习班的某些负责人却公开宣称：‘不能铺天盖地地讲阶级斗争’，‘学习班主要解决派性问题’，这是为什么？……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左的思潮”，“他们自己不抓黑手，还反对别人抓黑手，并进而用‘派性内因论’打击坚持抓黑手的革命群众，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以反对‘派性活动’，排除‘干扰’为名，不许串连，不许贴大字报，看大字报，不许发传单；甚至限制某些学员的行动，跟踪，盯稍，整黑材料，压制不同意见，动不动就用大帽子压人……”“能否办好首都高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能否在高校全面落实的头等大事。要不要从根本上扭转高校学习班的方向，要不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学习班办下去，是要不要与刘邓黑司令部与反党集团斗争到底，要不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大问题。”

随着“倒谢”队伍的扩大，事态进一步发展。3月16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贴出了全市第一张点名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谢富治、戚本禹“12．27”讲话必须全盘否定，彻底批判》。当天下午，学部贴出《向 “新时代的狂人”的黑后台谢富治开炮》的大字报。北大“井冈山造反总部”贴出《打倒谢富治》、《舍得一身剐，敢把谢富治拉下马》等大字报。人大“三红”贴出了《打倒变色龙谢富治》的大字报。当晚，师大“造反兵团”又贴出大字报《把镇压革命派的刽子手谢富治推上断头台》。

这些大字报和许多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迅速在北京各高校流传，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倒谢”的行列，更多的人则还在观望，注视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3月17日，“新北大公社”、人大“三红”等8单位在人民大学开会商讨“倒谢”计划。清华“四一四”刷出“炮轰谢富治”等大标语。3月18日，北外“红旗大队”贴出大字报《打倒北霸天谢富治》。在此之后，北京城内相继出现一大批诸如“炮轰谢富治”、“打倒谢富治”一类的大标语及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在一封致谢富治的公开信中说：“你和戚本禹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和他是亲密的，不是一般的关系。你为什么对他那样奉若神明、百般吹捧，言听计从，步步紧跟？”

中央文革小组对部分红卫兵炮打谢富治的活动是明确反对的。一方面是因为谢富治始终是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稳住自己的阵脚，维护自己由于王、关、戚的相继垮台而遭到损害的形象。3月1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关于谢富治陪同来访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参观北京针织总厂的报道。3月19日，又由谢富治主持首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群众大会，让谢富治在群众集会上公开亮相。

3月21日，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在市革委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有人利用革委会、卫戍区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把矛头指向市革委会，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卫戍区，指向我们的主任谢富治同志，说什么‘揪出变色龙谢富治，横扫小爬虫’，什么‘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谢富治推上断头台’……这是反革命！”吴德在讲话中称谢富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中央文革，为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建立功勋，坚决反对二月逆流，与谭震林做过坚决斗争的谢富治同志”。明确批评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也都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吴德等人的讲话很快向北京各大专院校进行了传达。

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的明确态度，很快就在社会上发生了作用和影响。于是“地派”的一些组织便趁机活跃起来，以维护北京市革委会的名义，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对“天派”施加压力。从3月22日开始，许多“地派”组织分别到学习班驻地、天安门广场、市革委会等处游行集会，散发张贴传单标语口号，表示坚决支持以谢富治为首的市革委会，坚决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他们提出的口号有“聂孙之流是不折不扣的二月逆流派”、“揪出聂元梓，打倒孙蓬一”。

在中央文革小组明确支持谢富治的情况下，“倒谢”的势力迅速削弱，有些组织在贴出“重炮猛轰谢富治”的大标语后几小时又自己将它覆盖上。“新北大公社”也于3月23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但北大“井冈山”、地质“东方红”等组织则揪住此事不放，欲置“新北大公社”于死地而后快。地质“东方红”、邮电“东方红”、石油“北京公社” 等组织不断组织队伍到北大示威，高呼“打倒聂元梓”的口号。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处发生了“天派”组织与“地派”组织的冲突以至武斗。

3月25日，谢富治亲自到北京大学，在“新北大公社”广播站发表讲话，针对北大“井冈山”等组织抓住“新北大公社”炮打谢富治的问题攻击聂元梓，要打倒聂元梓一事，明确表示支持聂元梓，批评了北大“井冈山兵团”。通过这一系列的作法和姿态，使得炮打谢富治的活动很快云飞雾散。

3月中旬以来，江青、康生等人多次在讲话中谈到“目前在全国，右倾是主要危险”，“当前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有一小撮人替二月逆流翻案，有的替二月逆流的头子之一谭震林翻案。”（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的指示，1968年3月15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汇报代表团暨江苏在京学习班的讲话，1968年3月21日）后来逐渐演变为一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提出：“要继续打击 ‘二月逆流’的翻案风。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此后，全国又出现了新的派性斗争高潮。尤其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继续这条语录一出来，无异于给原来尖锐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派性斗争的大火上浇了一瓢油。过去两派对骂，不过是骂对方为保皇派、极左派、“大杂烩”等等，现在都上纲为阶级斗争，都将对方骂为国民党反动派，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成了你死我活的生死大搏斗。4月2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中公开提出了“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的口号。4月2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红旗》杂志第一期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做阶级分析》，对这个口号作了理论上的阐述。文章说：“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党性，也没有超阶级的派性。无党性的观点，是资产阶级虚伪的超阶级观点。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如果抽掉了派性的阶级内容，就会分不清是非，就会抹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区别。这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此后，派性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 的名义下又开始大行其道。

搞了几个月的“斗私批修”、反派性，好不容易才把形势稳定下来，终于使北京高校一度出现了大联合、三结合的高潮，尽管这个高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假象。但经3月份的炮打谢富治、“反击右倾翻案风”一闹，好景全部化为乌有，许多已经联合的院校都出现了反复，派性斗争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比以前更加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学习班根本无法按预定计划进行，并且难以继续维持。

3月25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检讨说：“我们开办的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一件大事。在学习班中，也是同样没有抓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道路的根本问题。虽然我在两次讲话中也提到把矛头对准刘、邓、陶、彭罗陆杨，但讲得不够，几句话就过去了，讲的很多的是放在派性，小将犯错误的问题上，所以同志们有意见是对的，批评的是对的。学习班办得太死，当然在那里的军队干部作了很多工作，错误是发生在领导人的身上。”“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我就很晚才知道主席这个精神。我们一直在搞反派性，已经很危险。”他还表示： “学习班要做检查”。

这样一来，又给激烈反对学习班的“天派”红卫兵添了一把火。3月26日，“政法兵团”、二外“红卫兵”等组织公开贴出大标语，指责学习班犯了方向错误，提出“丁国钰之流必须公开检查！”“新北大公社”广播站3月25日在校园内重新播放了批评学习班的大字报稿。3月26日，“新北大公社”组织了有1000余人参加的游行示威。3月30日，李钟奇代表学习班领导小组作检讨，承认学习班“没有抓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革命小将的意见也提出了这一点，我们认为是打中了我们的要害。”

4月19日，学习班举行结业式，李钟奇在讲话中说：“毛主席说，办学习班的时间不要太长了，大体两个月左右。参加学习班的离校两个多月了，尤其是头头，特别是当前阶级斗争激烈，要有正确的领导，回校要立新功。我们征求了大家的意见，经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党委的同意，我现在正式宣布学习班结束。”

就这样，北京高校学习班在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的情况下草草收场。这一次围剿红卫兵派性、促进联合的努力完全失败。在此之后，北京各高校内派性斗争有增无减，越演越烈，进入了一个矛盾普遍激化，校园武斗之风盛行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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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的红卫兵报，在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照耀下，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暴中诞生了！”“革命的红卫兵，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办起革命的红卫兵报！让我们的报纸，在无产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发挥它的宣传作用，充分发挥他的战斗作用！”“革命的红卫兵报好得很！革命的红卫兵报万岁！”（《欢呼革命的红卫兵报》，见三司主办的《首都红卫兵》报第12号）

1966～1968年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报禁”无形中解除，数以万计的红卫兵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一时间，从油印传单到小报小刊，出版物呈现民间化的特点，出现了“诸子百家”、“言论自由”的局面——这可能是中国革命史乃至中国历史上言论最自由的时期。

1966年11月22日，法新社记者在与红卫兵座谈时问：“现在北京有多少种红卫兵报？”红卫兵回答：“红卫兵报宣传毛泽东思想，多多益善，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嫌多。”

到底有多少群众报刊，无确切统计。估计有几万种。2004年出版的非正式出版物《文革小报目录》（杜永平、周连成编），记录文革小报4000多种。2006年出版的非正式出版物《文革小报创刊号图录》（刘建设主编），收入小报1393种。

红卫兵造反派的报刊，都是自行编辑印刷，不到出版管理部门批准备案，无须刊号准印证（1968年后，各地开始建立群众报刊报批制度）。所以，没有谁能够准确地统计出红卫兵小报的数量，至于这些小报的创刊、停刊时间和出版期数，更是令人头大的问题。所以，说红卫兵小报，需要格外小心谨慎。

王锐的《文革小报拾异》（载《记忆》2009年第十六期）中，有一篇《一份特殊的“复刊号”：〈湘江评论〉第二期》，谈到北京的《湘江评论》报，其中说道：

《湘江评论》创刊于何时，笔者手中尚无材料，查杜永平、周连成两先生所编《文革小报目录》，其所收录者，也只有这份第二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份《湘江评论》创刊于1966年红卫兵运动方兴未艾之时。

这份《湘江评论》“创刊”后仅出了一期，便遭遇停刊。其“创刊号”，就成了“停刊号”。这在文革小报中，也比较少见。这份时隔近一年才复刊的“复刊号”，为之提供了“佐证”。

笔者收藏有《湘江评论》1—3期。《湘江评论》创刊于1967年2月，主办者是“新北大附中《湘江评论》编辑部”，小报上注明的地址是：北京北大附中红四军。刊名《湘江评论》，显然是效仿毛泽东早年在湖南主办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刊登了毛泽东的《论鲁迅精神》、发刊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干部子弟向何处去》、《英雄的红卫兵万岁——告全市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书》、歌曲《革命造反歌》等。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是北京创立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之一。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中，曾提到这个组织及它的负责人彭小蒙。后来，红旗战斗小组的负责人宫小吉等人参与组织“联动”，“联动”被中央文革认定为“反动组织”。红旗战斗小组受到批判，当年被毛泽东表扬的荣耀不复存在。但红旗战斗小组仍坚持活动。《湘江评论》创刊号就是红旗战斗小组主办的小报，只是以“红四军”的名义出版罢了。这张报纸一出版，立即受到附中内造反派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的批判与干扰。《湘江评论》无法继续出版。

