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membrance 79

2011年12月30日14期

总第七十九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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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文革研究一向集中在政治史上面，而在档案没有公开的情况下，研究政治史寸步难行。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切入，扩展了文革研究的新领域，他撰写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就是这一研究的硕果。它不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文革研究的新思路。2011年7月3日，《记忆》编辑部对金大陆进行了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也在座。下面的文字根据录音整理，并经受访人审阅同意。

金大陆：按一般的情况，做史学首先是做资料长编，然后做运动史，做政治史，然后扩展开来做社会史、生活史等，以及经济史、教育史、文化史、外交史、艺术史、体育史……等等。

金大陆：我自己这么多年做了很多的资料工作，当然包括运动史和政治史的资料，不能写，不能发表没关系，放在那儿，只要你有这个心，有这个准备。哪怕是为后人作准备。我跟光耀，还有自由撰稿人李逊合作，也积累了很多的资料。你看我们在到处奔波，到处查询，到处爬梳，有的房子几十年都没人进去，里面的灰尘厚厚的几层，野猫在里面下了小猫，要进去，.得戴着厚厚的口罩。这个过程我就不讲了。我们确实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同时我有一个观点：在今天这种状态下，你拿不到中央高层第一手的档案，你就绝对做不成第一流的运动史的东西。所以，拿不到第一手的东西，做政治史、运动史的难度就很大，这是最大的障碍和问题。所以，现在我和光耀特别注重上海地域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力图在上海文革史方面有所突破。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正着手共建一个“资料库”的平台，主本在复旦历史系资料室，副本在社科院历史所资料室。我们有个清醒的认识：这个资料库的建设比我们自己多写一二部书都重要。

现在，我做了很大规模的《上海文革日志》，已经一百多万字了，最后的成果可能要超过二三百万字，厚厚的几大本。能出版最好，不能出版也没关系，最后自费印刷出来送给图书馆，送给需要的人，为文革研究打下基础，尽心尽力就是了。我们这一批文革研究者都是牛，不说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拓荒是我们的职责。我自己还做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和徐景贤这几个人的文革年谱。坚持许多年了，每个年谱以中共“九大”为界分上下编，都分别有几十万字了，这个东西还要长期做下去，这个年谱，我只能说将来如果出版的话，也只是个初编。因为我不可能把看不到的上层档案也涵盖在里面，所以也只能是做一个初编，等待资料开放一些，再修订出二编。将来是期待后人做三编、四编等，继续做下去。但是，我可以保证，这里面起码有不少的东西是我第一次发现和采用的，是北京高层也没有的。因为我人在上海，很多史料在上海，是独家的。

问：从第六期《炎黄春秋》中得知，你的文革社会史著作《非常与正常》就要出版了，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金大陆：做政治史、运动史，一是当下不方便，二是我所在单位有个系列性的项目——上海社会史研究。这个项目是从开埠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文革这一段的社会生活自然也就放到这个项目里来了。这是一种机缘，当然是以长期的资料准备工作为基础的。所以，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把所收藏的资料里面的社会史的内容整理出来，按章节排列放入几十只资料袋中。

这里，牵涉到你大量收集资料时，尤其在初始阶段时，是否有这样的眼光。当时，我有一个天赐的机会能看到大量的东西，这个机会确实也夹杂着“私货”，但这“私货”不是功利，是学术追求和学术承担。所以，不仅是政治史、运动史的东西在看，凡是社会史的东西，如群众报刊、毛主席塑像、三忠于、工农兵学员、粮油副食品供应等，好像这些内容不应该需要，但是我全要。还包括文革期间的集会，发生多起踩踏事件；小流氓打群架发生伤害事件；地下读书和地下舞会；工人造反派利用职权搞两性关系，奸污女艺徒；小业主把女儿献出去给工宣队等，我当时都要。

这样花很多时间把社会史切割出来，再回过头来看整个文革史，我觉得可以从下往上看了。现在文革史研究有一个非常大的倾向，就是脸谱化、概念化，特别是文学、影片、电视剧，大多是脸谱化的。有人说是“妖魔化”，我不使用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本身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文革是意识形态化的斗争，但研究文革要“去意识形态化”，就是说要回到历史学的学术轨道上来。相比之下，脸谱化就比较中性。从下往上看文革，上面的文革是什么样，中间的文革是什么样，下面的文革是什么样，一下子就打开一个宽阔的视野，对文革也就有一个更加全面的把握，比如说，文革上海夺权，那么疯狂那么热烈的夺权。可当时的上海老百姓在抢购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全国的武斗时，上海的老百姓在抢购煤球，为什么呢？因为包括煤球在内的很多东西断货进不来了。这类现象，我们还发现很多，比如毛泽东像章，很多的人围在那儿交换，大家很热爱它，原来集邮等很多的审美活动都作为资产阶级扫荡了，收集毛主席像章成为了新的审美节目。其实，背后有很多的地下生产和地下交易。地下生产甚至有流水线，地下交易不是一百二百，是成千上万。

还有群众报刊也数不胜数，当时上海从南京东路永安公司到南京西路美术馆大概四五百米的路程，街道两旁全是交换报纸、印刷品的摊主儿，有的摆地摊，有的甩在自行车车架后边，然后大家交换买卖，形成了一个市场。其中就有地下报刊的制作和买卖。比如说我们三四个人就可以办张报纸。我们先到市场上花二分钱一张买十张小报，共二角钱。，然后我们回到房间里，你来编头版“毛泽东最新指示”，林彪、江青最新讲话；你来编第二版国内要闻，北京怎么样，贵州怎么样，湖南怎么样，他编国际版，美帝国主义怎么样，苏修怎么样，第四版再编些趣闻故事。于是，把十张报纸变成第十一张。这可称谓《报刊文摘》的前身。上海管得是非常严的，所以地下报刊多半是在上海买的白报纸，到哪里去印呢？到无锡、宜兴。《无锡日报》有个中转站，专门有个点，我们查了档案的，再转到宜兴，就是卖茶壶的地方，乡镇企业。还有一个点是在浙江，在那边印了以后就批给杭州，批给南京，然后再带到上海。找一群小学生，小报童，在延安路、淮海路、南京路、陕西路一带两三分钱一张卖掉，他们一期报纸就可赚三四百元，当时这个收入很不错了。开始发月票，拿提成，一起下馆子，开始吃馄饨、吃面条、吃酒酿圆子，后来吃八宝饭、吃奶油蛋糕。所以你不能想象上海这个社会有多精彩。

问：难道办报不得经过某些部门审批吗？上海对这些报纸是怎么管理的？

金大陆：上海的管理一直是非常严的，上海正式批准了几份报纸，比如说《工人造反报》、《红卫战报》等等，那都是铅印的。但民间有很多群众组织分好几级呢，有市级群众组织的，有各个区、局一级的，还有基层组织的，有的油印，有的铅印。但整个管理一直很严厉的，当时叫市革委会政宣组，发了很多文件。但文件发下来，到了下面接受起来就走样了。下面有下面的理解，更有下面的利益。所以我讲的那种报纸才有缝隙存在。我发现一个档案，巴金的家是栋小楼，里面有个客厅，就被一个地下红卫兵小报给占领住了，编一个叫《前锋通讯》的报纸。后来我写了一篇小文章登在《新民晚报》上，巴金家的后辈亲威，也回应写了这篇东西，证实我说的是真的。他说当时这些红卫兵进去也不是凶神恶煞，而是蛮安稳的占领那个房间。上海文革中有一个很大的抢房风，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心态，当时很多房主或资本家是愿意有个组织进来，他不赶也不反对，甚至内心里还暗暗地愿意让他们进来。因为这批人来了以后，就没有第二个人进来再来找他的麻烦了。如果真是私人进来抢房那才麻烦呢。我跟你搞好关系嘛，上海红革会总部就是资本家主动让出来的呀。上海红革会在南京西路，很高档的地段。记得我曾在一次学术会上作过上海文革报刊的报告，结果北师大一历史学教授回应我，说自己当时是北师大红卫兵驻上海联络站的，也在上海办过报纸，他也拿着这个报纸在火车站卖，两三分一张，尽管办报的时间很短，大概只办了几期，共卖了七百多块钱。他说我们一分钱也不会动，全部寄到北师大总部去了。但当时通过邮局正式发行的像《红卫战报》之类，因赠送量大却是亏本的。

问：曾见过你在《史林》杂志上发表的讨论红卫兵打人的文章，请谈谈上海文革初期的暴力。

金大陆：上海文革初期的暴力行动主要是北京红卫兵带过来的。这方面我们是有统计资料的。其实，从理论上应该看到，1966年的武斗与1967年以后的武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1966年的武斗是红卫兵用武装带、皮鞭打徒手的“牛鬼蛇神”，是打击所谓的“阶级异己分子”，是所谓的“阶级义愤”。1967年以后的武斗则是两派人马对阵，说的都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用的先是长矛等冷兵器，而后甚至动枪动炮，实质隐藏在背后的是“权力－权利”。

1966年文革运动爆发时，就有两个打击对象，一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是“牛鬼蛇神”。这两个打击的对象又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周恩来对到上海的北京红卫兵也讲了这个意思的话。上海这座城市更多地具有工商业的气息，北京则是典型的政治气质。对武斗 “牛鬼蛇神”，上海人总的来说是比较温和的，而且上海人长期的理念是“动口不动手”，谁先动手谁就失理。但不是说上海人就没有打人了，戴高帽子，泼墨汁，批斗都有的，很大程度受北京红卫兵的影响。但上海总的来说是不激烈的。所以，截止1966年9月30日公安部对北京殴打致死人的统计，注意不是自杀，是殴打致死，同期上海9月30日也有一个关于殴打致死的统计，北京是1772人，上海是11个人。这11人当中有3个是被北京红卫兵打死的，北京是上海的160多倍。最近，《中国新闻周刊》有记者到上海来采访我，也曾讲到这两组数据，或许是录音不清的关系，刊登出来是说9月30日这一天发生的数字。不是的，是6月1日至9月30日共4个月的统计。在此订正一下。而且，我们注意到当时上海被殴打致死的人，都是发生在社会上的，没有一个发生在单位里面，在单位里面大家都是同事，这很需要作社会学的分析。

北京红卫兵穿着军装，扎着武装带来到上海。一看，领导还是党委，这在北京是完全不可能的了，这是第一。第二，上海对“牛鬼蛇神”，对资本家还是很宽容的呀。他们还住自己的宽大的房子，还有佣人。当然他们也被抄家过了，也被批斗过了，有些大资本家家里还有冰箱，还有电视，还有沙发。社会上男女青年还在外滩、苏州河边手牵手地谈恋爱，很多房子上面那些精雕细刻的工艺还都在，这些是北京红卫兵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到上海来以后掀起很大规模“红色恐怖”运动。他们先到里弄里去调查，看上海“破四旧”彻底了没有。同时，上海公安部门也配合给名单的，有的说是上头 “转移斗争大方向”，据说也有公安查找潜伏电台的目的。

金大陆：都有。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中的中学生更厉害。有很多材料都证明他们现场打了人，比较集中的打人事件发生在三个点上，第一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第二个点是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第三个点是沐恩堂。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红卫兵分成几个纵队，号称十六纵队呀，以大学生为主，这里面也有中学生，比如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的学生，他们到上海以后就找自己对口的学校，那就是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他一看这些老师“牛鬼蛇神” 还是蛮风光的，也没有什么大事情嘛，当天就在学校里冲击校长室，就要抢电话，当天晚上开会，决定第二天就让这些老师在校门口站着，然后就开始剪头发，然后就开始搞很厉害的武斗了。这里有两个细节蛮重要的，有一个女老师家里抄家以后她把家里的黄金藏起来了，结果又被抄出来了，当然她就是现实的对立了，她肯定要倒霉的了，她被打倒在地用一个长凳子扣在她的背上，当时她的头仰起来，当时北京的一个女红卫兵“啪”一下在她的背上踩了一脚，这位女教师的头碰在水泥地上，血就流出来了嘛，更残忍的是北京红卫兵要让这女教师将流出来的血用嘴舔掉啊！还有一个女老师，红卫兵要剪她的头发，她不肯，她就在那儿反抗，七八个红卫兵学生上去把她的头发剪掉了。

金大陆：报的。上音附中被打的是音乐家贺绿汀的的夫人，当时是上音附小的校长。北京红卫兵打得很厉害，北京红卫兵让她跪着，再用椅子架在她的背上，红卫兵轮流坐在椅子上拿着皮鞭抽，把她当作牲口，当作非人了，他就很欢乐地在那儿抽打。这批北京红卫兵来的时候，上海市委是专门派人接的，并且安排在人民广场旁边的市体育宫，就是现在大剧院的位置。我刚才讲的第三个点在沐恩堂。沐恩堂与人民广场遥遥相望，体育宫的上下看台就变成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的总部了，相距沐恩堂就那么三四百米。沐恩堂这个教堂，本来本地红卫兵已进去抄过了。结果，北京红卫兵进去一看怎么这些牧师还在，他们就把牧师全部关起来，开始是用皮带打，后来用三股电线、六股电线、八股电线、九股电线做成的鞭子打，打得很厉害。一边打还一边问你痛不痛，你说痛，那么再打，你说不痛，不痛更要打，真是打得遍体鳞伤。