第二期《湘江评论》出版于三个月之后，即1967年5月29日，主办者改为：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人大附中红卫兵、北航附中红卫兵、北师大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几个组织都是“老兵”，是红卫兵运动中最早起来造反的，后来中央文革认为“老红卫兵”“保爹保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成为不得势者。《湘江评论》第一期出版后，并没有宣布停刊。第二期煞有介事地发表一篇“复刊词”，显然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湘江评论》的出版遇到了许多艰难和阻力。当时这样的情况很多。比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政治部宣传部主办的《兵团战报》创刊之后受到干扰，直到一个多月后的1966年11月18日才出版第二期；北京十三中井冈山兵团宣传部主办的《首都井冈山》，1967年2月25出版特一号，受到干扰，直到7月1日才出版特二号。

由于这几个“老兵”组织没有得到“中学红代会”的承认，办报经费肯定是得不到保障的。1967年6月3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各革命群众组织经费开支的暂行规定》明确指出：“一、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要实行严格的财务预决算制度，按月编制预算和决算。”“八、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出版的报纸一律实行自费，亏损不补。”

《湘江评论》除了经费的困扰之外，更主要的是受到校内外对立一派红卫兵的批判。像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统一战线宣传组主办的《只把春来报》、首都中学红代会《星火燎原》等小报都点名对《湘江评论》进行了批判。1967年8月13日出版的《星火燎原》第二期头版头条刊登“本报编辑部”文章《宣判〈湘江评论〉〈解放全人类〉〈红卫兵之歌〉死刑》，其中说道：“《湘江评论》从黑屋里冒出来了！……在它的洋洋万言，连篇毒草中，有的隐蔽，有的露骨，有的乔装打扮，有的赤膊上阵，但都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矛头指向了党中央，指向了毛主席，指向了中央文革，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代表中学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严正宣判《解放全人类》《湘江评论》《红卫兵之歌》的死刑，勒令停刊，不得再版。”

尽管受到围攻，《湘江评论》一直坚持出报，尽管期与期之间拖得时间比较长。我过眼的《湘江评论》共出1—5期（《湘江评论》第5期与《红卫兵之歌》报合刊），以及《湘江评论》1967年8月18日专刊。

笔者收藏有千余种红卫兵小报。但是说起红卫兵小报，还是心虚。因为红卫兵小报太丰富了，又没有工具书可以查阅，说不好，就像盲人摸象。但是，也不必畏难，许多工作正有人做。王锐的《文革小报拾异》就是一个有益的开端。我认识北京一位先生，他收藏红卫兵小报，并且是连号收藏，已经连号收藏一百多种小报，都是比较有影响的小报，像北京五大红卫兵组织的小报、上海的《工人造反报》等都连号收齐了。对于许多红卫兵小报的创刊、停刊、复刊、增刊、合刊、分刊，他说起来如数家珍。我想，只要有心人多起来，有朝一日，一部权威的《红卫兵造反派报刊辞典》是可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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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约25个小时里共与7个人谈话。其中5个在共约13个小时里接受了7次正式采访。6次采访有录音，至少部分录音。共有约8小时的录音带。还有在餐馆之类地方的非正式补充讨论。

每一个接受采访的人都提出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我的回答也是提问的基础。卞仲耘遇害事件对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然而，假使不是那么多红卫兵——包括宋彬彬和刘婷婷——已经移民美国，从而将这件凶杀案从纯粹的中国内部事务变为美国人，至少我这个美国人的份内该管之事，我是不会参与的。

因为我是受美国式训练的法律工作者，一生的事业就是起诉凶杀案，这件凶杀案也具有专业的意义。我在阅读、研究、访谈、理解、比较的时候也运用了职业经验。

我可以负责任地进行以下概括：中国有中国的刑法，美国有美国的刑法，二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区别。美国刑法专注于个体：个体保护和个体责任。其最重要的目标是，首先，不让任何无辜的人受到犯罪指控；其次，除非证据确凿不能判刑；再次，个体罪犯（们）得到确认并受到惩罚。

中国政府从未逮捕过任一个杀害卞仲耘的罪犯，就我所知，这个案子也从未经过调查。然而，这件凶杀案其实是易于审理的。这件凶杀案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持续几个小时之久，为证人指认凶手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此外，目击者认识凶手（们），目击者应该有数十个之多。

因此，并不存在妨碍逮捕的证据不足问题。毋宁说，没有逮捕是因为中国政府裁定该凶杀案发生在群众运动条件下，所以没有应对其负责的个体，而只应由社会负责。

中国政府针对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提出的诉讼做出了这个裁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审判书也大同小异：那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灾难。耐人寻味的是，这份审判书写于1981年，毛死后5年。因此，甚至毛也不可能承担责任。

远在重访北京之前，我就在阅读和交谈中多次遇到了美中两国制度之间的这个哲学差异，接受访谈的人们则让我更多地领教了这个差异。

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王晶垚先生，卞仲耘的丈夫。我大概是他与之谈到这件案子的第一个外国人。他同意见我并讨论卞仲耘案，使我深感荣幸。他很勇敢，我非常赞赏他。他从妻子被害那天起就一直站起来要求真相。他买了一架相机，拍摄了卞仲耘遍布鳞伤的遗体，一个痛苦的深情举动。42年来他一直在床下箱子里珍藏着卞仲耘的血衣，还有她破碎的手表，照片，还有证据，例如作为正式文件给他的卞仲耘“死了”的证明，签字人当中有——宋彬彬。

乘出租车去会见的路上，我心事重重，还有些紧张。我千里迢迢而来只有这一个机会跟他谈。马继森，曾在外交部工作过的作家，慷慨地同意在自己的住所安排这次会见并为我们担任翻译。

马继森在门口热情地欢迎我们。卡门和我送了她一只花篮表示感谢。马继森说王先生已经来了，让我们走几步拐弯进入客厅。王先生坐在房间另一边的沙发里，他微笑着缓缓站起身来，我赶紧上前扶住他。我们热烈地握手，我不由自主地拥抱了他。

我也给他带来了一件礼物，王友琴提议的正义女神像。那是个完美的主意。在把雕像交给王先生之前，我想好了几句话，一开口居然很不赖。

我告诉王先生，我是检察官，我唯一的诉讼委托人就是正义。我欣赏肯尼迪总统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的正义得不到伸张，也就没有一切人的正义。

很快我就跟王先生熟悉起来，我喜欢他，喜欢我们的对话和他的谈话，喜欢他的性格。会见持续了5个小时。

我按照检察官的工作方法事先对所有访谈进行了准备。我写下所有准备提的问题，但是保持访谈形式的自由以便自然发展。我得到的回答和回答的方式将改变我提出的下一个问题。我试图通过观察身体语言和表情深入访谈对象的内心。

提问的时候我经常改换话题，而不是直线式的或依照时间顺序的。有些问题以开放式提出：“请讲讲什么什么，”另一些则是为获得特定信息：“你那时怎样？”同一个问题用两种方式提出。有些问题我逐字写下来，因为我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问。这些都是引导访谈并获得准确真实回答的常识性技巧。

我一见到王先生就单刀直入：“您认为谁应该为杀害您的妻子负责？”我想看到他对这个笼统问题的反应。这个问题很个人化，“您”，“您的妻子”。我选择“承担责任”，而不是“谁踢的，谁打的？”“承担责任”是因为我想让他考虑一般性的责任，并根据他所知，所思，所疑来回答。然后我可以提出更具体的问题，看他的判断是否有充足的根据。不问“谁踢，谁打？”是因为美中两国都有许多外行认为，没有亲自动手的人就不能承担“责任”。而且，王先生并没有目击那次犯罪，这样，完全诚实的回答应该是： “我不知道。”

王先生对妻子命案的解释跟中国政府的判决一样：个体行为者没有责任。

王先生似乎也很喜欢跟我们谈话，根据他的提议我们又见了两次面。充裕的时间和轻松的气氛让我有可能深入了解卞仲耘命案的个体责任观念。我可以通过和王先生谈话来审视这个观念，当它应用到凶手身上，看她们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也应用到卞仲耘和王先生身上，看他们分别做了什么，又没有做什么。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党员因被捕后继续斗争而闻名，手被铐住了就用脚踢，全身捆绑住不能动弹就吐吐沫和破口大骂，即便在走向刑场的途中也要尽力反抗。1966年8月5日，卞仲耘在去学校的时候知道将被打死。中国军人抵抗侵略者至死不屈，但卞仲耘面临本国本族人的处决时只是被动地服从她们的判决。

我从阅读，尤其是从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中知道，王先生在那个夏天，当卞仲耘面临急剧增加的危险时做了什么和没有做什么。然而我还是想看和听王先生讲，我想知道他头脑中那些可怕的事实，我于是提出了下面的问题：他为什么做了某些事而没有做另一些事。

王先生告诉我，卞仲耘在1966年6月23日第一次“挨斗”。他和卞仲耘以及孩子们所住单元的墙上门上贴满了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充满蛮横的侮辱和暴力威胁。他给我看[当时拍摄的]照片。8月4日卞仲耘再次挨打。他告诉我，那天晚上她洗了个澡，她想死后留下干净的尸体。他说，第二天早晨，他们握手道别，他目送着卞仲耘向学校走去直到从视野中消失。当天晚上，他得知她已经遇害。他给我看遗体的照片。

王先生也是这样跟胡杰说的。胡杰在《我虽死去》中拍摄了王先生站在他当年目送卞仲耘消失在街角后面的地方，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她。和看到影片中这痛苦的场面时一样，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同一个问题：他为什么由她走？

这是个不近人情的问题，如果得罪了王先生我会非常羞愧，但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所以我还是连同其他很多问题一起问了。

我问，卞仲耘在6月23日挨打之后，全家为什么不搬走。王先生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政府控制着每个人的动向。这与我从其他地方了解到的一致。

我问，如果他陪卞仲耘去学校将会怎样，他说，不允许陪她。

我直接问他为什么不反抗，他说，因为这样他本人，孩子，以及其他亲属也会被打死。这一点也和我读到的一致。

王先生没有生气，回答时没有明显的羞愧。也许，由于高压政治和洗脑，在1966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没有罪恶感或羞耻感的位置？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在和王先生第一次见面之后却没有想这一点。

和王先生第一次见面后乘出租车回宾馆的路上，我不由自主地对卡门说，我不能理解，人怎么能眼看着心爱的人受到伤害或被杀死，而不采取某种干涉行动。谈话越深入越显得不可理解。“不管社会压力多大我也不会让我的妻子出门。我一定要反击。”（热气冲上我的脑门） “那是些女孩呀，天哪！少女们打死了卞仲耘！只要几个男人走过去就可以把那些娇小姐们尖叫着赶回教室，阻止这件事发生！”（检察官说服了陪审团：他自己有这个本事）。

卡门精疲力尽有气无力地回答道，在中国不是这样，在她的祖国古巴也不完全是这样。我无法理解她说的，是因为我在美国生活了一辈子被惯坏了。我在夸张典型的美国男性的愤怒。

一个社会对理想和禁忌的选择构成其价值体系。卞仲耘凶杀案具有历史的重要性。它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在“红色恐怖”暴力泛滥的1966年8月。它也因该凶杀案发生时的学校领导人宋彬彬在13天之后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由是表示毛批准“红色恐怖”，而获得了历史意义。

但是，历史意义仅仅是这件凶杀案重要性的一部分。这件凶杀案仍然在继续纠缠那一代中国人，尤其是女性，因为它打破了禁忌。尊师重教是中国人的传统。卞仲耘担任校长的女子中学是培养教师的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然而，恰恰是一位教师，那所学校的校长被打死。那是一所精英学校：中国共产党最高层官员的孩子在那里就读，其中最著名的是邓小平的女儿和刘少奇的女儿。“女儿们”，女孩们犯下了这桩凶杀案，“乖”女孩们。

毛泽东在其整个统治期间都试图改变古老的中国价值体系。通过打破禁忌，他试图扯断构成禁忌的最基本的社会纽带。“大跃进”期间他试图用公社取代核心家庭。忠于党被颁布为最高的忠诚，高于父母对子女，丈夫对妻子，学生对老师的忠诚。随着毛泽东崇拜的发展，热爱毛主席成为爱的最高形式。

毛曾经冷酷地思考过全面核战之后的世界，他说，死掉三分之一的人类，剩下的三分之二将是社会主义者。他试图重新定义人类个体生命的价值。

11月27日之前已经约满了访谈和活动，我不可能在此之前再见王先生。

我于11月22日在叶维佑住的单元采访了她，11月24日在她前夫的单元再次采访了她。我了解到叶女士是叶维丽的堂姐，叶维丽是美国学者，宋彬彬和刘进的朋友，她出现在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写过一本个人回忆录，并为学术刊物写过题为“卞仲耘之死” 的文章。

叶维佑女士本性善良，一见面就可以明显地感到，她内心的道德形之于外。是与非，对她来说，是清楚的道德价值，而非她的堂妹、红卫兵和中国政府所认为的某种复杂的智力概念。叶女士动情地写过她如何曾将毛泽东当作偶像来崇拜和热爱，又如何解魅的故事。

叶的崇拜与解魅的个人故事与许多已出版的回忆录一致。毛泽东曾受到许多普通中国人的爱戴。他的政策得到许多普通中国人的拥护。爱戴和拥护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表现出对毛缺乏热情相当危险。然而那时还是有真诚的热爱，高压政治的培育与个人感情的混合。

“红色恐怖”期间暴力行为的凶手们并非被迫打人杀人。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支持学生造反，然后给以肯定，但他本人和政府都没有强迫学生武斗。红卫兵是学生自己创建的，不是官办的。学生们作为个体和自治群体中的个体所采取的暴力行动，是他们个体和在自治群体中出于自由意志进行的选择。

中国政府，曾经犯下暴力罪行正在步入老年的红卫兵，及其支持者，为这些凶手们辩白说，因为文革是群众运动，所以没有个人责任；这些凶手没有选择相反行动的自由意志。

然而，许多学生根本没有犯下任何暴力行为，王容芬没有任何暴力行为，王友琴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张戎也没有暴力行为。和宋彬彬在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说的相反，她在“八一八”登上天安门城楼并非出于偶然。她选择当红卫兵，她骄傲地戴着红卫兵袖章，并且欣喜若狂地把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上。

中国政府，前红卫兵及其支持者并没有认定暴力是对的，他们认定这些错误不是个体责任。

这一点正是关键所在，因为这承认了凶手们仍然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在法治社会里，一个人不能为一桩他或她不了解对与错的区别的罪行负责。红卫兵们当时就知道打人杀人是错的，但他们仍然做出了打人杀人的个人选择。

在法治社会里，参加暴力群众运动叫做“骚乱”，它不能成为个人暴力行为的辩护理由。高压政治也不能洗刷个人犯下的暴力罪行。纳粹分子在纽伦堡审判时所作的“执行命令”辩护遭驳回。中国政府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也驳回了这种辩护。江青曾用“执行命令”进行自我辩护，“我是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

我在北京采访了两位义无反顾的勇敢艺术家，徐唯辛和高强。感谢王容芬博士帮我联系到徐教授，感谢徐教授帮我联系到高先生，感谢元媛，徐教授的学生和助手，两次担任翻译。

采访徐教授和高先生并不是因为他们可能有任何关于卞仲耘凶杀案的信息。他们没有。我利用采访两位艺术家的机会征求他们关于个人责任问题的意见，自从第一次采访王晶垚先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头徘徊，是我最关心的。

徐教授的作品是文革受难者。高先生的作品是文革的罪犯。他们的作品与其他中国人的探索方向一致。王友琴博士致力于让关于受难者的记忆保持鲜活，她苦心孤诣地全力重建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在哪里，怎样死去。徐教授根据那个时期的照片创作了巨幅受难者群像。他把这些照片放大到天安门前悬挂的毛泽东像的尺寸，作为象征。卞仲耘也在群像之列。

和王晶垚先生及中国政府一样，高先生在其作品中也将罪犯确认为毛泽东。

徐教授是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我们在他的工作室见面。他刚从纽约举办作品展览会回来。徐教授是个威严而勇敢的人。他，魅力超凡，精力充沛。他也善于哲思。作为艺术家，他无疑也提出那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可谓正中下怀，我也乘机提问。徐教授解释说，五六年前他就开始用艺术手法阐释关于个人的思考。他选择文革中的个人作为主题，因为他想“将个人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这个想法跟王友琴博士建立《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的动机一致。我问徐教授如何选择特定个人。他说首先选择那些受难的人们。

午饭的时候他问了我“那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正义”，并且简单地解释了确认和惩罚凶犯在美国和国际法理学上的重要性。徐教授连连点头表示同意。我觉得跟徐教授谈我所做事情的“意义”和他的工作的意义，非常舒服，他比其他多数人更能理解。

然后，我们乘出租车去那所学校。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离紫禁城不远。学校三面毗邻林荫道，在树枝和叶片掩映之下。学校已经改名，它现在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凶手们把卞仲耘的遗体装在筐子里推车送去的医院就在马路正对面，恰如胡杰在《我虽死去》表现的那样。

我想到操场去看看，可是门口有人站岗。我们不假思索的反应是决定去岗楼问招生办公室在哪里。门岗指路让我们进去。

我本来希望能见到校长，宋彬彬的支持者，但只见到了副校长。我们走进办公室，见到一位惊讶的传达员。我们想办法让她明白，我们想要招生简章。她叫副校长来帮忙交流。我们告诉那副校长，我们是美国法律工作者，律师事务所把我们调到北京。不对，我们是一家美国公司的内部律师，调我们来该公司的北京办事处。我们有一个15岁，不对，13岁的女儿需要上好学校，听说贵校非常好。

副校长解释道，她们不收不会汉语的学生，我们赶快说服她，哈彬彬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副校长有点疑心地问，她是否在中国出生。是的，我说，我们领养了她。卡门非常及时地插嘴道，她十岁的时候领养的，这样小彬彬就从小学了一口汉语。无论如何，此地不可久留，她们是否能让我们带走一点材料回去给女儿看？她们有，给了我们两本精美的册子。我翻开其中一本，看见卞仲耘的照片，我推想那是历任校长部分。副校长请我们12月带着彬彬来，大家都见见面。我们说一定。我们问，是否可以在校园里照几张相给女儿看。“随便照，想照多少照多少，”副校长说。

第二天，11月26日，我在上午采访了马继森，下午采访了高先生。马女士是此行意外的收获。她在自己家里安排了对王先生的第一次采访并为我们担任翻译，她本人的生活经历也非同寻常。她已故的丈夫冉隆勃是《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内幕》的作者。文革期间马女士在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工作，最近写了一本关于这个严重混乱时期的书，这是第一本由该部工作人员写的书。

马女士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她的《外交部文革纪实》非常重要，关键在于此书纠正了许多关于这个时期外交部的流行说法。和我在北京遇到的人们一样，马女士送给我她仅有的一本英文版。

马女士以外交官的谨慎谢绝了采访录音，很策略地说“没有必要”。我在马女士的书中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东西，我们简单地谈了这些。然而，直到我返回美国之后看完全书，才有机会深入领悟。我的幸运是，马女士和我继续通电邮。谈话还在进行中，这部分内容将在以后加以补充。

马继森的书接触到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道德系统的影响问题。例如，她写道，关于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使许多人的是非观念发生了颠倒。（16页）文革一开始，是非观念就被颠倒了。（405页）这些陈述对于西方式训练的法律工作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是与非”是深入刑法和个人责任核心的法律概念。

一个人不能对一件罪行，甚至谋杀负责——如果他不知道是与非的区别。例如，一个孩子把上膛的枪当作玩具射杀了他的玩伴，不能被当作杀人犯来起诉。这个例子表明一组罕见的适用案例。不管头脑以什么形式发生紊乱，通过外伤，化学失衡，或者外部强力，其效果必须强烈到足以抹去我们作为人所受教的最基本区别：伤害他人是错误的。

尼采曾写道，“疯狂在个人是例外，在群体是通则。”然而，尼采不是法律工作者（何况他疯了）。乌合之众的疯狂行为不能成为犯罪行为的借口。我倾向于认为，“红八月”的疯狂是乌合之众的疯狂，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疯狂。但是我不在场。毛泽东的意图是重新定义是与非。如果毛成功地造成了“颠倒是非”的效果，如果马女士的词句在法律意义上为真，那么那些受毛泽东影响而做出疯狂举动的人们就不能为其罪行承担责任。

我们乘车前往798，北京郊区的艺术区。高先生来开门。一进门就是他和兄弟的作品。“哇！”当我看见第一件作品的时候惊叫起来，心里想的是“真绝”。门的右边是一座真人大小的白色毛泽东像，上了刺刀的步枪正对着我。靠里边一点摆着一些毛泽东胸像，包括那座带着女性乳房的胸像。毛泽东的脸上显出恶意的疯狂。我从未预料到在北京能见到这样攻击毛泽东的作品。我知道艺术警察头一年曾经袭击了高氏兄弟在798的展览会，并没收了一些艺术品，其中之一是活动的“毛泽东戏水”。高先生在工作室里陈列的作品攻击性远比“毛泽东戏水”强得多。

我特别喜欢的是一幅群像，每个人的脸上都重叠着一个臭名昭著的独裁者。高先生惊讶地发现我认出了波尔布特。

我向高先生提问，他回答说要打碎毛泽东的偶像。我问他为什么要用女性构造来表现毛。他说毛泽东自称代表祖国母亲，所以要给这个角色必要的器官。

然后我开始问关于个人责任的问题。我担心自己会流露出不耐烦而对高先生失礼。我已经采访了好几天，总是得到同样的答案，要不就是迷惑不解的表情，我还没来得及进行冷静的思考。我问他的时候比对别人更加直截了当，我的口气可能太像检察官。这次访谈的照片上他交叉着手臂，典型的自卫姿势。

当这一点似乎明显得不成其问题的时候，我从一个陈述开始：

“哦，对不起。那么你认为，那个直接对你父亲下手的人，应该承担责任吗？”