金光耀：当时北京红卫兵住在体育宫的时候，市委写作组的几个人比如王知常等，还到体育宫门口写“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标语。不过他们都是半夜里去写的，不敢白天去，害怕被北京红卫兵发现。

金大陆：对。上海市民对北京红卫兵的武斗普遍的感觉是既反感，又紧张。上海市民的潜意识中有一种骄傲，一种文明的骄傲，但他们又害怕。武斗场面很残酷的时候他们就退出来了，但一般情况下，上海市民会把你包围起来跟你辩论。晚上，那个教堂传出惨烈的声音，当时在门口围了好多好多市民。

金大陆：是中国人。打得很惨。正如我前面所讲的观点，66年的武斗跟67年、68年的武斗是不一样的，66年的武斗，是红卫兵打那些赤手空拳的人。当然，说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武斗，强调其惨烈度和影响性，不是说上海红卫兵就没有武斗，就没有打死人的。起码在截止66年9月30日殴打致死的11人统计中，就有8个人是上海红卫兵打死的。我讲个例子，比如说上海中学红卫兵，当时称为“老保红卫兵”，是市里面支持的红卫兵，他们在人民广场附近活动，因为他们的总部在那儿。他们就到对过的派出所，让派出所提供名单。派出所提供了三个，当时把这三个人叫来就在那儿殴打。一晚上打下来，等他们把这三个人送回派出所的时候，发现一个人已经奄奄一息了，后来紧急送医院，半路就死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浦东那边，那是一个地主婆。谁知红卫兵批斗她时，她反抗，她非常不服气，打她时，她就拿起地上的凳子跟你对打，个性很强，他们越打她，她反抗得越厉害，最后就把她绑起来，吊在梁上，刚开始是拿凳子托着，后来把凳子也拿掉了，活活地吊在梁上，到下午一看就死掉了。还有好几个都是因为反抗而被打死的。闸北区有几个道士，因为听人说，这些道士抗日时当过汉奸或是间谍，结果红卫兵进去就殴打他们，打人的都是中学生，当时男孩子和女孩子的界线分得很清楚的，中午时，男孩子出去吃饭了，女孩子在里面看管，结果这三个道士就对这些女孩子动手了，有的女孩子被打伤了，这还了得。外面的居民、工厂的工人都来了，把这三个人痛打，打死一个。

问：感觉上海和北京在1949年以后很不一样，王安忆写的小说给我的感觉，资本家在政治上被打得夹着尾巴，可他们在文化上仍旧顽固地保持着原来的东西，他们还吃着定息，还保持着生活方式和教养。一直是住着花园洋房，一直有佣人。王安忆描写了上海这种特殊的亚文化，正是这种文化，使那些南下的干部多少有些自卑。这种东西在北京就不存在，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金光耀：我们管这叫做骨子里的歧视吧，所以北京的红卫兵一来，对这种文化氛围完全不能接受，他们对上海的资产阶级又妒忌，又忌恨，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心理。到八十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好多东西完全都变了。在文革当中资本家被搞臭了，但他们像臭豆腐一样，大家骨子里对这些人还是有不一样的看法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正是上海的市民潜意识中所向往、所追求的。

问：这在北京的红卫兵看来，简直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金大陆：北京红卫兵真的“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散发的传单，就用这个题目，就喊这个口号。所以他们来到上海，就要实行“红色恐怖”，就要打人，他们认为这才是“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同时，上海的抄家和查抄财产的数目也是巨大的。其实，上海市委在当时控制力还是很强的，上海市委有一个内部的传达“不能随便抄家”。

另外，文革期间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指导，这是当时历史教育和政治教育的结果：如1919年的5.4是青年运动，后来6.3上海工人起来了，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所以大家都知道“学生运动要跟工人运动相结合”；“学生是先锋，工人是主力”，这个理念指导着学生运动一定要跟工人运动相结合。

金光耀：包括最早一批王洪文的那些“小兄弟”的口述我们都做了，知道工人前面的先锋就是红卫兵，就说红卫兵是 “助产婆”，尤其是北京的红卫兵，中央美院的学生包炮等，是上海工人运动的产婆。

问：我们很诧异地看到你在书讲上海文革时没有肉票，这似乎很有悖于常识。请讲一讲这是怎么考证的。

金大陆：上海的朋友也都讨伐我，不相信，说我的说法不对。讨伐我最严重的是作家叶辛，就是电视剧《孽债》的作者。他说你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我在贵州插队，一年多没吃肉，回到家走到弄堂里闻到肉味，我就赶快回家跟我妈妈讲，赶快买肉，赶快买肉，他妈妈讲没有肉票。而且他说他家里有一大本关于票证的图案，他说你肯定是错的。他还质问我：当然是善意的，是学术讨论：你是不是要讲“文化大革命好”？当时我们开会时有个企业家，是做食品保健品的，他在旁边一声不响，默默地用手机给上海六七十年代最大的三角地菜场的书记打电话，说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上海文革期间要不要肉票？对方回答说肯定要的，哪有不要之理，所以他们都讨伐我。

金光耀：开始我也不相信，后来确实找不到肉票，肉票是后来才有的。

问：你能不能讲得详细一些，不仅你们上海人，外地也有不少人质疑这个问题。

金大陆：我们做了很多副食品的档案，粮食的档案。还为这个事情在三十个人当中做了十人一组的微型调查：询问记忆中当时要不要肉票？结果29个说不可能不要肉票，只有一个人证明我说的是对的。此同事的父亲是著名的教授。他说，在家我最小，家里就是我负责每天买菜烧饭，他说我们家的钱已革掉，但比那些工人家庭还稍微有一些钱，他说我们家每天去买一小块肉，今天肉片炒卷心菜，明天肉片炒青菜，后天肉片炒花菜，每天是这样。我们查档案，上海的肉票从1955年统供统销，到1992年断断续续地发放过五次，不是一直都有的。

金大陆：对！1965年以前肯定是发过肉票的，据史料记载是两次。还有三次是在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初期。

跟文革有关系的是1976年7月16日至10月6日（指粉碎“四人帮”）这两个多月的时间。1976年7月16日上海紧急发肉票，是因为上海猪肉供不上了，供不上的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外地对上海的反感，要卡卡你。为什么一直到1976年7月16日以前上海都没有发肉票呢？上海的猪肉供应量十年中是节节上升的，第一个原因是“全国保上海”，在文革以前上海的猪肉主要是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供应的。一般都是上海报计划报给国务院，国务院把单子定好，上海就派人去这些地方收购，然后把猪肉运过来。文革中，山东、湖南、湖北、四川，还有江西都向上海调肉。我们所里有个资料员，她曾在江西插队的，她跟我讲：“金老师，我们镇上有个姑娘，她说最大的心愿就是嫁给一个卖肉的。”当时，上海市场上的百分之七十猪肉是外地供应，而且这个量是节节上升的。当然上海的轻工业品也是源源不断出去的，缝纫机啊、手表啊、衣料啊、自行车啊、糖果啊、文化用品呀，都是哗哗哗大量出去的，这是计划经济调控下的运作。

金大陆：文革时期上海百分之三十的猪肉供应是来自郊县。上海郊县农民私自养鸡、养鸭、种菜到市场上去卖，基本是不可以的，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受到打击的。但养猪例外，公社养、大队养、小队养，还鼓励私人养，国家不仅收购，还有饲料补贴等。什么道理呢？因为毛泽东讲“以粮为纲”，讲猪多、肥多、粮多。养猪有粪，有粪就有肥，有肥就有粮。所以提倡养猪。另外，我们城市里的居民有工业券，买火柴、买肥皂、买套鞋是有工业券的，农民是交了猪，给你钱，还给你工业券，然后农民有了工业券后就可以去买火柴、肥皂了，所以农民愿意养猪，因为养猪就有多的工业券。后来要扩大养殖，养猪得有饲料呀，没饲料怎么办呢？后来你交了猪还给你平价饲料，所以百分之三十的猪肉是上海郊县供应的。而且档案统计里提出了每年上海供应量多是增长的，是往上走的。

当时提倡城市居民要支持养猪，随着养猪业不断的扩大，上海市民的泔水就成了好东西，家家户户门口都有一个小缸，满了就到弄堂门口去把这些泔水倒进大缸，然后再送到乡下去，它有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支持养猪的行为。这里面还涌现出很多退休老工人的先进事迹，还有些老工人从泔水里捡出螺丝，免得让猪吃了螺丝。一些街道还组织这些老工人去上海郊县参观农村养猪。上海的猪肉供应就是这样，从中可以看出，在高度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如何操控供求关系。

金大陆：对。我们还采访了王知常等原市委写作组的人，他讲1967年1月4日，张春桥从北京回上海，听说上海的猪肉在减价卖。张春桥就说：“你们查一查，是不是有走资派在捣乱。” 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有两列车给苏联的猪肉太肥，苏联人不要，冷库又放不下，所以上海的猪肉紧急降价。当时上海的猪肉八毛五一斤，蛮贵的，因为冷库放不下，一下子降到六毛五了。所以我提出这是一个“上海视角”，我没有做北京，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做北京。但是我推算当时北京也不应该有肉票。我还有一个资料做支持，去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一本《知青家书》，是一位到云南农场的上海知青，他给家里的二百多封信，从去云南的第一封，到回上海的最后一封，他家人全部留下来了，而且记得很详细。出版社让我写了个序。我在这些家信里面发现什么呢，这个小青年到了云南边陲，说他的连长对他很好，连长的妻子要生产了，托他在上海买肉，于是他给家里写信，请家里一定要帮他这个忙，“寄上四公斤，咸的，最好是肥的”，“如还没有寄的话，再多买三四公斤”。这样看的话，那就是不要票的，否则不可能一下子买这么多，否则家里人吃什么呢。当然，这是“上海视角”，希望有学者做“北京视角”、“四川视角”、“江苏视角”的同类题目，然后再一拼接，就会很全面了。

金大陆：第一涉及的是人口，因为写社会史，首先得写人口。上海人口的基本情况，包括婚姻人口、就业人口等等。学术上，做社会史应该从人口进入。下一部我准备从行政区划和机构管理进入。第二，涉及到了大串联，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文革社会史角度，回避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本身，比如说上海的《解放日报》事件、安亭事件，这些都不涉及的，也不涉及运动的过程。但是有些运动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这个是我表达的范围，比如破四旧、抄家、大串联，家庭大批判学习班、三忠于活动、动员上山下乡、群众专政、向阳院等。这是我写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衣食住行，上海文革期间一直到1976年，还有住房、交通、医疗、疾病等等。我这本书是上、下两本，但我还没写完，我还要写第三、第四本。

金光耀：我们两个非常熟悉，经常聊天。他的书在写作过程当中我就特别关注。大陆这个人很有特点，跟很多人做事不一样，他是考据学派。你看他这书的表格，那么多表。这本书的考据工夫非常强，一看那些表格，就知道他在考据上下了多大的工夫。这种研究方式现在已经非常难得了，很少人这样做。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就是他的每一句话都有根据，不管别人怎么说，他都要按自己考据的结果来做。

问：我们认为这本书对于只从政治角度上来研究文革是一个突破——方法论上的突破。

金大陆：我跟光耀的主张就是以史料为本，学术至上。我们坚持用这样的态度来做。所以书的内容就不要多讲了，下面介绍一下跟复旦的合作，光耀是复旦历史系的教授、博导。

金光耀：我也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有点这种情结吧，评了教授以后感觉没什么发表的压力就开始慢慢转过来，开始做口述，近两年和大陆一起合作开展此项目。

金大陆：我原来长期在共青团系统从事青年运动史的研究工作，人家的兴趣是做1949年以前，如上海地下党如何组织学生反内战、反饥饿等，而我对知青史、对红卫兵史有兴趣。看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其实，做文革研究是我长期的一个愿望，只是因为当时没法全面地进入，所以九十年代我主要做了“老三届人的生命史”的梳理，如出版了《苦难与风流 ――老三届人的道路》、《世运与命运――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等。但从长远来讲，我还是要直接做文革研究的。后来天赐良机，由我出任《上海青年志》的主编，这样，我就直接接触了大量的第一手的史料。后来，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再调我去专题做文革研究，领导对我的工作很支持。这么多年，我跟光耀在资料建设方面有共同的想法。同时也有非常好的合作。我们主要是针对于上海地区的文革研究的。我们认为，上海文革在全国的文革格局中有相当的地位，甚至是特殊的地位，对全国的影响面是很大的。上海文革，包括“一月夺权”，甚至包括后面的“整党建党”都非常有研究的价值。关于文革中的“整党建党”，没有人多注意，教育革命，开门办学有人注意。关于文革当中的整党建党，多的是政策条文，多的是数据，似乎比较枯燥。但它关系整个文革的大政和要旨，毛泽东、张春桥等要重建这个党，这跟文革强调的斗争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文革的理论支柱“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紧密相关。在这个板块中，上海是试点，是重点，是样板，是放射到全国去的，是对全国的走势，产生很大影响的。王洪文不是都当了党的副主席了吗！然而，中国政治生态中的深深的矛盾——历史的与现实的矛盾；革命的与造反的（继续革命）的矛盾；科层体制构架与革命委员会构架的矛盾——都隐匿在其中。我甚至认为这个极有价值的题目，只有从上海的路径进入才是正途。我掌握了这方面很多的资料，专门立了档，还包括上海的教育革命史，上海文革时期的经济史、上海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境遇和心态等专题，我期待有志趣相投的合作者来共同建设。