于是我用艾希曼（Adolph Eichmann）的例子来说明，下属也有责任。元媛不知道艾希曼是何许人，我不得不解释，然后元媛再次提问。高先生似乎没有听懂，沉默不语。我失去了耐心。

于是我把话题从罪犯的个人责任转换到旁观者的。我告诉他，王先生眼看着卞仲耘走向死亡。话题换得不好，上次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进入典型美国男性态度，这次我的理解框架甚至更差。

“我们到处打听，通过关系打听到了这个人的姓名。他现在就住在我们这一带。”

“我们去他家敲门。他一看见我们的脸就明白了，害怕得发抖。”

这话给我印象深刻，缓和了口气。我告诉高先生，我不想把这件事变成自任法官的案件，但是很高兴他确认了凶手身份并看到了他的恐惧。

“我们没有伤害他。我们觉得让他在余生里记住我们知道他做的事就足以惩罚他了。”

我告诉他，这也是一种公正，我正在试图为王先生寻求公正。我马上意识到这句话不对。王先生从来没有要求我为他寻求公正，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他要我所说的那种公正——确认杀害卞仲耘的凶手，将她们从人群中区别开来。

我问高先生，当他听到毛泽东死去的消息时怎么想。“一个时代结束了，”他回答道。考虑到上下文我理解高先生的意思是，疯狂的凶手和暴力终于结束了。其他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马女士告诉我 “根源在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主张理论和政策”，她和其他人都看到一个新的，光明的时代开始了。

文革浩劫教育中国人懂得了人权、民主、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

王先生告诉我，中国人有“奴性”，松散。我从这个词开始，因为它跟我在阅读的时候思考了几个月的“奴隶意识”几乎一样。如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那么可以解释一个人怎么会走向绞刑架而不抗议，或者眼看着自己的妻子走向死亡而不加干涉。

尽管笼统，我认为王先生的陈述能够得到一些支持，是有奴性，也松散。

2005年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很为这座城市的面貌和居民行为的西化而震惊。邓小平说过，“致富光荣”，上帝保佑，北京人确实在全力以赴地挣钱发财。

在毛泽东时代搞超级共产主义，甚至苏共也被当作修正主义的国家，这怎么可能？人们怎么会从仇恨资本家突然变为超级资本家？因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说了。“奴性”让人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人们不是共产主义的奴隶，是权威的奴隶。我相信，至少部分地是这样。

中国人有客气的名声，我的经历与此一致。我在“沉默的长城”项目中和许多中国人进行过交流。没有一个人争辩。一切似乎都很好：没有马路狂怒，没有交通事故，没有争吵。然而还有一个负面。我还在什么地方读到过，采访中国人的时候要小心，他们的同意是那么有条件。这一点也和奴性一致。

美国民权运动期间，有北方白人志愿者深入南方登记非洲裔投票。前奴隶和奴隶的后代们热情地接过登记表，并满口答应填好后一定交。所以，当民权工作者们发现登记册上新的合格选民很少的时候大为震惊。这就是接受权威人物的任何要求，但是不去做的性格。因为他们害怕，这是南方白人给他们造成的后果。

恐惧仍然存在。第二次采访王先生的地点因为时间安排上的冲突不得不改变。那个超现实的替代地点是一个健身房休息室。我很担心。这里有两个中国人跟两个外国人谈话，穿套装的外国男人什么都问，那外国女人手拿麦克风。不过我没把担心说出来，是王先生和叶维佑，翻译者选的地方。可我还是注意看了附近的人们。

这次访谈的录音受震耳欲聋的背景音乐干扰，于是我记下笔记作为备份。王先生随意谈着。人们走来走去，但似乎没注意我们。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一个人在我们旁边坐下，他在我的右边，正对王先生的视线。我转身看他。王先生停下来，小心地用眼瞟着他。我们继续谈了一会儿，但王先生不再自在了，于是我们结束采访离开了那个地方。

那天晚上回到宾馆，叶维佑来电话说王先生让那个鬼鬼祟祟的人吓着了，想明天再见我。

奴隶意识的观念也为红卫兵的个人责任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宋彬彬、刘婷婷等人丝毫不顾羞耻地带着红卫兵品格，天衣无缝地进入美国中产阶级，刘婷婷甚至进入了美国上层，让我非常愤怒。奴隶意识不仅适用于服从直接命令导致即时伤害的痛苦，那种情况可以应用法律上的“受到胁迫”来进行辩护。奴隶意识也适用于上面讲的美国民权运动中的情况，地位低下的人们用行为顺从真实或想象的权威人物。“受到胁迫”辩护不适用于这种情况。

红卫兵不符合这种奴隶意识的弱形式。她们的地位不低下，她们有特权。她们不是被迫去打人、抄家、杀人。她们选择去做这些事来取悦他人，取悦父母，取悦党和政府，即取悦一切权威。她们选择通过取悦而出人头地。出于野心。她们选择暴力作为通往成功的道路，不是因为她们的道德被洗脑洗掉了。红卫兵清楚地知道打人、抄家、杀人是错的，一旦打人、抄家、杀人不再能取悦他人，她们就住了手，又成为“乖女孩”。她们进学校受教育，找到工作，相夫教子。

红卫兵出于野心而选择暴力，当这条通往成功的路走不通时，她们就天衣无缝地转向更常规的道路走向成功。她们犯下暴力罪行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忠诚，她们抛弃共产主义就像抛弃道德一样彻底，出于同样的理由：野心。她们唯一的忠诚就是忠于自己。

然而，马继森关于正面变化的评判似乎证据不充分。中国仅在经济领域自由。恰恰是马女士提到的价值——人权、民主、自由、平等——仍然付之阙如。中国仍然是一个文官掌管的共产党国家。普通北京人拥抱的摇摆舞资本主义世界，证明红卫兵的“取悦意识”仍然随处可见。人权在某种意义上是用词不当。人民必须提出要求。人权不能通过取悦否定它的人而获得。也许，中国人将再次改变他们的意识，从取悦意识到要求意识。

11月28日，是我在北京的最后一天。我没有和人约，但想去找个人——宋彬彬。27日晚上叶维佑又来了电话，说王先生想再见见我。我非常喜欢跟王先生在一起，总是能从谈话中学到一些东西。我们约好在下午找宋彬彬回来后见面。

宋彬彬的办公楼入口处也有无处不在的门岗。有卡门和我在卞仲耘工作过的学校跟门岗打交道的经验壮胆，满怀信心地走向门岗，给他看写着此处地址的纸条。他指指楼门。

电梯载着我直接来到宋的办公室的接待室。一会儿，接待员从屋角后出来。我给她看了名片，告诉她来见宋彬彬。她拿起电话听筒，对着话筒说了几句话，然后把话筒递给我。一个年轻男人用柔和好听的声音，非常得体的语调自称是宋女士的助手。

我作了自我介绍，解释说我来采访宋彬彬。他说她不在。我问她在哪里，口气略带不耐烦，我想他会认为这是一个美国人在此情况下做出的真实反应。不出所料，他热心地说要给她打电话。

他拿起另一副电话试图找宋。几秒钟之后回到我这条线，说她没接电话。“那她在哪儿？我跟她约了采访时间。”“对不起，哈里斯先生，她可能在城里的家里。我会给您她的手机号码。”

“他不会给我手机号码的，”我心里想，但他给了我。他问我是否跟她约了时间，我很愚蠢地说约好了11点。宋打了回来。“她的电话来了，哈里斯先生，请稍候。”

助手：“……（听不懂的中国话）……本杰明•哈里斯……”

我：（用美式不耐烦的口气，但是意识到说约了时间是个愚蠢的错误）“我从美国给她发过电邮，约了这个时间采访。”继续我愚蠢的错误。

助手：“她说没有跟您约，哈里斯先生。她现在在医院陪母亲。”

我：（看到摆脱“约时间”愚蠢错误的出路）“哦，她在医院陪母亲，难怪把约的时间忘了。可以理解。那么我是否可以把名片留在接待室的桌子上，以便重新约时间？”

助手：“好的，先生，请留下名片。您打算跟她采访什么话题，哈里斯先生？”

我：“我在写一篇关于她上过的女校的文章。那是中国最好的中学之一，我想你一定知道。该校将宋列为知名校友，我想请她谈谈一位老师——卞仲耘。”

我把名片交给接待员，心满意足地走了。我至少让宋彬彬明白，我知道她在哪里，我不会放弃卞仲耘凶杀案的调查。

王晶垚先生的家人强烈反对他见我。在我订好了机票之后，他们一度成功地让他取消会见。现在，28日下午，我第三次见他。叶维佑再次担任翻译。

王先生告诉我，前一天晚上原师大女附中的一个前红卫兵打来电话，告诉了他参加打人者之一的姓。王先生怀疑过那个女孩，并试图用她的名字来加以确认，但打电话的人否认了王先生的怀疑，说不是那个人。

王先生带来了一些照片给我看。这是几年前他在家里接待叶维丽和刘进时照的。刘进是杀害王先生妻子的红卫兵领导人之一，给王先生送来卞仲耘“死了”的“正式文件”的人之一。也是她在第二天通过大喇叭通知学生们，“卞仲耘死了。死了就死了。这事不要再提了。”

在后来的谈话中，王先生说，“在中国，人际关系重于人命。”

作为外国人，我告诉王先生理解这种情绪。我想的是在工作中听到过的几次类似情况。许多凶杀案发生在家人或朋友之间。受害人，凶手，还有目击者都互相认识和熟悉。当凶杀发生的时候，他们当然会叫警察。但是，当他们的亲人或朋友被监禁或者在等待开庭期间，心态却发生了变化，“人已经死了，不可复生。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活着的人。”当我告诉王先生“理解” 的时候想的就是这个，可还是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

最后，我回到原来的地方。王先生的意思是“中国老百姓”知道必须跟特权阶层搞好关系，或者至少不得罪他们。他还觉得这种意识是卞仲耘凶杀案目击者不肯站出来的原因。

又是“奴性”，是第三次见面时“取悦意识”的变种，王先生不愿意提供一些明知我想要的信息。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我的内心深处仍然在怀疑他究竟有没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也许他没有在第一次见面时告诉我是出于紧张或害怕，事后后悔了就要求再次见面，就这样循环往复。于是我决定用一个开放式的问题来开始。

“王先生，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你了。你我都不会更加年轻。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叶女士翻译了我的话。

我们都笑了。我用各种方式把这个问题又提了几次，但他没有告诉我任何更多的东西。于是我们仅仅像朋友一样闲聊。他说想跟我合作写一本书。我很受感动，但还是不由自主地想，也许这是他和其他所有人在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时所想的，以为我想写书，拍电影，出名，赚钱。我告诉他很高兴跟他合作。

王先生送我们到门口。我们握手，我拥抱了他。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这个非比寻常的人，我对自己说。

一个人的心态在刑法中具有核心重要性。其重要性适用于受害人，目击者，以及凶手。许多强奸案的判决取决于受害人的心态：她是否自愿接受性行为？一个目击者的可信度也会因其对某一方的心态而被遭到破坏。