上海文革还有一个重大的特点，我总结为：上海没有发生过“军械性武斗”。若是以上海为圆心，放射出去，第一轮次浙江、江苏；第二轮次福建、江西、安徽、山东；第三轮次超越了华东局，是两广、两湖，还有山西、河南、河北，包括直辖市北京、天津，不需要再往西南、西北、东北方向扩展出去了，哪个省市没有发生“军械性武斗”啊！文革中，中国所有的行政区划唯一没有发生过“军械性武斗”的就是上海。将来研究统计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因两派“武斗致死”的人数，重庆不是还保留着一个红卫兵墓地吗！上海应该是最低的。这些关系上海文革的话题都值得研究，这个就不具体谈了。我主要强调上海文革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同时，因为我们的材料，我们的条件，也只可能做上海。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认知，我说文革区域史研究，是当今文革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金大陆：第一个是“上海文革史口述项目”。合作的单位是复旦历史系和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具体操持者是光耀和我，还有自由撰稿人李逊。我们三人构成一个合作体，当然还有一些研究生。第二个项目是在复旦建立一个“上海文革研究资料库”。关于“上海文革史口述项目”已进行三年了。这一阶段光耀出国、李逊出国，我出国，节奏暂时缓慢了一些。基本保持一个礼拜一次。我们这个项目有录音，有录像，先请研究生初步整理录音稿后，然后对三人的笔记，再由一人负责专题定稿。我们之间则有一个分工，光耀这边是负责知识分子，教师的，如朱永嘉、王知常、朱锡琪等；李逊是负责工人这一板块的，如当年的赤卫队，王洪文的“五虎将”等。李逊是当年的高中生，我是初中生。李逊非常买力，跟许多文革人物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她有一股盯着你的功夫和窍门，我很佩服她的一个说辞：比如一个文革人物对待采访很犹豫，李逊就说“你接受采访我会写你，你不接受采访，我也会写你。与其这样，你不如接受我采访为好”，在这方面，李逊比我和光耀都做得好。我主要是负责红卫兵板块的，包括中学红卫兵、大学红卫兵，如市六女中高静慧、红革会马立新、师院李功佐、交大杨小兵等。我们三个人，不管谁联系的，最后都按受访人的身份这样划分，并由负责者最后定稿。这样，将来很可能是以三本系列的“上海文革人物口述访谈录”的形式问世。口述访谈就像刚才光耀教授讲的，会有很多出人意料的很有价值的历史细节突然地出现了，比如上海工总司成立大会上，曹荻秋不到场，但怎么市委的组织部长张文豹会出现在会场上呢，难道是市委派来的吗？询问过工总司的许多人谁都不知道，谁都说不清，后来采访很早就被王洪文打下去的工总司的负责人范佐栋，我们提了这个问题，他说张是我请过来的，他说张正好在交大，我正好去交大办事，说工总司要开成立大会，结果就把张往车上一推，就把他拉到会场来了。这是非常偶然的，没有任何计谋和安排。像这样的事情原来谁都不知道的，突然在一个口述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确实是很重要的细节。还有五六个人讲同一个事件，会有五、六个角度，你从你的角度，我从我的角度，这需要我们把这些拼接起来。但我们又发现，口述又很有危险性，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遮蔽和掩盖。

金光耀：有的口述者老说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说这个主意是我出的，我知道事实是怎么样的，我要把有利于我的，写到我身上。这非常有问题。

金大陆：第二个项目是在复旦建立一个“上海文革研究资料库”。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接触了很多人，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所以就以光耀为主，我协助光耀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建立一个文革资料库，有一套副本放在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开始，是有一位老先生，网名叫陈老头子，大名叫陈国康。他从文革开始，就收藏很多的报刊、传单等资料，他也很关心文革研究，他在网上看到我发表的一些文章，后来就有联系了。其实，陈老头子年纪并不太大，我们这么称呼他，不是随意性的，是尊称，他很喜欢我们这么称呼他。只是他觉得自己身体不太好，家里也不支持，他就想这批资料怎么办呢，总不能老摆在家里，要让它派上用场啊！他说是不是捐给你们历史研究所，我当时给历史研究所管资料室的领导说了，我们的领导当然支持。但后来我转念一想，我们搞资料建设是为了什么呢？自身的研究固然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后学铺设一条通道，搭建一座楼梯。相比之下，光耀这儿的学生数量比我们那里多得多，不仅有本科生、硕士生，更有博士生。所以，我就跟陈先生说，改捐给复旦吧，光耀说我们会动用历史地理所比较高级的机器，复制一套副本放在历史所。这样，光耀、筱才就带老先生到复旦历史系参观，给他介绍历史系的情况，查看了资料室的建设和环境。老先生很满意，很高兴。捐赠仪式上，复旦文科科研处的领导、系领导，还有市党史研究室的专家都出席了。我记得当时复旦历史系系主任章清说，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知名机构为什么有实力，资料建设做得好是重要因素。以后，在这个资料库的建设中，也不断会有新的甚至意外的收获：比如一位工总司最早的常委，就有五本工作笔记，原始工作笔记，全部捐给复旦资料库了。事情做大了一些，就产生影响了。尤其光耀这次访谈朱永嘉的文章在《炎黄春秋》发表以后影响很大，最近，就有一些文革资料收藏者、拥有者主动与我们联系，各种情况都有，有希望交流的，也有追求利益互补的。

金光耀：像这种事情就逐步开展起来了，现在公开能够出版的项目国家资助力度是挺大的，问题是那些国家不管的，确实是有文化和历史意义的东西。

金大陆：最近，我们商量怎样编出第一批史料集。当然，也有朋友不断地鞭策我们，甚至也有民间资金知道我们艰难运作，想适当地资助我们，尽管是个初步的意念，八字还没有一撇，终究被认为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光耀说，我们的项目将来可能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比如说此项目的称谓：复旦大学历史系与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合作项目，具体由金光耀、金大陆教授主持。而每本史料集的编者则是谁提供的、谁编辑的，谁就是编撰者。比如这个材料是金光耀查出来的，他就是本册资料集的编者；比如这个是我收集的史料，我就是本册资料集的编者。包括任何人只要提供有价值的史料，都可以独立地担任某册的编撰者。甚至可以二人合作、三人合作等等。当然，我们也是有规范的，首先史料必须是有价值的；其次是要符合我们制定的编辑体例；最后，还要撰写《题解》。总之，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问：这些资料可以让研究者共享吗？能否做一个网站？至少是上海复旦的局域网？

金光耀：我们有这个想法，最终目标希望是一个可检索的数据库。

金大陆：我们现在只是“上海视角”，我们没有研究过天津、北京、四川、安徽、广东，但是，我希望各地的文革研究者各有他们的视角，这样，大家的研究成果拼起来，就是一幅全国版的文化大革命的地图。

我以为，这里牵涉到一个文革研究的重要的理论问题——大家都说文革是一场发动全民，遍及全国，历时十年的政治动乱。但大家有没有注意，文革时期有一个重要的枢机，没有被这场动乱所触动——那就是全国的行政区划没有发生变动（文革中后期，个别边疆地区因战备需要有所调整），因之，中国存在着“四个层面”的文革——即中央层面的文革、省市层面的文革、地县层面的文革和基层单位层面的文革。

固然，行政区划关涉地界，具有地理学的意义。但我们在此强调的指向更在于政治意义上的行政管理的构架。所以，所谓行政区划没有发生变动，并非是强调其地理上的管辖区域，而是强调其权力和组织人事关系的构成，即每一个管辖区域内的权力和组织人事关系，都是自成系统、自成“层面”的。于是，在文革运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冲突中，在这种冲突演进的不同阶段中，各个层面的文革均构成各自的冲突焦点。如中央层面的文革：从《五一六通知》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二月逆流”到“杨余傅事件”；从“刘少奇案”到“林彪案”；从“一九七五年整顿”到“反击右倾翻案风”。再如省市层面的文革（以上海为例）：从“安亭事件”到“康平路事件”；从“一月革命”到“第一次炮打张春桥”；从“踏平联司”到“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从武装“上海民兵”到“未遂政变”。若以上海为圆心，逐层放射性地推演，可见第一半径圈的浙江省、江苏省；第二半径圈的福建省、江西省、安徽省、山东省（属华东局）；乃至第三半径圈的湖北省、河南省等等，均以行政区划为基准，演绎着自身的文革故事。至于地县层面的文革和基层单位层面的文革，同样是以行政区划来合围自身的运动空间。

如果说这只是平面地铺展中国文革的“四个层面”，那么，深入地剖析这“四个层面”的文革，便可见每一个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人员和队伍的组合，均是在所属的行政区划以内构筑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不管是跨层面的情况，还是同层面的情况，正是行政区划的界碑，构成了在在不同的文革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焦点”和“组合”。如两个毗连的城区，以一条街道为界，尽管左右邻居走街串巷，但文革时期街道这边与街道那边的群众组织、干部队伍，以及斗争矛头所指认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再如两个毗邻的学校，以一道围墙为隔，尽管师生之间你来我往，但文革时期围墙这边和围墙那边的群众组织、干部队伍，以及斗争矛头所指认的对象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文革时期不变的行政区划，不仅形成“四个层面”的文革，更延伸性地形成千千万万个不同的文革群体和不同的文革冲突。

当然，确认文革的“四个层面”自成独立的系统，并非说这个系统就是孤立而封闭的。事实上，这个系统又处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互动的开放状态中。

先自上而下地看：中央层面的文革，除了具有自身的斗争焦点和集团构成外，还领导和指挥着全国的文革运动，以至频频地向下发号施令。至于其运作的方式，有的是社论，有的是通知，有的是文件，有的是“最高指示”，于是，省市层面的文革、地县层面的文革和基层单位层面的文革均闻风而动（用当时的话语叫“不过夜”），由此推动文革的进程和步骤。如1966年10月，《红旗》杂志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8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再如1974年1月，中央批转江青编选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掀起“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11月，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传达“最高指示”，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正是这些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此为当时的话语），制造了中国长达十年的崎岖和坎坷。同时，还应看到自上而下的传达并非一马平川。这恰恰是因为省市层面、地县层面和基层单位层面的文革，各有自身的势力分布和利益得失，以至在具体的接受、解读和执行时，总是按照自身的立场和需要来作抉择。这就是自上而下的号令向下传达时，往往发生“弯曲”、“变形”的缘由所在；这也是不同层面的文革呈现各自复杂性的缘由所在。

再自下往上地看：其实，各省市层面、地县层面和基层单位层面的文革，既然独立地自成系统，那就与该行政区划所属的历史缘由、文化传统、政治现状和组织人事关系紧密相关。如该地党、政、军机关和干部人事之间的关系，往往决定文革时期群众组织之间的政治取向和权力机构的政治组建；再如该地民众的人口构成和民风的传承特征，往往影响文革时期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方式等。这即是说，各个层面的文革都会在其自身的演进过程中，自下而上地产生影响大局走势的事件、人物和经验。有的是发生在下层，而后被高层作为例证和典型推而广之，如武汉的“七二○事件”、清华的“百日武斗”，以及福建的李庆霖和辽宁的张铁生等。在上海则有“一月革命”的夺权、上体司鲁迅兵团的整风、市六女中的大联合、国棉十七厂的整党建党、上海机床厂的 “七二一”工人大学、同济大学的“五七公社”、上钢五厂二车间的批林批孔小组等等。有的则是发生在下层，却直接自下而上地主导了整个政局的变动。如上海《文汇报》“三五事件”和“三二五事件”，完全是偶然的或者说是天意使然，就率先引发了南京学生的抗议，继而演变成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等。所以，正是这些自下而上的事件和行动，构造了整个文革运动的多元复杂。同时，还应看到各个层面之间也存在着交错的作用和影响，具体表现为直接的人员往来（如文革运动初期，北京红卫兵在各地建立联络站等）和间接的形势辐射（如全国大武斗时，各省市之间的呼应等），以至文革运动呈现出多重叠合的线索。但必须指出，这只是文革前阶段的现象，且比较短暂，而以行政区划为依归的“四个层面”的文革，才是贯穿整个文革运动持续而稳定的情状。

问：你阐述的这段理论，对当今的文革研究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金大陆：我想告知的是：就当前的总体情况而言，文革的“四个层面”的理论阐说，证明文革区域史研究是一个突破的方向，因为该阐说证实了省市层面、地县层面的文革，在行政区划范围内具备“干部－权力”、“群众－组织”、“政治－运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完整的运作系统，且与各层面之间处于互动的状态中，以至进入文革区域史的研究，着重于对某一层面、某一行政区划的文革史进行深入的梳理，便能对该区域的文革史实及其特征和问题等有所发现，有所剖析，有所建树。此类区域史研究，可称谓中国文革史研究的“地方视角”。如我们坚持的“上海视角”，一是看上海的文革史；二是从上海看全国的文革史；三是从全国看上海的文革史——如此既放散又汇聚的思路，推广而去，便应有文革研究的“江苏视角”、“河南视角”、 “湖北视角”、“四川视角”、“广东视角”等等。可以设想，若是众多的文革区域史的学术成果问世了，不仅可展示各行政区划的文革运动，显现各行政区划的文革特点，更可通过相互间的比照和印证，引申出许多需要阐释的线索和需要求解的问题，这必将大大促进和提升中国文革研究的整体水平。

与此同时，在高层档案暂不开放，中央层面的文革研究（主要集中在“文革起因”、“刘少奇案”、“林彪案”三大板块）难有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倡导各地学者进入文革区域史研究，不仅存在可能性和可行性，甚至是相当正确的路径。这不仅是因为着眼于省市层面和地县层面的文革时，各地的研究者可利用各自“地缘－人缘”的关系；各自“经历－经验”的优势，在资料获取和人员组织方面求得许多便利。从外部向中心进击，从底层向高层合围，或许正是中国文革研究的出路和趋势所在。

另外，在基层单位层面的文革研究方面，应指出选取的研究对象，必须在“权重”和“资料占有”两个要点上显现出意义和价值。“权重”的要点属历史的，那就是该基层单位的文革运动在所属城市、省区内，曾占据重要的地位，产生重大的影响，甚或是“龙头”单位、 “风向标”单位等。如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的国棉十七厂、柴油机厂等。再如浙江省的浙江大学、江苏省的南京大学、陕西省的西安交通大学、四川省的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据有关信息，北京清华大学的唐少杰教授，上海复旦大学的金光耀教授，江苏南京大学的董国强教授等，均在做该校的文革运动史。可以设想，若是全国各主要大学均有学者投身此类研究，完成中国大学文革史研究系列，即从一个个“高权重”的基层单位，扩展到一座座城市，一个个省区的文革史研究，那将是中国文革史研究蔚为大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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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在上海的文革高潮中，有过一个由各造反派组成的“火线指挥部”，负责处理当时紧迫的交通运输问题，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它又成为公社负责工业生产的一个机构。当时我代表“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参加了“火线指挥部”的工作，一直到其撤消，因此对其来龙去脉有较全面的了解，现在我就来谈谈我的这段经历。

“康平路事件”后赤卫队被冲垮，上海发生了铁路停运、港口停卸的情况，由此造成煤无法运进上海，出现停电、停水的危险，当时称之为“三停”（停电、停水、停交通）。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各种群众组织提出经济要求的“经济风”。因此，1月初毛主席派张春桥来上海时周总理专门向张交待，到上海后一方面搞运动，另一方面一定要将生产恢复起来，特别是交通要恢复起来。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别的问题都很难讲。至少要保证将煤运进上海，保证发电和老百姓的用电、用水吧。这是硬任务，是实的东西。总理关心实的问题，毛主席则关心运动，要虚一些。所以，张春桥到上海后既要让毛主席高兴，也要让总理放心，要两面都讨好才行。这样，1月4日张春桥到上海后天天要向中央报交通问题。1月5日下午张春桥召集工总司下属交通及公用事业部门的造反队讨论三停问题，1月8日下午他再次召开座谈会讨论三停问题。当天晚上，工总司所属海港、邮电、长航、交运、海运、铁路六局的造反队就联合成立了六局指挥部，负责恢复全市的交通运输。六局中铁路最强，所以六局指挥部以铁路为主。本来召集人是工总司的潘国平，但潘没有来管事，工总司又派了王明龙来，王就成了负责人。后来这个六局指挥部改名为“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简称为“火线指挥部”。9日，王明龙来武康路2号汇报这件事，要求“机关联络站”的支援。徐景贤与我一起听了他的介绍，徐要我去那里看看，这样我就代表“机关联络站”随王明龙去了六局指挥部，这一去就在那里待下来了。

六局指挥部设在福州路上海市高等法院二楼上的一个房间，从那以后我就在那里吃住了一段时间。吃住的条件非常差，住就在办公室，靠在一个长沙发上就睡了。吃在法院的食堂，自己买饭票，就是馒头加菜汤。那时法院乱哄哄的，食堂里也都是大字报，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对于法院的事我不问不闻。火线指挥部的工作场所一共只有两个房间，我去那里一看，实在乱得很。除了六个局来的工人造反队代表外都是学生，主要是华东师大、上海师院和同济“东方红”的红卫兵，以及师大附中的红卫兵，一共有三十多人。华东师大的学生头头是霍达，一个女同学，比较能干。

火线指挥部内部有核心、办事、宣传、联络四个组，核心组成员是六个局的代表各一人，加上王明龙，日常工作由王与谢鹏飞主持。我去了以后，复旦历史系红革会有一个红卫兵龚松令随我一起去，当时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敢闯。我在火线指挥部里没有什么职务，只是常驻那里帮助做些工作。当时在铁路码头，帮助恢复交通的是各个学校的红卫兵。各局的造反队为了恢复交通都在本部门接管了调度工作。

要解决三停，恢复交通，首要的问题是调度工作要恢复正常。铁路的调度室原是赤卫队的大本营，赤卫队市总部的头头王玉玺就是铁路局调度室的负责人。这个调度室还有赤卫队的常委，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赤卫队员，所以赤卫队一垮，这个调度室便瘫痪了。接管调度室的是属于工总司的“铁联”，头头是万金荣。他是衡器所的职工，衡器所设在江湾装卸机械厂内，这个厂的造反队是“铁联”的骨干。谢鹏飞是万金荣作为“铁联”的代表派到六局指挥部来的。王明龙在火线指挥部待的时间不长，日常的工作谢鹏飞做得多一些。火线指挥部有一项日常工作，就是每天要把各局，特别是海港、铁路两局的情况报告机关联络站。再由王知常在机联站搞简报，通过张春桥、姚文元往北京报。因为张、姚来上海时，总理要他们每天报交通运输的情况。我在火线指挥部就帮助做好这件事，所以也就只能长期蹲守在那里。六局的情况汇总后，由谢鹏飞向机关联络站报。谢还比较听我的话，我爱人与他一个厂，他认得她，也知道我是罗思鼎的组长，可以直通徐景贤与张春桥、姚文元那里，所以我虽没什么职务，在火线指挥部各个组都还能兜得转。有时我也去海港、铁路直接了解一些情况。1月9日中央肯定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接管，9日中午“铁联”造反队就冲进铁路局调度室宣布接管，派了12名熟悉业务的造反队员接管业务。同时在三百名同济“东方红”红卫兵的配合下控制了北站。海港的港务局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接管的。当时我还去过海运局的电台，了解海运局与海上船舶通讯联络的情况。

11日晚，我在火线指挥部知道了中央给上海发贺电，而且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个机构联名发的。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12日下午全市在人民广场为此开庆祝大会，火线指挥部由谢鹏飞去发言，我为他起草了一个发言稿。

本来制止“三停”，恢复生产，反对经济主义的事，在张春桥看来应是推给陈丕显去做的，现在要由造反派一肩挑了。那么接管那些瘫痪下来的机构就在所难免的了。在这个庆祝大会上通过了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站的倡议书，那就是要组建新权力机构了。为什么叫上海市革命造反组织联络站呢？那是因为受到毛主席肯定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各个造反组织联合署名的，同时，我们这个市委机关的造反组织也是联络站的名义。区别在于机关联络站是一个组织机构；而后来成立全市各造反组织的联络站，在通过一个宣言后就各奔东西，由各个组织分别去贯彻执行了，而且参加署名的组织也不固定。这在以后开了一个风气，有什么重大的事件，都采取几个主要造反组织加上几个小组织，联名发表宣言或声明的办法来宣布观点和政策。而此时的联络站既是筹建新政权的一种过渡性的形式，也是一个名号，所以各个组织都要往里面挤。所以在这个时候，全市一下子涌出无数名目各异的造反组织，良莠不齐。至于要造反派把革命与日常工作一肩挑，并不是张春桥、姚文元刚来上海时的本意，他们的原意是造反派抓革命，批判资反路线；日常工作与生产的担子要由当权派来挑，这样他们比较主动，出了问题可以找当权派算账。而眼前这个状况则是运动发展的自然结果。

12日大会后，王明龙去参加筹建联络站的工作了，火线指挥部就留下谢鹏飞主持日常工作。六局的各个造反队乘中央贺电的势头，接管了更高一级的权力机构。如“铁联”在12日凌晨借中央贺电的东风接管了路局的一切权力，万金荣成了路局的头头，发布了接管公告。铁路局原局长邵光华尽管一百个不赞成，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大势已无法挽回了。14日“上海铁道报”被接管，改名为“铁路工人造反报”。铁路的客货运也逐渐恢复正常了。那时我去铁路局察看情况，万金荣俨然在铁路局大楼办公了。张春桥有时也找他们去汇报情况，给他们部署工作。其他各局的情况也差不多。

1月19日晚上，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了火线指挥部的部分工作人员，我也参加了。参加接见的还有华东师大的红卫兵霍达，上体司的朱绩海，同济的李国群，复旦红革会的敢闯，他们都是在海港铁路协助工作的造反派代表。座谈会的地点在余庆路99号。会上先由王明龙和谢鹏飞汇报火线指挥部的工作情况，王明龙讲了火线指挥部的人员组成和港口码头积压物资疏运的情况，谢鹏飞讲了铁路运输的情况。然后我作了些补充。事前，张春桥、姚文元曾分别去铁路与海港作过视察。那时，交通运输已基本恢复正常，“三停”问题已解决；但经济主义的要求还有余波，如回乡职工和回乡青年的造反司令部还在活动。前者是通过火线指挥部来解决的，后者则是各区分别找到街道和里弄，但也还不时有人找到火线指挥部来，要求解决问题。张春桥对火线指挥部的工作大加表扬，说这是一个新生事物，是一种新政权的形式。我是张春桥的熟人，他看我在火线指挥部与工人和学生相处得不错，就表扬我，说我搞历史的还能抓经济。后来在好几个场合，他都表扬我说：“搞学问搞写作的人，能够搞政治，抓火线指挥部，真不错呀。”其实我只是机关联络站派在那里的联络员，既不是核心，也不是组长，发生什么问题时，我就帮助去解决，帮他们把各个组的工作建立起来，帮秘书组把日报表抓起来，接待碰到困难时，我去顶一下，仅此而已。抓火线指挥部经常性工作的还是谢鹏飞。而张春桥看到王明龙能在几天内就搭起火线指挥部的工作机构，并很快就把“三停”的问题解决，对他也就比较欣赏了。

在这次座谈会上张春桥还谈到了上海要成立的新政权。他征求大家对新权力机构采取什么形式的意见，还说火线指挥部就是经济苏维埃，是政权的新形式，将来可以代替市人委的作用。张春桥为什么会这样想呢？“火线指挥部”在当时可是一个时髦的名称，解决一些紧迫问题的临时性指挥机构不仅上海有，其他地方也有。《人民日报》内参介绍过京郊怀柔县，为了抓春耕生产，在县里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在公社和大队建 “抓革命、促生产小组”，有序地开展春耕生产。毛主席读到后便批示：“《人民日报》立即见报”。张春桥对火线指挥部情有独钟，大概也有迎合毛主席的心意这层考虑吧。至于说要火线指挥部代替市人委，这怎么可能呢？市人委可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啊！是曹荻秋以市长身份在管理整个上海市啊！火线指挥部仅这么几个学生和工人能管得了吗？至于说我能抓经济，真要抓上海经济可是一件大事啊，我毕竟只是一个读书人，没有实际管理工作的经验，不仅管事，还要管人呢，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火线指挥部毕竟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处理各项紧急事务的机构，它不可能担当日常性的经济管理工作。张春桥这样讲，我当时的直接感觉就是高兴，得到领导的表扬和重视了嘛，但并没有真当一回事。我还是忙着应付各种临时性应急的任务，没有去引导火线指挥部向这个方向去发展，也没有去找张春桥请示。