出于这个理由，我在北京所采访的人们，以及其他书本和文章中人物所作的定性描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沉默的长城”关系到一件罪案。这跟应用到目击者和受害人一样重要，凶手的心态是法律上犯罪责任的支点。一个特定的凶手足以使一项犯罪完全不成立。例如，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抓起他父亲的枪射击玩伴，不能被认为应负犯罪责任。有一个不可辩驳的法律推定，那就是，一个如此年幼的人不了解其行为的性质和后果。

杀人者也是鉴别一个杀人罪的等级的依据。（译者注：美国法律把杀人罪分成“一级谋杀”“二级谋杀”等。）犯“一级谋杀罪”的杀人者必须是“预谋”的。如果不能证实是预谋杀人，那就可能是较低等级的杀人罪，和可能存在的另一个人一起犯的。但是那个人必须在杀人者被定罪以前就被证实。

然而，如上文所举的蹒跚学步的孩子的例子所表明的，犯下任何罪行的凶手的心智能力才是问题所在。

王先生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有“奴性”。其他人用过同样或类似的术语。李志绥医生将周恩来描述为毛泽东的 “奴才”。张戎写道，中国人被毛泽东“编程”了。“服从”心态和“取悦”心态是我和其他人考虑过的术语。“疯狂”和“失常”也被用来描述文化大革命的总体氛围和个人，例如毛泽东。

马继森的定性描述特别耐人寻味，她使用的语词在刑法中有特定涵义。毛泽东的历次清洗和政治运动导致许多人颠倒了是非观念。这样，所有参加这项清查“五一六”的人必须放弃一切个人考虑的倾向，自我限制于服从领导的范围之内。

你也许会说这些人，红卫兵、造反派，或者其它革命派不知道他们做的是错事。恰恰相反，他们自己和别人都认为是在采取革命行动，他们折磨的不是人，而是阶级敌人。

人们所受的教育是要对革命阶级仁慈，对阶级敌人残酷无情。

和毛泽东本人一样，“四人帮”也许没有亲自动手拷打任何人，但他们的观点、演说、指示……是这些犯罪行为的根源。

在转入下一步之前，重要的是记住两点。第一，这些定性描述是“普通”的人们（非法律工作者）在“普通” 谈话，即在一般会话或非法律类作品中做出的。第二，这些定性描述高度概括，它们指涉中国人全体，不是特定个体。而刑法，不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都应用于个体。1980年出庭受审的是江青，不是中国人民。需要考虑的是她的精神状态（“不过是执行命令”），而不是中国人的精神状态。1962年出庭受审的是阿道夫•艾希曼，不是德国人民。需要考虑的是艾希曼的精神状态（“不过是执行命令”），不是德国人的精神状态。

本文不是刑法审判庭上的起诉书，而是从刑法角度考察一次犯罪历史事件。不能对红卫兵个体的特定精神状态像在实际审判时那样进行陈述。本文在上文和下文中的定性描述将应用于构建一个全称单数的“红卫兵”凶手形象。

上述定性描述包含着下面两个法律辩护的理由，其中只有一个适用于凶杀，红卫兵可以被宣布无罪，如果她可以用确定无误的证据证明：

即便“红卫兵”相信其所作所为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她知道其所作所为违反社会准则或违法，她仍然有罪。

所有人都被假定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所有人都被假定能够分辨是非。红卫兵必须用确定无误的证据证明她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或者不知道那是错的。

不受节制的激情或无法控制的暴躁在法律之下不能成为辩护理由，即便根据通常判断，此人被激情或暴躁所战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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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文革的书籍说少也少，说多也多。说少，是因为十几年来文革一直是中国大陆出版界从严控制的领域，这方面的新书的确出版很少，其中有分量的就更少。说多，是因为与文革相关的文献数量极大，既有文革期间曾经产生的海量文献，又有文革结束三十多年来产生的回忆和研究性文字，此外还有文革前产生的与文革发生相关的文献。

现在不论国内国外，有关文革争论很多，背后其实存在不同的评价尺度。这是研究文革无法回避的问题。

第一个阶段以毛泽东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是“五一六通知”、“十六条”、中共九大、十大政治报告。毛泽东的基本看法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到晚年说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打倒了刘少奇、林彪，三分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毛泽东说他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对后一件大事——文革，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但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对文革只能肯定，不能否定。前期教育干部“三个正确对待”。后期批林批孔运动，一个重点就是批判否定文革的思潮。毛泽东可以说三分错误，别人不许说。邓小平要以整顿的名义否定文革的一些做法，毛泽东让他再度下台。华国锋上台先宣布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但在宣传上还是肯定文革，具体政策上有调整。还属于第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以邓小平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看法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决议产生的背景是最高领导权从华国锋向邓小平转移。邓小平在文革中是受批判的，华国锋是文革中起家的。从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就确立了邓小平为核心的合法性。但邓小平的合法性以共产党的合法性为基础，所以在讨论《决议》时，邓小平拒绝了党内一部分人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意见。《决议》要在维护毛泽东和否定文革之间达成平衡。《决议》否定文革，当时启动了中国大陆对文革的控诉和反思。但今天回头看，也存在着诸多突出的问题，如：

三、回避了文革初期刘少奇和各级党委按照反右模式领导运动整人的后果。

四、不能正视党内一部分高级干部曾经在文革不同阶段追随毛泽东支持文革的事实，等等。

其原因在于《决议》的形成出于政治权力再分配的需要，而非历史研究的需要。此后近三十年，《决议》成为国内有关文革出版物的基本准绳。大陆出版的有关文革的史述、史论，乃至高级干部的个人回忆录，无不按照《决议》的结论调整、剪裁、取舍。原则和史实之间的错位，已经成为有关文革的出版物的常见病。那些明显不合于官方结论的回忆录和研究著作，只好拿到香港、海外出版，或在网上流传，或印出来私下传播。

现在，不论在言论自由的海外，还是在中国大陆的民间，都存在着评价文革的第三种语境。它既不同于毛泽东对文革的全面肯定，又不同于邓小平对文革的彻底否定。这是一种独立的语境。其特点是把文革当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部分，用历史的精神来叙述，用史学的方法来研究。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如实地揭示和还原历史的真相。史学不是政治权力的奴婢。屈从于政治权力需要的文革研究，不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服务于商业利益的文革叙事，也不能还原历史的真相。只有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基本定位，才有接近和还原历史真相的可能性。

对于那些挣脱了对权力依附的文革叙事，我认为应当予以珍视。对于那些没有摆脱对权力和金钱依附的文革叙事，要认真地加以鉴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当然，囿于资料的占有，分辨的眼力，表达的水平，记忆的局限，有一些文革研究者和回忆者虽然力求独立，力求真实，公之于世的著作还是存在这样哪样的缺陷。对于这种情况，不妨用学术争鸣的方式讨论，在切磋中努力接近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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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查到有李晶这本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时，就有眼前一亮的感觉。通过购书网买来后，翻阅之下，更是感到由衷的喜悦。

长期以来，文革研究因人为的限制而步履维艰，一般坚持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也往往把目光集中于高层斗争、红卫兵运动这些大题目上，缺乏对文革史研究新领域的拓展与探索。此书可算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突破。

此书有一个副题是“‘后现代’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历史反思”。作者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后现代”文化视域对中国文革时期的翻译活动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整体考察，借助了翻译研究学派的理论，将翻译研究从语言学领域扩大到文化领域。作为一个1964年出生的博士生，李晶女士虽然没有亲历文革，但却有足够的勇气和功力来探索这一陌生的领域。她通过大量的史料梳理和研究认为，文革十年是中国翻译史上的萧条期和沉寂期，但并非一般所说的“空白期”，文革时期的一些翻译行为的特殊社会价值，即翻译对当时的社会文化系统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不容小觑。她主要参照了勒菲弗尔等人“翻译受到意识形态控制”的理论（文革中这一点是非常明显、非常典型的）来研究这十年间的翻译活动，但她并未停留在理论的运用上，而是有所发展和完善。她发现文革时期外国著作的内部译介，通过特殊的地下读书活动，给国人带来了思想启蒙和精神冲击，因而对当时极端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具有潜在的、一定程度上的“消解”作用。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然科学著作相对大量的译介，对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继而也有助于对极端化政治意识形态的“消解”。她通过研究明确揭示：在文革十年中，翻译除了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外，还与意识形态存在着“互动”的一面——翻译对意识形态也有反作用，它不仅仅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奴仆，而是可以通过引进外来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加以改造，进行限制，甚至可以制造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李晶的导师崔永禄教授为本书所作的序中指出：这是本书的亮点，是这部论文的重要理论贡献。

本书虽是一部理论研究性的博士论文，但也不妨看作是一部文革翻译史。书中不仅对文革时期翻译活动的语境，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外交格局、文艺动向、翻译出版的总体状况等进行了研究，还对文革时期翻译活动的组织者（“赞助人”）、译者、读者等不同群体进行了研究。作为纯学术著作，因其题材的新颖和内容的独特，也颇有可读性，如在研究文革政治话语下的译本特色时以大量实例说明的“译文的遣词造句”、“加注和删改”、“集体翻译与特殊署名”“译本的政治化解读”、“工农兵对文学译本的阐释”等，其中涉及的那些荒诞可笑的内容，都会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而且不时会忍俊不禁。

李晶在本书的《后记》中写下了她的一段感慨：“论文的写作过程是艰苦的……每当我写作到劳顿不堪之时，憧憬着或许有一天论文能够成书出版，成为‘文革博物馆’的一份小小贡献，顿感激情倍增，奋笔疾书下去。”

李晶的这一研究成果令人想到，进一步拓展文革研究的视野是大有必要，也是大有可为的。还有许多被人们忽略或者是熟视无睹的题材需要去发现、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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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毛泽东都是现当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歌颂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 “人民领袖”，“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乌有之乡网站充斥了大量这样的议论。毛派学者张宏良甚至以“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为题写了一篇短文，称此言是“60年来最实事求是的一句话”。见该网站或张宏良本人博客）。批评者正相反，他们把毛视为最大的独裁者，给1949到1976年间的中国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当政者自己的态度则显得暧昧而尴尬：一方面，他们承认毛晚年“犯了错误”，不该搞那场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把毛的画像继续高挂于天安门城楼上，因为毛已经成为这个政权和这个制度的象征，成为这段历史的象征。否定了毛就是否定了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今天的领导人扛不起的一项恶名。

其实，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毛泽东既不是圣人，也不是恶魔，毛和常人一样，也有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但毛注定了要成为人们长久议论的话题，的确是因为毛曾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介入了历史、影响了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他赋予了这段历史过多的个人印记。在这个意义上，对毛个人的解读就是对前30年“共和国”历史的解读，就是对现当代中国历史中蕴含的种种复杂而诡异的内在编码的破译。

那么，什么东西构成现当代中国历史中如此深刻而又不幸的毛式个人印记呢？我以为，这个东西就是毛本人在世时力倡、并强力推行的继续革命的主张。毛的确是个独裁者，但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敛权之徒。作为共产党人，毛有其独特的社会理想。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夺取政权做一个太平皇帝。他还要奋斗去建设一个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念、又符合中国人“大同”理想的“人间天堂”，并以此为世界人民做出榜样。“继续革命”就是实现毛式“人间天堂”的基本纲领和具体途径。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共产革命的基本主张理解为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逻辑的话，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主张就曾是20世纪50~70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支配中国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特殊逻辑。我们必须把二者做适当的区分，才能更好地厘清这段历史的基本脉络。

首先，根据共产革命的逻辑，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将创造条件，把“革命事业”继续向前推进，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迈向“社会主义”，这是党的纲领中的既定目标。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对这个目标并无分歧，区别只在于有的人主张过渡快一点，有的人则主张慢一点，稳当一点。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不同于“新民主主义”的根本所在？简单地说，“社会主义”是要否定私有制，向私有制开刀问斩。这被认为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据。正是依据这一点，共产党迟早要把“保护民族工商业”变成“改造民族工商业”，把土改运动中的“耕者有其田”变成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化”和“农业合作化”。附带说一句，有些朋友认为，共产党40年代给农民土地，只是为了换取农民的支持，一旦掌握政权，就把土地收了回去，纯属典型的欺骗。其实，这是不懂历史才得出的简单结论。在共产党人看来，把亿万农民从小私有者引上合作化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同当年搞土改一样，都是为了实现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法则”。在共产革命的逻辑语境内，这是一个属于ABC级的基本常识。

在政治层面，则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在苏联，这个政权的具体建构被称作“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在中国则被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起初叫“政务院”）。当然，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人民代表”机构和政府机构都要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它的领导地位是用不着再做什么证明的。党政军一体化而“党”是这个一体化的核心，这就是这个有着“共和”之名的“人民”政权结构的实际情形。

可以说，在体现共产革命逻辑一般要求的政治、经济建构方面，中国人开始并没有什么新的发明，不过是学苏联，模仿老大哥而已，只是在过渡形式、政权建构的某些方面，有自己的特点。

但毛泽东很快就不再满足于这种状况，他要寻找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

是什么原因促使毛“独辟蹊径”，甚至不惜最终与“老大哥”分道扬镳？延安时代就开始的毛与斯大林的暗中较劲，中共建政后中苏两国民族国家关系层面上的复杂考量，毛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现实需要等等，固然都是理解这种分道扬镳现象的重要因素，但它们都不是最根本的。我以为，最根本的是，毛认为苏联版的社会主义变了味，非但建不成社会主义，反倒变成了“修正主义”；而中国共产党照苏联人的样子干，也有变成“修正主义”的危险。

毛的担心首先出自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用金钱和物质刺激作为动员手段的反感。毛是个艰苦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革命者，笃信“精神因素”对革命成功的作用，而鄙视人们斤斤计较物质利益。“在根据地的时候，我们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还不为了追求待遇而吵架。解放后，实行工资制，评级了，反而问题发生的多……”（见邓力群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乌有之乡印制，474页）毛特别反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物质刺激强调得过分，认为应该强调艰苦奋斗，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同上，807页）。

对官僚制的反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毛本人骨子里有一种民粹主义的、反官僚反特权的倾向，认为共产党进城后搞等级制、干部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是非常危险的。毛强调干部必须下放劳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毛泽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1963年5月，《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1969年内部学习版，222页）60年代的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可不像现在的领导人下乡搞视察，前呼后拥，做点“亲民秀”而已。四清运动期间，毛、刘等均强调各级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形成制度，“蹲点”期间要发扬老八路作风，吃大锅饭，睡土炕地铺。当时甚至有这样一种四清工作队的编组办法，那就是把省委、地委和县委的干部混合编组，共同工作。（见郭德宏、林小波著《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230、233页）

以上两个方面，又都与毛对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变质问题的警觉有关。毛虽然出身农民，但毕竟比过去改朝换代成功的农民起义领袖眼界高远得多。在某种意义上，他意识到了权力的腐蚀性和执政地位本身带来的危险，尽管他对造成这种危险的根源的解读是完全错误乃至荒谬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详尽的分析，可参考拙作《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和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也谈改革开放30年》一文，特别是该文第一节）。苏联的“变修”，使毛看到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蜕变的现实可能。毛不能允许这种情况也在中国发生，不能允许一代革命者的奋斗理念和奋斗成果在金钱、地位和特权的腐蚀下毁于一旦。

但是，还不仅此。“反修防修”只是毛的思考的一个方面，用来抵制革命意志的衰退；他的思考中还隐含着一个更加积极的、雄心勃勃的方面，那就是建设一种全新的社会和全新的人。正是后一点更加耐人寻味。毛与斯大林不同，斯大林强调“专”，而毛更强调“红”。斯大林只靠秘密警察统治国家、干掉对手，又用物质刺激笼络、收买手下的人。这就不难理解，恰恰是斯大林当政时期，苏联特权体系开始形成乃至膨胀。毛则全然不同。毛有一种诗人气质，有天下情怀和中国农业乌托邦的大同情结。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者，他要搞出一套更加了得的人类乌托邦。这当中，有借此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成分，也有成就前无古人的人类伟业的理想和抱负。毛的唯意志主义的人格特征和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反倒成就了毛的异想天开，成就了他作为中国式共产主义教父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我以为，中共建政后愈演愈烈的党内斗争也要借助这个特殊背景才能获得更深层的解释。比如，“高饶事件” 在中共党史上一直是一件扑朔迷离的事情。根据最近出版的一些比较可靠的文献（2008年在香港先后出现两部有关高岗或涉及高岗的研究著作，都提供了不少第一手材料，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书。一部是曾任高岗秘书的赵家梁和他人合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出版；另一部是温相著《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明镜出版社出版），高岗在50年代初的跃升、被重用以及后来的“出事”都与当时中共党内高层的博弈有关，而这种博弈不能仅仅理解成是权斗，它确实反映了最高决策层在国家发展战略上的某些认知分歧。前文已经谈到，在共产革命基本目标的理解方面，中共领导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设定、节奏把握和时间选择上，党内确实有不同声音。刘少奇主张新民主主义政策要多实行一段时间，以便从经济上为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这样，资本家的有限度的“剥削”、农村雇工的存在、甚至一部分共产党员成为富农就都是允许的。这些观点显然已经不符合执掌政权后的毛泽东的胃口。毛的意图是要加快这个过渡，尽早把“社会主义”提上议事日程。而刘的不谨慎（诸如未经毛审阅就下发中央文件之类）又加大了毛的猜忌和不满，毛感到有必要削弱刘的影响，甚至在必要时换掉这个“七大”时已经定下的接班人。高岗不过是毛实施这个意图过程中的一个工具而已。至于为什么是高岗而不是其他人充当了这个工具，这也很简单：一方面高与毛成长环境相似、受党内对手迫害的经历相似，高对毛充满崇拜，毛也很器重高（赵家梁的书对此有分析，见该书108—111页）；另方面则是在认知和社会政策方面高有意识地向毛靠拢，比如高还在主持东北局工作时，就站在毛的一边，鼓吹发展“互助合作”的必要性，反对党员雇工，自然受到毛的青睐（见温相书，379—383页）。高后来“翻船”，则是这位草莽出身的领袖不懂政治深浅、自以为在贯彻主席意图反而“帮了倒忙”、最终稀里糊涂地成了党内斗争牺牲品的结果。

1959年拿下彭德怀，也不容忽视毛式乌托邦战略被挑战的大背景。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但彭大将军批评大跃进“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却触到了毛最敏感的神经（彭的原话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02—103页）毛要成就的是改天换地的伟业，即便有缺点也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毛可以自己承认有误，但绝不允许别人质疑这个伟大工程。于是，彭一定要被整肃，庐山会议也从纠“左”变成了反“右”。三年大饥荒迫使毛接受某些政策调整，但也仅仅是暂时的。“分田单干”的主张超越了毛的底线，因为这和他要建设的新社会完全背道而驰。毛把此类动向解释为被推翻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企图“复辟”，开始在各种场合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四清运动揭露出来的大量党内贪腐问题使毛确信有相当比例的基层政权已经“烂掉”，“领导权已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更重要的是，出于接受苏联“变修”的教训，毛提出中共上层是否也有“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的问题，并越来越倾向于作出肯定的回答。顺带说一句，很多朋友在解释60年代的毛、刘冲突时，总是把它归结为纯粹的权力之争。在我看来，这至少是不准确的，甚至是很肤浅的。认真检视那段历史不难发现，刘从未对毛构成篡权意义上的真正威胁；即便有这种威胁（毛的心理上似乎曾经有这种幻觉），毛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之，大可不必兴师动众。问题的关键在于，毛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党、整个官僚机构、整个国家都出了毛病，而且是致命的大毛病。可以说，下决心除掉刘少奇，既有毛巩固个人权力、避免像斯大林那样死后被人清算的考虑，也有孤注一掷，推进毛式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拯救党，重构党、国家和社会的冲动。至于一定要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当然是毛作为独裁者和党内“老大”冷酷、残忍的铁证。也是这个党、这个体制一个极其糟糕的传统（人们不会忘记高岗、彭德怀被整肃后，也都莫须有地被指责为组织“反党联盟”或“反党军事俱乐部”）。就毛个人而言，这个湖南山沟里走出来的革命者性格上的缺点、怪癖，成为政治领袖后心理上的变化，晚年猜忌心理的加重，被排挤乃至被监视的幻觉等等，均赋予毛与他的对手（真实的对手或臆想中的对手）的斗争更加晦暗、更加扑朔迷离的性质。这些足以构成一篇单独的文章去探讨。

然而，我还是要说，和毛要成就的“伟业”相比，这些都不过是枝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毛的“继续革命” 到底要成就哪些东西？它在实践上又意味着什么？导致了什么结果？

“继续革命”理论的正式提出是在文革开始不久的1967年（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正式把毛发动文革的理论称为“继续革命”理论。需要指出的是，毛本人并没有刻意使用过“继续革命”这个概念）。它的内容及其理论要旨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1）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

（2）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始终存在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4）斗争必然反映到共产党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表人物；

（5）必须通过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引向深入；

从今天的眼光看，这套“继续革命”的“理论”最值得注意的是两点，那就是毛所谓的从“走资派”手里夺权和“要斗私批修”。前者我们可以称为政权革命，后者则可以称之为心灵革命。

先来看政权革命。毛既然认定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相当比例的政权已经“烂掉”，那么“彻底打碎”旧的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制度和机构，“创建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见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种“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应该体现“巴黎公社原则”，体现“群众的首创精神”，体现真正的“人民民主”。1967年初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和随后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似乎满足了以上要求，所以一度得到毛的赞扬和肯定。1967年2月3日《红旗》杂志甚至发表社论称赞这一壮举“自下而上地发动亿万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打碎旧东西，创立新形式，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在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见1967年2月3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心灵革命则触及毛式继续革命更核心的领域。前文谈到，毛鄙视物质刺激，担忧革命者蜕变为只贪图个人享受的小布尔乔亚和蝇营狗苟的经济动物。毛的解决办法则是强调“精神”，强调“突出政治”，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相信“精神可以变物质”。中苏论战时中方对南斯拉夫“铁托修正主义集团”和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指责之一就是“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把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为金钱的关系，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见“九评”中的第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毛则强调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强调“向解放军学习”，大抓“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甚至主张在厂矿企业普遍设立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毛说“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引自毛关于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批示。1963年12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则干脆把他所主张的心灵革命高度概括为“要斗私批修”。毛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78页）