12日全市大会上通过了建立上海各革命造反组织的联络站，但它毕竟只是一个联络站啊。新的政权总还得有一个名称啊。那天参加座谈会的华东师大历史系的红卫兵霍达便说叫“新上海公社”，这个建议一下子便给张春桥抓住了，他说这个倡议好。因为毛主席这个时期反复讲要发扬巴黎公社精神，而这个名字符合毛主席的心意。毛主席在1966年6月1日发表聂元梓大字报时，就称它为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张春桥采纳这个建议，是为了迎合毛主席的心意，所以以后筹建上海新政权时，便以上海人民公社取代上海各革命造反组织联络站这个名号，那时张春桥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取悦于毛主席。

当时全市的热点是在如何筹建新政权。张春桥把王明龙找去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的筹建工作，而谢鹏飞则代表火线指挥部也去参加筹建工作。筹备地点是在淮海中路市委党校。火线指挥部这两个头头一下子走了，我只能留在那里顶着日常工作，没有去赶那个热闹。

从1月中旬起，我就待在火线指挥部，一直到4月火线指挥部解散才离开。那时全市的中心任务是筹建上海人民公社，许多人拼命地想挤进去，我还是留在火线指挥部处理具体事务，没有往热闹的地方挤，没有想着借此机会去占一个位子。这期间我在火线指挥部碰到了这么几件事可以说一说。

第一件事是接管市公安局。我在福州路市高等法院二楼办公室的隔壁就是市公安局。1月11日下午，我只听到公安局院子里人声嘈杂，从窗口望下去，那里人头涌动，大门口则是红旗招展，就下楼走过去看看。走进院子，只见安文江站在高处拿了电喇叭在演讲，说是要接管公安局。我认识安文江，他是复旦红三司的头头，能说会道。我走进去问那些人要做什么，他们说要接管市公安局。我问他们问过上面没有，他们说没有。院子的听众是公安局的干警们，我再去问干警们，有没有与他们事先联系过。他们说没有。这时有一个人凑上来对我说他叫王维章，是公安局造反派“公革会”的（王原来是市局文保处的干部，1月5日市局机关成立了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公革会”），我就说我是市委机关联络站的，叫朱永嘉。他问我这事该怎么办，我问他黄赤波（市公安局局长）、林蔚然怎么样，他说黄赤波有病住院。我说你先得保证他们的安全，不要有什么事，我先去请示一下。我就去打电话给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让他去问张春桥，红三司在市公安局要接管，怎么办？但张春桥不表态，我就感到很为难了。我就对安文江说，你们不先请示，现在上面不支持，这不是进退两难吗？接不是，撤也不是，还是想办法与公安局内部的造反派结合起来，商量一个两全的接管办法为好。他同意了，这样便找到了一个缓冲的办法。

我问安文江为什么会想到要冲公安局，他说大家讨论决定的。后来王知常告诉我，10日下午红三司在交大召开总部扩大会，各基层头头炮轰总部，因为红三司在《告上海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和1月6日打倒市委的大会上，都没有机会亮相。他们一面怪罪于红革会包揽一切，一面又想自己露一手，所以就想到了这一招。当时各个造反组织都想出头，表现自己革命造反的首创精神。后来工总司二兵团的耿金章与上三司戏剧学院的赵全国接管康平路市委书记处，刷出大幅标语，要张、姚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也是出于这种思想动机，试探性地投毛泽东之好。但同样使张春桥、姚文元处于两难境地，是吉是凶难以预料，故无法直接表态，要先问中央。至于市公安局内部，1月5日便组建了造反组织“公革会”，印过一个宣言，这个组织虽限于市局机关，但已有相当规模。这样我就提出双方采取联合接管的办法，把情况向何秀文那里作了报告，也告诉了机关联络站。

1月13日上午，张春桥、姚文元在锦江饭店接见了“公革会”的人，当面摸一下公安局内部起来造反的人的情况，听他们汇报公安局内部文化革命的情况，并说公安工作受苏联克格勃的影响，要改变这种状况。谈话后张春桥感到这支队伍能认可了。事先，张春桥、姚文元还问了北京，谢富治表示支持，他是公安系统的主管。13日那天，中央还发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这样，13日下午张春桥就把工总司、红三司与炮司及红革会的人一起找来谈话。这天上午与下午的接见我都参加了。下午接见时，张春桥首先对红三司冲击公安局的做法作了肯定，表示应该支持，责难是不对的。这个责难实际上是指工总司的王洪文，他不满意他不能掌握上海公安的大权，这就埋下了公安系统内部分裂的隐患。张春桥强调黄赤波掌握的公安系统已经瘫痪了，已不能保卫文化革命了，所以接管是对的。他还指出，公安工作要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要保护左派，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维护革命秩序。公安工作要与群众专政结合，要有工人、学生一起来参加公安工作，冲击一下过去公安工作的旧作风。此外他还建议成立全市性的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要搞一个宣言，让各个群众组织派代表一起参加。所以1月19日我就帮工总司、红革会、红三司、公革会及检察、司法系统的造反派搞了一个“关于加强上海市公安工作的通告”，这个通告宣布由公革会出头与各革命造反组织联合组建“上海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简称“文保会”。

红三司最初的目的只是出个风头，这个目的达到以后，对于如何抓好非常时期的公安保卫工作，他们反而没有兴趣了，并不积极参与其中。由于张春桥讲了要工人和学生代表参加公安工作，我就帮公革会联系，要红革会、红三司派了一些同学来。我没有直接与工总司打交道，而是与二兵团耿金章那里通了气，要他派一些工人来。公安是专门工作，群众代表很难插手，我帮他们开了一两次会，也就不了了之了。当时，公革会因此成了大家认可的机构，取代了原来的市局，但它对各区、县的分局缺少号令权。

接管的问题涉及到权力再分配。所有的造反组织都往这条独木桥上挤，没有挤上去的就想方设法要显示自己的影响。在新政权筹建的过程中，社会矛盾的焦点不再是造反派与走资派，而是造反派内部的权力和利益如何再分配的问题了。公安局夺权以后，内部权力再分配的问题就突现出来了，市局与各个分局的造反队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上海各个区的公安分局由各区工总司的联络站插手接管，如杨浦分局完全掌握在王洪文个人手上，他抓的人，杨浦分局替他扣押，这就为他在工总司内部排斥异己提供了方便。闹得最凶的是长宁区公安局的联合兵团，他们可以公然把市局公革会的头头王维章扣起来。市局的公革会便来火线指挥部找我支持，而长宁区联合兵团背后有工总司在支持。直接在背后支持的是戴立清，他背后有王洪文。这次市局公革会与长宁区公安局联合兵团的冲突后来以协调放人告终。这一时期，公安系统还出现了一个叫“上海市人民警察革命造反委员会”（“人革会”）的组织，与公革会对立。由于无法从根本上协调解决公安系统的内部关系，工总司又在背后搞小动作，我就只能放手不管公安局的事，回去做火线指挥部的本分工作了。由于我没有支持工总司插手公安局，王洪文对我耿耿于怀，但碍于我与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他也奈何我不得。

我在火线指挥部碰到的第二件事是1月28日红革会炮打张春桥的事件。这件事对我而言好像糊里糊涂做了个梦似的。1月中下旬，我一直在福州路市高等法院火线指挥部忙具体事务。那时学生们放寒假要回家，我就留在那里值班，晚上就躺在门口的长沙发上。正是严冬时节，天气寒冷，我受寒很重，感冒发烧，而且还吐血了。1月27日深夜，我一个人半躺半睡在沙发上，办公室里也没有其他人。复旦历史系红革会来了两个人找我，这两个人我只是脸熟，叫不出他们名字。他们说：系里有事，想请你回去一下，通过你了解一下情况。我说我正在生病，感冒发烧，还吐血，走不动啊。他们说不要紧，下面有车，可以去校保健科找医生看一下。这样我便随他们下楼乘车回了复旦。他们把我安置在保健科的一个病房内，就我一个人。过一会儿，保健科小吴医生来了，检查了一下体温，说我累了，感冒了，休息几天就会恢复的。我吃了两片感冒片，就一觉睡下了，什么事也不知道。第二天也就是1月28日，红革会的敢闯来看我，他是历史系的学生，在火线指挥部跟我在一起相处过。当时我对外面发生的事还一无所知，他见我醒了，也不告诉我已经发生的事，就要我好好休息，还让我女儿送饭来给我。医生来看我，也要我好好休息。那我就继续休息，也懒得起床，所以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到了1月30日上午，突然徐景贤到病房来给我打招呼了，告诉我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发布了，把电报的内容跟我讲，还说红革会炮打的问题解决了。这件事对我实在太突然了，红革会本来不是与我们关系好好的嘛！怎么一下子闹翻了呢？为什么呢？我这次回复旦竟然是被红革会“绑架”，怎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呢？一方面斗争集中在张春桥身上，另一方面我正好生病，避开了这场尖锐的冲突。徐景贤见我尚未完全复原，要我继续住在复旦养病，就先走了。敢闯还不时来看我，但不提外面的情况。到31日傍晚，扫雷纵队的游雪涛与谭启泰两个人带了一辆车到复旦保健科来接我，于是我离开复旦，车子直接开到福州路天蟾舞台（今逸夫舞台），姚文元在后台等我，而张春桥正在前台讲话。姚文元问我身体情况如何，我说好多了，可以恢复工作了。他说红革会那么残忍不讲人道，你生病吐血在床，还把你拖到复旦去，太不讲道理了。我说事情过去就算了。我在红革会炮打事件中的经历便是如此，没有似徐景贤那样在风口浪尖上经风雨见世面。然而这件事始终是我反复琢磨的问题，因为写作班造反靠红革会的支持，机关联络站的建立，靠红革会的支持，一起召开打倒市委的大会，双方合作得很好。从机关联络站来讲，始终没有把红革会当外人，他们可以自由地穿梭往来于机关联络站的各个部门，怎么一下子就反目成仇了呢？

我在火线指挥部碰到的第三件事是处理一些经济性的造反组织提出的经济要求。

记得1月4日傍晚，姚文元在武康路2号接见红革会常委时，红卫兵就反映南京路上静坐的大部分是上海下放的工人，有5千多人，提了八项要求，主要是恢复在上海的工作。这些下放工人建立了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支农司”）。1月5日这个组织1600人进入上海大厦，占用了四层楼面，吃住都在那里。那时集中在上海各区参加该组织的支农工人有6、7万之多。1月8日下午这个组织也参加了由陈丕显在锦江饭店主持召开的讨论经济主义问题的会议。对于他们的遭遇，从内心讲我还是同情的，我父亲所在的公私合营商店中有一个老职工叫陈增荣，他也被动员回乡支农了。回乡后贫病交加，他回上海要求帮助，但谁也没有办法帮助他。一两年后，他就病故了。当时我看到过一份传单，是王洪文所在的国棉十七厂支农回厂革命造反队名叫许兰英的女工诉苦的传单，这份传单我一直珍藏至今，让我照念一段：

“我是四纺丙班筒子间的挡车工，是1962年支农回乡的，当时我正患着肺结核，厂领导硬送回乡下了。我一家有八口人，劳动力弱，拿到的支农回乡生活补助费仅一年时间就用完了。由于负担重，在农村年年超支。生活不下去了，我就回到厂里，要求恢复工作。厂领导说没有办法，还是回去吧，给我回乡的路费。这些路费都是大家凑起来的，我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带着孩子回乡。但是在农村仍然无法生活，带着两个孩子在外讨饭度日。在安徽讨了一年饭，我站在人家门口讨饭时就眼泪盈盈了。为了让孩子活下去，我只好忍受。想想我是一个纺织工人，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那时厂领导对我们支农工人说，等国家经济好转，厂里要添人，一定首批添你们进厂，你们支农工人最听党的话，是最好的同志。现厂里已经添了比下放支农的人一倍以上了，对我们还是置之不闻不问。1965年我三次到厂里来，要求解决困难，一次也没有解决，第三次给我十元作路费，逼我回乡去。想回去吧，回去没有出路，只有去北京向毛主席诉苦了。没有去北京的路费，就去卖血，卖到二十八元，作路费去北京告状。到北京以后，由北京总工会接待，劝我回家带好小孩，一定给我解决问题，并会与当地联系，依照国务院规定按月给我月工资百分之四十的临时救济金。但是我还是希望回到工厂来恢复工作，所以才回到厂里来参加文化大革命。”

我当时感到她讲的话符合事实，是亏欠他们了，所以在起草《紧急通告》时，那个十条规定中，没有对支农和支内职工的问题发表任何意见。但是那个反对经济主义的氛围是不利于他们的，最后征求他们签字时，他们还是选择拒绝，并且退出会场了。由于《紧急通告》没有正面提出支农支内的问题，给支农司在1月上旬以后的活动留下了余地。与支农司一起退出会议并拒绝签署《紧急通告》的还有农司与红色工人造反司令部。