那么，毛的政权革命和心灵革命成功了么？有可能成功么？当然不可能。

现在已经掌握的大量材料证明，“上海一月风暴”式的“直接民主”，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人民民主”，而只是得到毛的支持与庇护的恩赐民主（文革开始时上海出现的工人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确有自发性，上海市委也根本未予承认。这本来符合中共极权体制的一贯传统。如果不是张春桥领会毛的文革意图，当机立断同意了“工总司”的要求，而这个处置又得到毛的首肯，就不会有工人组织的合法化和后来随之发生的“上海一月风暴”。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民主”是恩赐民主，而不是正常法治条件下，以公民权利不可剥夺为前提的民主）。毛的确曾经试图靠这样的“民主”把他的民粹主义直接外化、形象化甚至制度化，找到一种保证“人民公仆”不变质的“全新的政权建构形式”，用心可谓良苦。但“革命”的演变进程本身却迅速打破了毛的梦呓。各地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群众造反组织无不热衷于“夺权”，其中既有对原来掌权者和官僚体系的憎恨，也有突然迸发的、对可能到手的权力的垂涎。派性纷争，狼烟四起，人性的善恶竟然突然间搅在一处，难辨良莠。为了维持基本秩序，毛不得不从他的“理想”退却，转而支持有解放军和“革命干部”参加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后来又把“革命委员会”从“临时权力机构”变成了常设机构。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革命委员会的出现，一方面有群众组织参加，使得‘文化大革命’所标榜的‘目标’和‘理想’有了自圆其说的解释；另一方面，有党的干部参加，他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可以保证新政权能正常地运转；最重要的是有解放军的支撑，可以有效地控制住‘革命秩序’，使‘文化大革命’能够真正按照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进行。也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把革命委员会看作是政权重建的唯一适当的组织形式了。”（张志明著《走出迷谷：1967—1979年中国政体变革的历程与思考》，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73页）

然而，革命委员会建立的同时又是旧体制回归的开始。由于“大乱”之后走向“大治”的现实需要，越来越多被“解放”的老干部回到领导岗位上来，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则影响日衰；军队在“三结合”的权力结构中原先占据的支配地位也随着各地政府机关中党委的恢复而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政权机构的军事管制的色彩日益淡薄。到了1972年，向传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旧体制的回归已成定局。

这里必须指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不管毛泽东怎样号召“天下大乱”、“造反有理”，他却从来没有把执政党的蜕变、党员的特权化和官僚化等等问题与这个体制最根本的弊害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权问题。这是毛本人的思维禁区。他既不允许别人、也不允许自己触犯这个禁区。禁止别人质疑一党专权是因为此系共产党执政的命脉所在；禁止自己质疑这个问题则是因为毛本人就是这个体制的最高代表者，这里既有他的理想，也有他的利益。毛可以痛恨官僚机构，可以把原有的这套机构推翻重来，但他从来没有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一元化的党专制体制本身。文革初“上海公社”刚成立时，毛就曾仔细斟酌这个新的权力机构的名称，最终还是否定了它。毛的理由之一竟是：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总得要有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参见同上书77页）

当然，这个“核心”与其说是“党”，不如说是毛本人。这是独裁体制的必然结果。独裁者自己也必然因此遇到麻烦，而使他建构“新的权力形式”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地方政权的情形已如上述。在中央决策层，“九大”时毛不顾林彪的反对一定要立林为新的“接班人”，随之不久两人之间即发生矛盾；林立果的“5.71工程计划”最终把林彪送往西天，毛也因为这个巨大的打击精神几乎被摧毁。“十大”又推出一个娃娃蛋子王洪文，这是毛自己成为他所鼓噪的阶级偶像化的俘虏的一个证明。但王洪文这样的文革新贵干不了实事，毛不得不把已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从江西农村召回来顶替日渐虚弱、病入膏肓的周恩来。保卫文革的精神遗产和理顺现实的生产秩序成为晚年的毛无法释解的矛盾，毛只能在代表复旧势力的邓和体现文革 “理想”的极左文人集团“四人帮”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骤起、周恩来的辞世和四五事件的发生，这个“平衡”到底被打破了，邓小平再次被废黜。毛的生命之火也在文革的黄昏暮色中耗尽，再也没有力量重展“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一代雄风了。毛临死前留下的一个近乎家天下的小班子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猜想（在毛临去世前的中央决策班子中，毛夫人江青、毛的侄子毛远新都是重要角色，尽管后者名义上只是毛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网上甚至盛传毛有若干“遗嘱”，要立江青或毛远新为毛去世后的党的领导人。这些都是传闻，不足为据。毕竟毛已经选择了华国锋出来支撑局面，哪怕是过渡性的）。我倒以为，即便毛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狭隘（在没有可信的第一手材料证明以前，我个人的确更愿意做这样的假设），他在文革中后期“接班人”问题和最高权力建构方面遭遇的尴尬，也已经对他的政权革命的勃勃雄心构成了绝妙的讽刺。

现在再看毛的心灵革命。应该承认，毛的灵魂革命中隐含着非常深刻的东西，这是浅薄的自由主义者通常忽视或干脆视而不见的。当毛断言“人应该有一点精神”，经济的发展不应该以道德的退化为代价（毛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命题，但毛的“反修”逻辑明显包含这层意蕴）时，毛的确拥有某种思想者的气度；然而，作为实践者和行动者的毛走得更远，他试图用他的乌托邦计划挑战人性，挑战“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个亘古不变的人类经济行为铁律。200年前的卢梭曾讲：“敢于为一国人民进行创制的人，必须自己觉得有把握能够改变人性，能够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见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卷第7章）法国大革命的先知们也的确试图把这种野心变为现实。但法国还是小了点；雅各宾当政的历史也实在短了点，没有来得及体现革命的巨大建构功能，社会进步的可设计性，“公意”的不可分割和“完美社会”的无比感召力。毛则要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实现这一切。不要忘记，这可是在一个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进行的、有数亿人口参加的、延续了10年之久的、规模空前（且肯定绝后）的巨大实验！

毫无疑问，实验遭到了彻底失败。最简单的理由是：中国人也是人，千百万有日常需求、有牟利动机、有发财渴望的普通人。伟大而荒唐的造神年代可以激起人们一时的“革命”热情，但现实生活是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存在。人的经济行为本性会顽强地表现自己，本能地抵制那个意识形态的童话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福、杨水才式的革命苦行僧不可能维持长久。当然，毛也并非全然不知这一点。他明白同私欲和“小生产者的自发性”的斗争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连马克思还承认“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仍会保留某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呢！文革后期姚文元、张春桥各有一篇十分著名的文章，都是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姚文元文章的标题是《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刊载；张春桥的文章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刊登）姚的文章引用了毛的“最新指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姚继续发挥这个“限制”主题：“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张文则以“苏修”为例，描绘了这批“新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上台的后果：“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

应该说，这些文章比较准确地传达了毛本人的所思所想，毛最担忧的确实是这些东西哪一天真的成为现实；姚文和张文甚至有某种前瞻性或预见性（这个问题，后文适当场合还要分析），但在一个“革命”了太久的语境中，在一个以普遍贫穷为标志的社会中，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远离“特权”，甚至远离“正常生活”，期望“正常生活”能够早些回来的普遍社会心理氛围中（这种心理虽然不能公开表达，但早已心照不宣），上述论调反倒显得那样“空”，那样不着边际，那样令人反感甚至厌恶。在此类文章盛行的年代，笔者已经进了工厂，在北京一家国营企业当工人，也是厂“工人理论队伍” 的成员，没少学习马恩列的“33条语录”（指有关机构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33段话，《人民日报》1975年2月22日发表，是当时各单位必须组织“学习”的“重要文献”），对此类意识形态的喧嚣和现实生活间的反差深有体会。再伟大的乌托邦也有落幕的时候。当社会普遍心理早已厌倦没完没了的毛式革命“激情”而更欢迎邓式“复旧”努力时，张、姚的文章不过是为这个巨大乌托邦工程的黯然退场奏的挽歌一曲而已。

总之，毛对“社会主义新路”的寻求遭到了双重失败，既是新的政权建构努力的失败，也是毛憧憬的心灵革命的失败。

问题还不止此。毛的“革命”是一种双重扭曲：一方面，基于共产革命的基本理念建构的斯大林式政治经济结构（庞大的党政官僚体系和计划经济制度）本来就是对制度现代化逻辑的背离和扭曲；毛的文革式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则是对这种扭曲的再扭曲（尽管毛的本意是想纠正和超越它）。毛的“大民主”确乎更加激进，毛的“要斗私批修”也确乎更加“圣洁”，但所有这些“超越”和非特权化、非市场化、“纯洁化”和“革命化” 的努力不但更加远离制度现代化的基本逻辑，而且用一种加倍荒唐和畸形的形式把共产革命深藏的理论悖谬凸显了出来，也就是，关于人，人的经济行为本性和政治行为本性的马克思主义误读，关于革命先知们对“阶级”、“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误读，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共产革命逻辑自身的虚幻性和乌托邦性。（这个问题，本文不可能深入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拙作《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1卷的第4章。）

节录自作者《“共和”60年——关于几个基本问题的梳理》，原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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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学院——

北京化纤学院——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

北京经济学院——

北京机械学院——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化工学院——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

北京广播学院——

北京工业大学——

许履瑚、廖战役、王海林、张桂起、张战修、金德铭、孙桂信

北京地质学院——

王大宾、聂树人、陈连成、陈玉新、任元堂、吴坤正、黄占起、黄平稳、宋云、田春林、孟繁华、朱成昭、周永璋

北京商学院——

刘金铸、袁开基、郑朝爱、马天胜、刘盼勤、东涛、骆中胜、康景龙、李宗国、王洪永、唐建华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工业学院——

北京电力学院——

北京轻工业学院——

北京医学院——

胡仁姣、唐家槐、邱兰华、孙家骧、何德科、唐家环、董广录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气象专科学校——

北京大学——

（注：周培源曾任北大井冈山总部第一届勤务组〔核心组〕组长。1968年2月13日得知周恩来要他“下山”〔指退出北大井冈山〕的指示后退出。——见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第667—668页）

中央民族学院——

（注：郑仲兵于1967年底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点名为“坏人”后被抓捕入狱，已被抗大公社开除。）

清华大学——

北京铁道学院——

北京外贸学院——

北京外国语学院——

（注：刘令凯于1967年6月与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等一起组建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该组织被毛泽东定为“反革命阴谋集团”后，同年11月刘被捕。）