《紧急通告》和中央的贺电在思想上扭转了人们对经济主义的看法，而要真正扭转局面，还得要相关的机构和成员去具体执行。当时有两个组织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即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和反经济主义联络总部。反经总部是工总司、红革会、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交大炮司等群众组织在1月7日发起成立的，成员主要是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市委机关联络站有朱惠民在那里当联络员，他出身于商业一局，以后是写作组的成员，与我长期在一起合作。当时财政局也有一个干部在里面，反经总部共有四五十人，头头是工总司的秦麒麟，总部设在市工人文化宫。1月20日，周总理还在北京召见反经总部的成员去汇报工作，赞扬上海群众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在堵击经济风的斗争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堵住银行这个口子，不准乱发钱。反经总部在成立的1月7日晚上便宣布，在没有接到中央指示之前，银行不得发放补发工资和其他福利费用，工会经费、工厂基金、集体积累资金一律冻结。具体怎么才能堵住涌在银行门口来领福利费的人们呢？那还得借助于工总司。戴着工总司红袖章的造反队员和一批红卫兵在银行门口一站，宣布采取革命行动，那就镇住来提款的群众了。加上当时的宣传攻势，局面便迅速好转了。银行乱提款的风刹住了，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也好转了。

堵了银行这个口子，还不能完全解决支农工人的要求，因为他们要的不是钱与物，而是要回沪恢复工作啊！当然反对经济主义的强大宣传攻势也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特别是1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中第三条讲到“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逐步负责解决。”所以1月17日上海支农司总部发出《告全市支农工人书》，要求支农工人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分期分批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当时春耕已在即。结果一部分支农工人在上海大厦扣押了支农司的一些头头，通宵围斗。支农司杨浦分部的头头用总部的名义通知各区分部到人民广场集合，提出“我们是老工人，不属于当时精简下放的范围，因此中央反经济主义的通知不是针对我们的。”1月18日下午，人民广场集中了全市6、7万支农工人，他们带了被子、草包在人民广场静坐示威，请求张春桥、姚文元接见，并且提出一天不见一天不散。他们的口号是“我们要复工，我们要饭吃！”“问题不解决，死也死在人民广场！”并提出“支农司的大方向是否正确？”“支农司是否是经济主义组织？”等问题，要张春桥、姚文元答复。

于是，火线指挥部便被放到处理这个问题的第一线去回答他们的问题，口径是根据张春桥的三点意见：一是工人支援农业生产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二是大批人员离开生产岗位冲击城市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该把矛头对准走资派，就地闹革命；三是个别问题个别解决。谢鹏飞与我一起代表火线指挥部去与支农司的头头谈判，我们就拿着“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主义的通知”去做他们的工作。双方都是以群众组织的身份来谈的。谈到深夜，他们勉强同意揪斗几个走资派后就散。第二天晚上他们揪了汪力田与王克作为市人委的当权派批斗。但批斗会散会时，又有人冲上主席台，宣布主席团靠边，重选司令部，并扣押了各群众组织的代表，于是只得继续谈判。20日凌晨，再开大会，宣布由王克、汪力田签字同意造反期间吃住由各原单位解决，并由劳动局负责把1957年以前进厂的下放职工情况报告中央，还承认那时上海市委执行了刘邓错误路线，同意派少数人组织“北上控诉团”，由市里负责开支一切费用，总共五条协议。这样，支农司在人民广场前后闹了三天，到20日下午六时才陆续散去。

2月14日，原上海市人委工业财经委员会机关的革命造反委员会发了一个财务方面的通告，共十一条，其中第二条是关于来沪造反的支农下放职工和精简退职人员的规定。根据该通告，这些人员返城车船费和留厂期间伙食费可由企业作为困难补助解决，但生活困难问题应由本人向所属公社（单位）提出，各厂不得借支；前已借支者，责令当权派负责收回；自即日起，除返程车船费外，其余不再支付，当权派再签发借支或补助款项，财会人员应坚决抵制。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告》和《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重申了1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支农工人回原单位工作的口子被完全堵死了。那时支农司的总部虽仍留在上海大厦，但群众见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便陆续回乡准备春耕生产去了。

2月23日，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张春桥宣布把“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会后举行了大游行，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换下了“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张春桥在大会的讲话中，讲了一大段与支农工人有关的话，他说：“要对目前还留在城市里农村的同志讲几句话。包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同志，支援内地的工人同志，还有一些回乡支农的工人同志，还有到新疆去的青年同志，还有他们的家长，我希望你们很好地学习中央的这个文件（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你们到农村去，到内地去，到边疆去，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非常光荣的，过去这样做，将来还要这样做。如果不把农村搞好，不把内地建设好，不把边疆建设搞好，我们上海建设得再好也没有用。而上海今后的任务仍是支援全国的农业，支援全国的农村，支援边疆，支援内地。现在有的人跑到上海来要求报户口，重新安排工作，达不到目的便去斗里弄干部。我们认为这是不应该的。…… 你们应该回去，从外地回上海的人中间有那么一小撮人是坏人，他们在那里不干好事。我们的青年同志、革命工人不要上他们的当，应该回去了。你们是有实际困难，我们是知道的。但是这些困难应该按正常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这种事当借口不回去。我把话说死了一点，是为了大家都死了心好办事，才能尽快回去。”张春桥的这番讲话实际上是下逐客令了，在支农司那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但在上海大厦的一部分人还想闹。

2月25日下午，他们到火线指挥部我的办公室来找我，要我到他们那里去解决具体问题。这样我就去了上海大厦，结果被他们困在那里作了人质。同时，他们在南京路上刷打倒我和火线指挥部的大字标语，他们不敢对张春桥和市革命委员会发泄自己的怨气，却把怒气倾泻在我的身上。我在上海大厦被困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惊动了上面，谢鹏飞便带了一些造反队去砸了支农司总部，把我从上海大厦拉出来。谢鹏飞问我他们有没有为难我，我说没有。这样支农司也就散了，各自回农村去了，其他回城的青年和支内的职工也回去了。这就是张春桥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还是蛮狠的。经济风的问题最终是这样结束的。

从这件事情中，我体味到张春桥毕竟是搞政治的。他是知道支农工怎样受委曲的，但在当时没有其他办法好处理这件事，中央在这方面的政策已经一再重申、非常明朗了，所以只能再委曲他们了。这有点类似于曹操说过的“宁可我负人，勿使人负我”，所以采取果断的办法。而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始终粘粘糊糊的，既同情他们，又拿不出办法，始终优柔寡断。第二天，我在火线指挥部收到1966年与我一起去北京的王世宽的来信。他在信中说：“昨天，在街上看到一小撮混蛋攻击你和火线指挥部的大字标语，真为你高兴，为此送你一段语录‘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就证明同敌人划清界限了。’”我知道这个朋友是好意，可问题并非如此，他们不是敌人，他们是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工人。

最后，我讲一下火线指挥部的结局。2月3日，在上海图书馆召开的上海人民公社筹备工作会议上，大家议论了公社机构如何设置的问题，提出建立一个临时委员会，采取集体委员制，除张春桥、姚文元以外，都不以个人名义参加。委员包括驻沪陆海空三军负责人，工总司代表3名，农民代表2名，学生代表1名，机关联络站1名，7个组办的负责人各1名，一共19人。7个组办中有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负责工交战线的生产，由原火线指挥部的人担任。其他如负责公社成员及群众组织登记审查工作的组织组，以工总司为主；负责新闻、出版、文艺、宣传方面领导的政治宣传组，以新革会为主；负责处理公社日常事务的办公室由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各个组室的工作人员由各相关群众组织的人员推荐并组成。

2月6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开始在原市人委所在地外滩办公，当时张春桥指定由王洪文、王明龙、王承龙三人临时主持外滩的工作，实际上王洪文在工总司，王明龙负责组织工作，日常具体事务就由王承龙与朱玉佩在指挥。这样，火线指挥部的办公场所由高等法院搬到了外滩，仍由谢鹏飞负责，我也就随着去外滩办公，有时候就由我代表火线指挥部去参加临委会的会议。工总司是王洪文参加临委会，机关联络站由徐景贤作为代表参加临委会，张春桥、姚文元以下，都由徐景贤在承上启下，所以当时人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称他为徐老三。来参加临委会会议的三军代表是警备区司令廖政国、海军东海舰队的高志荣和空四军的姬应武，但他们在临委会不参与具体事务。学生代表是同济东方红的陈敢峰，农民代表是谁我记不清了。公社各组中调查组由吴瑞武负责；办公室由王承龙、朱玉佩负责；组织组是工总司的王明龙负责；政宣组是《文汇报》的朱锡祺负责；保卫组最初是公革会的王维章在负责。其他各组的情况我记不清楚了。

人民公社的组织结构实际上是各群众组织共同执政，瓜分行政权力，那样的组织形式是无法有效地管理全市的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它既不可能是经济苏维埃，也不可能取代市人委的作用，它只能是临时性应急的机构，无法承担管理全市日常经济工作的重任。如火线指挥部去处理一些紧急事务，还能得心应手，但要它来管理全市工交战线的日常生产，就力不胜任了。因为这些工人学生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上海工交生产的历史和现状都不了解，根本无法去管理。那时我参加过几次临委会的会议，由于我没有处理全市性事务的经验和能力，只能听别人议论，讲不出任何具体的意见。会议时间一长，我只有打瞌睡的份儿，不似张春桥夸我时说的那样——搞历史的能抓经济，搞写作的能搞政治。

3月间，在张春桥的授意下，由市革会办公室起草了一份《建立和健全市革命委员会组织机构的初步意见》的讨论稿。我手头还保留着这份讨论稿的原件。根据这份稿子，对市革命委员会的设想是由155名委员组成，名额的分配是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占百分之五十，其中包括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的代表，驻沪三军的代表占百分之十九，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占百分之三十一。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由十三到十五人组成。我没有见到过一张正式的委员名单，实际上它的成员是不固定的。有时候我被通知去开会，有时候又不通知我去开会。我自己的态度是通知开会就去，不通知就不问不闻。在组织机构上的设想是把原来市委和市人委的部办合并，原则是精兵简政，改变原来机构重叠人员臃肿的状况，吸收一些群众组织的代表人物到机关内工作。这样的改组当然是以原来的机关干部为主，难怪王洪文的小兄弟们要埋怨权力都给机关干部拿去了。那时设想的组办是办公室、经济计划组、工业组、农村组、市政交通组、财贸组、文教卫生组、地区工作组、政法组、科技组、外事组、劳动工资组，一共十二个组和办。从这设想可以知道原先人民公社建立时设置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联络组、调查组、政宣组、接待组都没有了。把这个草案拿下去讨论当然引起喧哗，后来折衷调整，保留了一些原来公社成立时的机构。

火线指挥部最后撤销了，谢鹏飞把公章交给了徐景贤。为了安抚曾在火线指挥部工作的成员，张春桥还和大家在上海展览馆的大厅合影留念。我还保留了这张合影：谢鹏飞在中间与张春桥勾得紧紧的，我站在最后一排，不去抢镜头。从合影中可以看到在火线指挥部工作的除了少数工人外，都是学生红卫兵，一张张稚嫩可爱的脸庞。当时大家都很热情地忘我工作，但今天我再也记不清他们每个人的姓名了。应该说，他们在当时的环境下还是做了许多有益于恢复交通和生产的工作。组办调整中，工业与市政交通合在一起成立工交组，取代了原来的火线指挥部。原来公社的联络组与接待组合并在一起，组建为群运组。政宣组保留了下来。所以这一套机构设置基本上是原来市委市人委基础上的重组罢了。公社时期的调查组撤销了。

火线指挥部撤销时，我也有一个去向的问题。记得在一次会议上，我坐在张春桥的旁边，他低声问我，你是否到文教部门去工作？我摇摇头。为什么？因为我明白那个时候去不得，红卫兵小将们还静不下来，学校还处于半无政府状态，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这个局面的，哪个去都得倒霉，所以我没有去。结果是郭仁杰去了文教组，后来他又去了复旦，就栽倒在那里了，这是后话。而我没有这方面的志向，张春桥也不为难我，后来我就去了新成立的专题写作组，负责为市革命委员会起草各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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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对文革的态度划分，1967年的上海，红卫兵中存在着三大派别。

一派是正在酝酿大联合，准备筹建市大、中学红代会的红卫兵组织，市革委会正努力将他们纳入规范，他们也尽力按市革委会的要求开展校园内外文革。虽然他们内部仍在为红代会的席位争吵，但他们的行动基本符合建立文革新秩序的形势要求。他们因此与市革委会关系较密切，而且他们在各学校已经建立或正在筹建的“红卫兵团”中都是负责人，所以他们被称为“兵团派”。他们正在成为上海红卫兵的主流派。

一派是反主流派，在中学以“中串会”（“中学运动串联会”）为代表，大学以“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和“炮司”（“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为代表。

还有一派是1966年文革初期的那些“老保”红卫兵，更准确地说，是一帮干部子女，他们原来是文革初期的保守派组织“上红总部”（“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的骨干或核心。“上红总部”被解散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愿加入造反派红卫兵，又在学校另立组织，长期与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对立。“中串会”提出的打“联动”和批判“血统论”，正是针对他们的。

1967年夏，一向领风气之先的北京红卫兵兴起大型歌舞热潮，一些业余文艺爱好者自己创作排演大型歌舞。编排的剧目有《红灯照》、《井冈山之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的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红卫兵组歌》、《抗大之歌》等等。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出现不少节目。这些节目的结构和表现形式大都模仿文革前被主流媒体着力赞扬的大型歌舞《东方红》，集朗诵、独唱、合唱和舞蹈于一体；也有将文革前夕萧华上将撰词的大合唱《长征组歌》重新填词的。在上海，三大派系红卫兵分别排出了三台戏。以文艺形式表现自己的存在，张扬自己的观点。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三派红卫兵各自排练出歌舞剧或大合唱。“兵团派”红卫兵排练了大型歌舞《英雄的红卫兵万岁》，当时被简称为《万岁》；“中串会”排练了《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也是大型歌舞，当时被简称为《前进》；干部子女红卫兵排练的是大合唱《红卫兵组歌》，被简称为《组歌》。

兵团派的《万岁》，是在市革委会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排练的大型原创歌舞。参加演出的有：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舞蹈学校、上海戏曲学校、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等5个学校的红卫兵，都是艺术院校或艺术团体，加上复旦大学的红卫兵。《万岁》于6月16日和6月25日正式演出；7月1日又在文化广场演出（参见《文汇报》1967年6月30日《〈英雄的红卫兵万岁〉明再度上演》。）徐景贤等市革委会领导观看演出并上台祝贺，电视台转播。《文汇报》报道了《万岁》的演出，说它“气势磅礴，洋溢着革命战斗豪情，演员们激情高昂，富有革命造反精神”。当时受市革委会大力支持而排演的文艺节目，还有大型歌舞《一月风暴》，演出人员共120人，一半是专业演员，一半是“工总司”下面造反组织的文艺小分队队员。

但《万岁》演出没几场，就遭到反主流派红卫兵的批判，说它“要害是模糊两条路线的斗争”（见红代会（筹）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编辑部1967年7月6日编第93期《革命楼通讯》：《“英雄的红卫兵万岁”要害是模糊两条路线斗争》，原件收藏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尤其“中串会”，认为《万岁》“把红卫兵紧跟毛主席批判走资派的历史”，“歪曲成了破四旧与大串联史”。7月1日那天演出刚结束，就有复旦“红革会”的红卫兵跳上台当场批判。“中串会”更是激烈，在8月4日的红2号《红卫战报》上，以四分之三个版面，刊登长文《革命红卫兵的功勋是什么》，批判《万岁》。

“中串会”的《前进》也是原创大型歌舞。剧本执笔者主要是由交大附中、市西中学、徐汇中学等五所中学红卫兵组成的编写组，从1967年6月开始编写，一个多月后完成。“中串会”决心编排出超越《万岁》的节目，在编写的歌舞剧本中专门添加了上海红卫兵与“走资派”斗争的两场戏：“战《解放》”、“一月革命”。最初演出时没有明确主办方。有人提出以“中串会”名义主办，但有人不同意，觉得“中串会”本身在当下中学运动中有争议，别惹麻烦。最后决定署名“上海中等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演出。但实际上，参加演出学校的组织者绝大多数是“中串会”观点的，一共有四十多所中学。交大附中人数最多，有40多人，其次是南洋模范中学、上海中学、比乐中学、向明中学、复旦附中以及徐汇中学。

《前进》的演出阵营庞大：光是乐队就有80人，此外，舞蹈120人，合唱120人。虽然内容表现红卫兵，服装就是平时的军装，不需要服装费，而且演员演出也全部义务，最初既不发夜餐费，也无交通津贴，但其他方面多少总还是需要经费，例如舞台布景等。于是大家去卖废纸，把学校和街上的过期大字报撕下卖，还割草卖过，甚至曾有卖血的打算。不过，后来卖门票有了些收入，解决了成本费用以及演员的夜餐和交通费。

市革委会对《前进》不支持。《前进》排练后，组织者们在市革委会文艺组软磨硬泡了好几天，要求给予演出场地。徐景贤批示：“给他们演三场，然后复课闹革命”。徐景贤还对特地等在他去作报告的上海交通大学外面，邀请他去看《前进》的复旦附中的许锦根说：我不会去看，你们的任务是复课闹革命，这种跨地区跨学校的演出，我不赞成。

为了寻求支持，《前进》剧组设法请到“工总司”的潘国平、戴立请、陈阿大和耿金章等观看演出。公开身份是《解放军报》记者的中央文革特派记者邢文举，以及《红旗》杂志记者王宪君，也曾在排练时去观看过。《前进》的组织者希望通过“工总司”头头和这些通天记者之口赞扬演出，从而获得合法资源。“工总司”不久果然在《文汇报》上表态，但却不是表示支持：

一位总部常委去观看了为树立一派旗帜而排演的戏，并表示这个戏是好的。结果，这一派就大造舆论，说工总司支持他们的演出。领导成员之间就开展了思想交锋。这个常委开始想不通，认为只是支持他们的戏，而不是支持他们的派。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指出即使这个戏是好的，但也是为树立派性旗帜而演出的，你从跨进剧场的第一步，就是支持了他们的派性。这个常委认识了自己的不对，坚决改正。（引自1968年4月6日《文汇报》《一支自觉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力军——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1967年12月底，上海中学红代会成立时，《前进》剧组的许锦根在后台给出席红代会的张春桥递纸条，邀请张观看《前进》。张断然拒绝，说：《前进》在上海演100年，我也不会去看！

对这个演出，最反对的是正在筹建中的上海中学红代会。为此，《前进》演出时，有几次差点被冲砸。

《前进》从1967年9月26日至1968年2月28日共演出76场。1968年2月“中串会”因《一切为了九大》文章遭批判，《前进》的演出随之停止。

至于《红卫兵组歌》，是“康平路事件”后沉寂了大半年的“老保”红卫兵，在1967年7、8月时，又以排练《组歌》显示自己的存在。参演者都是原来“老保”红卫兵的核心——干部子女。他们的《组歌》不是原创，是北京101中学的高中学生改编自《长征组歌》的大合唱，以原来的旋律重新填词，1967年5月以后在北京的干部子女中上演后，传到上海。为了更贴近上海的文革，有些歌词被修改，和北京略有不同。例如，在“串联”一节中，原歌词中有“九四上海雨夜寒，松花江畔英姿豪”句，前一句唱的就是1966年9月4日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的事件；但上海干部子女当初保上海市委，反对这帮来上海串联的北京红卫兵，还和他们辩论过。于是这两句歌词在上海就被改为“渴饮延河清泉水，饥餐井冈大南瓜”。

组歌的中心是歌颂早期的红卫兵也即“老红卫兵”的造反经历，是失势干部子女对失去的辉煌的怀念，歌词反映出他们固执的批判指向：

尤其当唱到“镇压地富反坏右”时，指挥者总要特地指挥着全体合唱人员重复三遍地高呼口号：“镇压地富反坏右！镇压地富反坏右！！镇压地富反坏右！！！”这是上海的演出者特地加上去的（笔者当年曾参加过《组歌》的排练，所以记得这个细节）。

《组歌》参演者主要来自南洋模范中学、上海中学、第54中学、第51中学以及松江二中等学校，都是干部子女较多的中学。《组歌》曾经在南洋模范中学和位于普陀区的101厂大礼堂演出过。由于演出场次少，在当时影响不大。

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还有“红革会”的《红卫战歌》，参演单位主要是复旦、师大、师院、交大等大学的 “红革会”，到1967年11月左右共演出过十几场。

本文为作者正在撰写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1966～1976》（暂名）书稿中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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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5日，愚园路311号，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包炮召集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工人成立工人造反派组织，我也参加了这次筹备会。这次会上，成立了“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王洪文因为是党员和厂保卫科干部，当选为“司令”，潘国平也当选为“司令”。

工总司总部暂时设在巨鹿路691号老中医陈筱宝寓所内，11月7日，讨论成立大会场地，有人提出，放在人民广场，但是，上海宝山县大场中学代课老师项徳宝向包炮提出，上海工人造反派只有2万多人，成立大会还是放在文化广场召开，效果会更好。大家都同意。

11月9日下午2点，“工总司”成立大会在陕西南路的文化广场举行。大会主席团成员原来有戴祖祥，还有陈阿大，但被负责主席团成员政审的“上海红卫兵炮打司令部兵团”（简称“炮司”）刷下来了。负责审查他们的是“炮司”的江必雄，戴、陈二人的政治审查都没通过。

戴祖祥曾是何香凝的学生，专画狮子，有一定的艺术功底，是上海第三钢铁厂的美工，当时年龄三十多岁。 “工总司”的公章以及造反队的袖章设计都出于戴祖祥之手，那第一枚公章是戴祖祥用石膏刻的。戴祖祥的父亲戴天伦在三十年代时期被重庆的国民党通缉抓捕，不得已逃到上海，后与当时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董竹君联手，通过上海警备司令部任司令的女婿杨虎，曾救过上海地下党。但文革中，只要与国民党机构有过关系，都算重大问题。于是戴祖祥的父亲被算作“有严重政历问题”，戴祖祥也就被剥夺了坐主席台的资格。戴祖祥顾全大局，没闹情绪，仍然在主席台前后忙碌，做接待工作。

对陈阿大，江必雄说他的父亲有窝藏黄金之事，也不干净。陈阿大可没有那么好的态度，他说自己父亲冤枉，为自己父亲大吵大闹。

原来，8月下旬红卫兵运动兴起，上海红卫兵也“破四旧”大兴抄家之风。8月23日，上海有一资本家害怕红卫兵抄家，将二斤七两黄金藏到陈阿大的父亲陈七二家里，虽然这个资本家躲过了黄金被没收之事，但不久就东窗事发，陈父被红卫兵以窝藏资本家二斤七两黄金之罪名楸斗游街，黄金后交上海长白新村派出所处理。“炮司”去调查陈阿大的政治状况，街道反映说他父亲“替资本家窝藏黄金”，陈阿大坐主席台的资格也因此被取消。

11月9日这天，“工总司”成立大会因得不到当时上海市委领导的支持，在文化广场开会的几万人就游行要求市领导曹荻秋接见。但曹荻秋没有露面。于是，大家说要去北京告状。一帮人冲向北火车站，戴祖祥乘上11月10日凌晨第一列火车，中途在南京被截留。后来这一行人成立了“工总司北上返沪一兵团”（简称“一兵团”），戴祖祥担任了“一兵团”的“司令”。潘国平奉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指示，专程前往南京，将“北上返沪一兵团”劝回上海，因此，戴司令在上海出了名，也为戴祖祥在“11.9”大会被赶下主席台挽回了很大影响。戴祖祥他们回上海后，曹荻秋和张春桥在红都剧场（百乐门）接见他们，曹荻秋称呼戴祖祥是“同乡”，张春桥则在旁阴阳怪气地说；“同乡不同路哦。”与此同时，还有在“安亭事件”中步行北上的一帮人，成立了“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简称“二兵团”），上海纸浆厂工人耿金章是“司令”。

就在戴祖祥带了一部分人北上的同时，还有4000多人在北站也上了一列火车，在上海的安亭火车站被截留，他们便拦截火车，由此造成轰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安亭现场没有陈阿大，他早已回自己工作的上海良工阀门厂上班去了。当时有人问陈阿大，良工阀门厂这么多造反派都在安亭，你怎么却在厂里干活？陈阿大回答说，在厂里干活，总比在安亭做反革命要好！怪不得我那时和“工总司”的人在安亭的几天里一直见不到陈阿大的影子。但当11月13日，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与“工总司”签订了“五条”，表明支持“工总司”后，陈阿大又悄悄地回到了“工总司”总部，成为负责工总司总务的领导。

陈阿大出生于1942年5月，祖籍浙江绍兴。父亲陈七二育有一对双胞胎儿子，陈七二为先出生的儿子取名阿大，即陈阿大；后出生的取名阿二，即陈阿二。他们全家都与数字有缘，父子三人的取名都是数字组成，叫起来也真是有趣。一说陈阿大父亲在阴历七月初二出生，就叫陈七二，另一说是陈阿大父亲出生时重量是七斤二两，所以叫陈七二。再有陈七二“窝藏”二斤七两（黄金），数字仿佛串起了个怪圈，真是凑巧。

虽然陈阿大父亲被红卫兵和当地群众楸斗，但当时杨浦公安分局长白新村派出所认为陈七二是一位老工人，属于一时不明白文革大形势，所以没有做出什么处理，仅做了备案记录，说待后处理。而陈阿大却心怀不满，认为派出所办事不公，一直耿耿于怀，铭记在心，说要搞个明白，为自己正名。