北京林学院——

王德祥、郭长录、张忠义、王光银、陈和姝、田奎祥、沈文革、彭春生、刘雋、王怀绪

北京石油学院——

北京钢铁学院——

（注：1967年8月首都高校一些群众组织将张建旗作为“现行反革命”抓捕，批斗后送交公安局关押。不久钢院五一六兵团被摧垮。）

北京农业机械学院——

中国科技大学——

北京中医学院

北京外交学院——

北京矿业学院——

陈兆琪、孙东红、张思涛、高欣、杜昭阳、刘风良、郑孝忠、戎卫东、巨永川、邓忠文、张金跃、袁训道

北京政法学院——

陈荣金、刁秀一、买万林、赵凤敏、陈兴实、叶孝本、马金森

北京农业劳动大学——

刘集云、张来泉、赵洪学、翟俊杰、卢成存、张亚琴、杨文洲、万才、赵长春、王文、师增泉、刘长恩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北京农业大学——

北京邮电学院——

北京体育学院——

北京外语专科学校——

中央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中央戏剧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

中国戏曲专科学校——

中国舞蹈学校——

红旗兵团　　　　　　　　　　　　　　　　　　　　　　　　　　　

北京芭蕾舞学校

北京师范学院——

北京第二医学院——

北京工商专科学校——

北京戏曲专科学校——

北京语言学院——

中国医科大学——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

河北农大园林分校——

华侨大学——

中央美术学院——

北京水电学院

说明：此表是在1968年2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办的首都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花名册的基础上，补充其他资料而成。因群众组织负责人变动频繁（特别是与1967年春夏红代会鼎盛时期的情况有许多不同），此材料必有不少错漏之处，敬请识者校正。其中的不详者，亦望识者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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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9年1月3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中将（1955年授衔）病逝，享年95岁。5月8日，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江腾蛟少将（1955年授衔）病逝，享年90岁。至此，1981年“两案”审判时认定的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陈伯达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已经全部辞世。李作鹏当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诬告陷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江腾蛟被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罪（未遂）”（指“谋杀毛泽东”）判处有期徒刑18年。李作鹏生前写有长篇回忆录，将在今年内出版。

二、尽管文革题材在大陆仍然受到严格控制，但在2009年仍有文革题材或涉及文革内容的书籍正式出版，其中较为重要的有：①阎长贵、王广宇合著的《问史求信集》于4月由红旗出版社出版。此书两位作者都是原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王广宇担任过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阎长贵还曾是江青首任机要秘书（1967年1月～1968年1月）。两人都曾蒙冤系狱多年。该书内容既有作者亲身经历的回忆，也有他们反思历史的学术研究成果，其中部分观点和史实对以往官方史著和坊间传闻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和如实的澄清。②军事科学研究院战略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民少将著《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一个工作组成员的亲身经历》于4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此书详细介绍了文革刚开始时为保卫北京、防止“政变”而成立的首都工作组的来龙去脉和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的关系，以及首都工作组的历史使命等。③邓鹏主编的《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续编）于10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此书汇集了成都、重庆、北京、上海、广州、长沙、贵州、沈阳、武汉、杭州、西安等地数十位文革前“上山下乡”的老知青的回忆，将长期以来不为人们重视也极少发出自己声音的这个“无声的群落”在当年与共和国一起走过的艰难历程如实展现在读者面前，上、下两大册血泪文字中，有相当篇幅写到了文革时期老知青的遭遇。此书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揭开了底层民众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少年知青及其家庭曾经有过的苦难与顽强奋斗的一页，是研究那个时代的重要实录材料。④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从12月23日起在全国发行。此书是在2004年《邓小平年谱（1975～1997）》出版之后编撰的，分为上、中、下三册，下册主要记述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及复出工作后的重要经历。

三、美国文革史学者麦克法夸尔和瑞典文革史学者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译本（关心译，唐少杰审订）分别于2009年4月和6月由星克尔（香港）出版有限公司和左岸文化（台湾）出版公司出版了简体版和繁体版。此书是由外国学者撰写的一部既有学术深度又颇有可读性的文革史。两位作者都潜心研究文革多年。麦克法夸尔是美国当代首屈一指的文革史学家，上世纪六十年在香港担任记者期间，就开始研究文革。沈迈克是欧洲顶级文革史学家，在担任瑞典驻北京外交官时即收集了大量的文革史料，并对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及相关的中央文件如数家珍。两人的这次合作可谓珠连璧合。

四、清华大学校友在抢救文革史料与开展文革研究方面再次做出了扎实的成绩。2009年相继出版了反思文革的著作：邱心伟、原蜀育主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4月，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和唐金鹤著《倒下的英才》（11月，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这两本书的出版，在清华校友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沉默多年的原清华文革两派负责人都发表了意见并开始撰写回忆和进行研究。

五、北京大学文革研究学者印红标教授潜心写作近十年的著作《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荟集了文革十年间曾经先后活跃在老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及其他青年群体中的一些或显（如联动思潮、极左派思潮、“新阶级”思潮、李一哲大字报代表的思潮、四五运动前后的各种思潮等）或隐（当时并未公开发表或遭到批判从而没有得到传播造成影响）的重要思潮个案并进行了客观的分析研究。

六、明镜出版社继续推出重大题材文革史著：①2009年9月出版了曾任林彪学习秘书的李德和军旅作家舒云合作编纂的《林彪日记》。这是首次出版的逐日记载林彪生平大事的林彪年谱，其中文革部分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强。②12月出版了司马清扬和欧阳龙门合著的《新发现的周恩来》，此书除了依据大量的回忆、传记、年谱，知情人的讲述之外，更参阅和引用了不少鲜有披露的档案材料，参考文献超过2600件。《记忆》曾于2009年第十九期摘发（转载）过该书稿中的一节《周恩来与中央专案组》。

七、2009年10月15日，在重庆市万盛区召开所谓“全国整党建党经验交流会”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义）”（简称“毛共”）与会人员全部被捕。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毛共”活动的有不少是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成员。据称，他们以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为指导，并在只承认文革中召开的中共九大、十大的前提下，在筹备所谓“十一大”。

八、文革中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一直是文革研究的一个重要题目。2009年在香港又出版了两部有关这一事件的著作：①王绍光著、王红续译的《超凡领袖的失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于7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王绍光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英文学术期刊The China Review主编，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译者王红续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作者以武汉文化大革命为主轴，访问了几十位文革参与者，运用大量文革期间出版的原始材料，以及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刻地揭示了群众参与文革的动机、形式、规律、进退机制，以及与全国大形势的关系。②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的《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于12月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口述者吴焱金，文革爆发时是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22岁），文革中参加造反，任武汉工造总司（“红色造反者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一号勤务员。1967年6月（武汉“七二〇事件”前夕）任武汉揪陈抗暴总指挥部副总指挥。8月下旬任“新派”联合成立的“新武汉”（“武汉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司令部”）总指挥。后任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是武汉文革中著名的风云人物之一。文革结束后，1977年6月在市革委会隔离审查时致残。1983年被判刑8年，妻子在长期政治和生活压力下导致抑郁症身亡……此书从一个青年工人、造反派负责人的角度对武汉文革历史作了详细回忆。

九、2009年12月15日，重庆市政府正式批准重庆市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园”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个被称为“红卫兵墓园”的地方，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坪公园内，是全国仅存的一处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在130余座墓中安葬着1967、1968年在重庆造反派两派大规模武斗中死难的数百人，主要是当年“八一五”派成员及个别未参加派别组织的平民，大部分是工厂、企业职工（因此称之为“红卫兵墓园”是不准确的），年龄最大者60岁，最小者14岁，大部分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其中部分还是未成年人）。此地自文革结束以来一直受到海内外人士关注，并不时有将被拆毁的传闻引起各种议论。

十、著名党史学者高华教授，因病在2009年动了大手术，遵医嘱不能过劳，遂退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的写作。高华承担的是这套十卷本史著的第七卷《新秩序和新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有关文革历史的其他两卷是卜伟华著《“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和史云、李丹慧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均已出版，《记忆》已从2008年开始组织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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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年终刊载启之之文，其中提及“中将政委”吴涛。吴应为少将。（编者：胡泊说的对。吴涛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此误在交香港出版的繁体版上已经纠正。上期所发是未曾纠正的简体版。这是编、作者的疏忽。谨向胡泊先生致谢。）

《年终感言》写得很好、很深刻，其中“恭逢精神迷茫之际”是否应为“躬逢……”（编者：感谢阎先生的纠正。“恭逢”应为“躬逢”。）

我叫周平，是原科大雄师的成员之一。圣诞节前我们收到了挚友华新民送来的刊登在《记忆》第39 期的，写于43 年前的雄师的两篇大字报的原文。这两篇原文出自您保存的一本北京工业大学“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战斗队1967年元月编印的“雄师”大字报选。这本小册子，16开本，34页，手刻油印，印在粉红纸上，字如小蚁。感谢您把这手刻油印的小字一个一个敲下来，并刊登在《记忆》上。感谢您为此所作的努力和工作，感谢《记忆》保留了最珍贵的原始资料。

您的文章写得很好，评论中肯而实在。从文章看来，您也是西平人，西平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心中一个永远美好的记忆。看到老乡的文章，感到格外的亲切。

43 年后作为当事人，再看这篇改变了我们人生命运的文章，就像一个大学毕业生再来读自己小学六年级的作文。我看到了一群精力充沛的幼稚、狂妄，但还是天真可爱的年轻人想要指点江山的勃勃雄心。这篇文章与那些思想先躯们的著作比起来，实在浅薄，不值一提。那时我们都太年轻，was （过去时）是毛的忠实信徒。从原文看，我们真的没有反对中央文革，只是想给中央文革提点意见。但就是这样，仍被扣上反对中央文革的帽子。一大群年轻人为此坐牢，被批斗，被发配到乡下，付出了十几年的青春。

要知道，那时真能有清醒的头脑，敢于公开自己的观点，写得出能在历史上留下的文章，都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像张志新、林昭、遇罗克。但我们不是，一是没有那么深刻的思想，二是没有那么勇敢的牺牲精神。如果说有的话，只有雄师成员江晓东和黄晓光还值得一提。他们并不是雄师大字报的起草人，却被“荣幸”地列为雄师骨干成员而被同时关进监狱。这是因为他们都在单独署名的大字报中表达对毛泽东思想的看法等独立见解。我记得1966 年大约12 月初，江晓东曾公开署名写过一篇《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吗？》的大字报，贴在九楼的墙上，谈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之处和错误之处。看得出来，他是下了功夫作了独立思考和认真研究的。在科大校园里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张大字报是陆仁安写的，题目记不清了。大意是文革就像童话中关在瓶子里的魔鬼，老妖婆要害公主和王子，就把瓶子打开，让魔鬼跑出来祸害世界，后来王子智慧地把魔鬼骗回瓶子，世界就太平了。后来陆仁安和我们一起进了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