陈阿大当上“工总司”头头之后，一天，来找我丁德发，要我帮忙代表良工阀门厂保卫科长去长白新村派出所，交涉其父“窝藏二斤七两黄金”之事。我先到陈阿大家中了解情况，陈七二本人、陈阿大母亲、陈阿大的弟弟和妹妹向我讲了所谓“黄金窝藏”前因后果。再由我陪同陈阿大去了长白新村派出所。陈阿大一脸怒气，一定要派出所所长亲自出面解决问题，要所长向陈七二当面赔礼道歉。这时，派出所所长向我解释，陈阿大父亲陈七二窝藏二斤七两黄金确有其事。但事发时他这个所长还没在长白新村派出所工作。这件事要与具体经办人联系了解。

陈阿大非要当场解决。我怕陈阿大闹得太过分，只好打电话把“工总司”头头黄金海叫来劝说陈阿大。黄金海来了，但是劝说无效，陈阿大仍然发疯似地大吵大闹。不得已，我又把杨浦公安分局办公室主任朱朝汉请来，再做陈阿大工作。朱朝汉是老公安，与王洪文也非常熟悉。陈阿大见到朱朝汉，以为朱朝汉是来帮自己的，更加气壮如牛，不停地谩骂。我们三个人一直耐心劝陈阿大，还将王洪文的意见告诉他，说不要太过份了。陈阿大才无奈地表示接受，不过还是将手指着派出所所长，愤愤地说：此事还没有结束，我以后还要找你们算账！

谁都没有想到，陈阿大以后会“平步青云”，在张春桥、王洪文的庇护下入了党，还当了党的“九大”和“十大”代表；在张春桥、王洪文的纵容下，在文革动乱时期，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陈阿大，哪里就有“陈表态”，这是市民对陈阿大喜欢乱表态的调侃。

1967年5月17日，上海普陀区发生“武宁路桥事件”，几千人静坐一星期，要求公安局释放造反派头头张宛卿、巩桂堂。同日中午，在上海延安西路33号海格大楼，陈阿大召集造反队开会，读毛主席语录时，将原话“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故意读成“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工人造反队”，然后又说，我就是工人造反队！

1967年2月25日，王洪文在上海乌鲁木齐北路456号静安区工人文化宫召集“工总司”总部会议，搞了一场“宫廷政变”，抓了“工总司”常委范佐栋。陈阿大原来是紧跟范佐栋的，经常和范作栋一起吃住，关系很不一般。但王洪文抓了范佐栋，陈阿大马上表态，倒向王洪文，表示一切听王洪文的，坚决支持王洪文，深得王洪文的好感。

在“工总司”为庆祝成立半周年召开的“5.9”大会的后几天，上海市区有六个地方张贴了“新工总司宣言书”，内容直指王洪文与上海工总司“五子登科”（房子、妻子、儿子、车子、票子），意思就是“工总司”不为工人办事，只谋私利。“新工总司宣言书”的出现，立即在上海工人造反队队伍中引起激烈反响。“工总司”总部在全市捕风捉影，到处捉拿“新工总司”成员，矛头直指曾经是“一兵团”司令的戴祖祥、“二兵团”司令的耿金章；还怀疑曾被王洪文关进监狱后出狱不久的范佐栋。怀疑“新工总司”是以这些人为主发起的。吓得他们赶紧登报声明自己与“新工总司”无关。王洪文还是非常不放心，派我去卧范佐栋的底，了解他们的动向。结果弄假成真，我莫名其妙地被诬陷为“新工总司”的策划者。此后王洪文也不择手段地对我进行迫害，将我工作单位的革委会和造反队颠覆掉。

张春桥在1967年6月3日的文化广场大会上表态，坚决支持“工总司”，反对“新工总司”。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表态引起轩然大波，几乎所有“工总司”所属组织都在全市极力寻找“新工总司”的踪迹和线索，以砸烂“新工总司”为借口，大搞“打、砸、抢”活动，陈阿大成了此造反派内部争斗活动的积极者！

1967年9月1日下午，上海机电一局176家大型单位从全市各地区出发，用几百辆大卡车载着3万多人涌向上海闵行地区，参加“工总司机电一局联络站”主要负责人黄胜亮在上海汽轮机厂大草坪上举行的砸烂“新工总司”的誓师大会，把对立派组织“上海汽轮机厂井冈山”成员吕林福和“上海锅炉厂联纵”成员韩启等人捆绑起来，当场示众。严刑逼供，让吕、韩等人在他们预先准备好的认罪书上签字画押，承认自己是“新工总司”领导成员。在大会上，陈阿大代表“工总司”讲话，说：我只用一个小指头，不需要用大拇指，可以把他们统统打倒。参加大会人员热烈鼓掌，呼喊口号，让陈阿大得意万分。陈阿大还煞有介事地点了我的名，说我是“新工总司”常委，代号“老K”——完全是莫须有。

会后陈阿大的讲话在上海主要马路大量张贴，许多单位的造反队员被打成“新工总司”成员，他们到外滩“工总司”总部申诉告状，我当时在总部办公室办公，他们看到我坐在那里惊奇不已，以为我也被抓了！

为举办“打、砸、抢”誓师大会不遗余力的黄胜亮，后来因滥用职权，不听指挥，被王洪文送进了拘留所。我曾看到黄胜亮的家属跪在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室门口，哭着哀求王洪文释放黄胜亮。

而在此大会前的8月1日晚上，王洪文、陈阿大等人就已把原《工人造反报》创办人之一董兴茂、轻工业局王兆良送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最终审查了六个月。范佐栋等闻风逃到北京，后来范佐栋还是没有逃过王洪文对他的迫害，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交原单位群众“监督改造”。显然，王洪文、陈阿大整所谓的“新工总司”是蓄谋已久的阴谋。

陈阿大在造反前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普通工人，负责保管厂区消防器材，当了三年养猪兵，但一直不能入党。我们几个造反早的工厂大多在上海杨浦区，文革初期各厂开辩论会，各厂战斗队相互支持串联，所以我1966年文革刚开始就与陈阿大相识。陈阿大中等身材，身体微胖，圆型脸，皮肤白皙，喜欢抽烟，平时话不多，却爱在会上抢出风头，表现自己，一遇辩论会就滔滔不绝，但是讲话非常随意，东扯西拉，毫无逻辑性，

1971上半年清查“5.16”分子运动中，有一个被审查人员在上海26路电车上见到陈阿大，就像遇见救星，希望陈阿大帮他还个清白。陈阿大不声不响，当车开到常熟路华亭路站，陈阿大急忙下车，那人不知就里也紧随下车跟着陈阿大，只见陈阿大急忙走向马路对面的徐汇公安分局，到了大门口立即向警卫讲，我是陈阿大，有人跟踪我，你们把他扣下来查一查。这个人也真不走运，刚从“5.16”审查室出来，一会儿又被关进了公安局。

陈阿大曾是“工总司”的一个呼风唤雨、位高权重的重要人物，上海市民无一个不知晓，无一个不记得他，送给他“武斗猛将”、“陈表态”、“五虎将”的称号，更有甚者，他差一点就当上了“四人帮”的重臣。

但人一生总会有个交代。陈阿大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也走向末路，被司法机关判处有期徒刑16年。刑满释放后，回到原单位不久就退休了。老年生活没有了往年的威风和跋扈张扬。我有几次在上海恒丰路大洋桥附近看到陈阿大，他在地摊上淘旧货和便宜货，还讨价还价；听说他发给别人的名片上印有某公司高级顾问的头衔，在大连西路一家公司推销美国技术的饮水机，有时还做些工程中介生意。

陈阿大与我有一次时间很短、但非常有趣的对话，那是在2004年春节后的一次路上相遇。我们互相作了问候，他突然非常感慨地对我说起了王洪文和徐景贤。陈阿大说，老王（指王洪文）够朋友，讲义气，就是耳朵皮太软；讲到徐景贤，陈阿大说他这个人门槛精，太刁滑，我现在从来不和徐景贤来往。只是王洪文和徐景贤不知道陈阿大对他们的评价。在2004年陈阿大去世的“告别会”上，徐景贤还托人送上了人民币101元，反映了徐景贤人情味的一面。

作者是上海文革的亲历者，上海“工总司”最初成员和创始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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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提笔写这段纪念文字时,我料想人们已不大会记得她了。不是因为她平凡，更不是因为她不起眼，她曾经在上海的一家中型造船厂引起过轰动：文革前，她从华中工学院本科毕业后分配到船厂，文革开始不久就成了全厂闻名的在精神病院挂过号的精神病患者。1975年,她年约三十四岁，在厂单身宿舍自己的双层床床架上自缢,足尖才离地几公分。

她走了，如同轻烟一样飘散了。人们除了在闲聊中作为扯咸扯淡的佐料嚼起她以外，她很快被人们遗忘了。但我忘不了她。我与她在同一个生产班组一起工作了三年，她的寝室就在我的寝室隔壁。她离开人世的那天，我正巧没在宿舍里住，没有见上她最后一面。

她是广东籍人，身材中等偏矮，但很结实，脸盘带有些广东人的特征，颧骨略高，眼睛微凹，头发干干黄黄的，从脑门到头顶心的短发用一根橡皮筋扎起，那是那个年代从小女孩到女大学生普遍都梳理的发式。虽然是个女性，她的衣着不带性别色彩：一年四季，两条工装裤轮番穿——工装裤是机械加工工人的劳防用品；她夏天上着纯白或浅蓝的短袖衬衣，春秋两季是蓝或灰的卡其布外套，冬天外罩蓝卡其翻领短棉大衣。脚上终年蹬双草绿色的解放鞋，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咚咚”有声。

1968年冬我刚进厂，头几天里，我曾喊过她“关师傅”。那时我还是个不满十六岁的小丫头，除了不对“牛鬼蛇神”、不对批判对象和同年进厂的人喊“师傅”，任谁我都叫得甜甜的。但很快，我就对她直呼其名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尊她为“师傅”。我迅速知道了有关她的传闻逸事：知道了她是四清时分配来厂的大学生、知道她“出身不好”、知道她有着“海外关系”——那个时代人们像避瘟神一样避之不及的“反动社会关系”，还知道她患有“精神病”，并知道她病也病得与人家不一样——精神病分文疯、武疯，可她都不是，她属于精神病的另类——无论是不是在发病期间，“左”，是她日常行为的主调——是不是可叫“左疯”？

1966年，如火如荼的文革刚开始，她的香港亲戚给她寄了一把缩折伞。那时大陆压根儿还没见过这新鲜玩艺，她拿了伞如坐芒刺上，转瞬就送到旧货店去，旧货店店员因没见识过估不了价，她扔下句：“我不要了！”就逃也似地走了。

1967年，因为她已经有了与常人明显有异的表现，厂里曾派人带她上精神病院检查，这当然是瞒着她的，骗她说是到普通医院做常规检查。走近医院，门口赫然挂着的“上海市精神病医院”的大牌子把陪同她的人吓坏了，就想方设法去引开她的视线，她却指着高高挂在医院大门门楣上的横幅，颇为赞许地说：“不错！这个地方不错，你看，上面写得多好！”陪同的人抬头一看，横幅上写的是“誓把精神病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而她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个每天都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典型。

过来人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每次“最新最高指示”发表都是大事情，除了敲锣打鼓“欢庆”，无论多晚都要组织起来学习。每次学习“最新最高指示”，她总是抢先在小组会上发表感想，每次发言都离不开要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要自觉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之类的表态，事实上，她除了与妹妹还有联系，与其他家庭成员的确一刀两断，早已没有来往，包括与她的父亲（她母亲早已去世）。

关碧红对带她的女师傅是很尊重的，虽然这个师傅只比她大两岁。平时，师傅对她也挺关心。但一到吃饭时间，她师傅总是要躲开她。“只要与我一起吃饭，那么，我买1角5分的菜，她就只买1角的，我买1角的，她就只买5分的，我买5分的，她干脆就喝免费的汤！还说是‘我的生活水准不能超过工人师傅’。你说，与她一起吃饭我有多别扭！”她师傅对我这么说。

关碧红是个共青团员。论到一个普通团员、一个普通青年对文革的关心、参与，那她是当之无愧的积极分子。我们这个厂是“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在“一月风暴”中的重要“革命据点”，厂里揪出的“阶级敌人”也特别多。我们轮机车间是全厂平均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车间，根据“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逻辑，我们车间的“阶级敌人”、“批判对象”自然也最多。500多人的车间有三、四十个小组，每个小组至少也摊得到一个“靶子”。我们小组才十几个人，就供着三个“活靶子”，一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个是“坏分子”，一个是“阶级异己分子”。

因为“靶子”多，所以三天两头开批判会是寻常事。关碧红参加批判会是很认真的，不仅准备了批判稿，还带上纸和笔，以备记录其他人的精彩发言和被批判者的“反扑言论”。如果是小组开批判会，她就主动搬椅搬凳，搞些写标语等环境布置工作，有时也做做会议记录。开批判会是在与阶级敌人“刺刀见红”，与会者必须对敌人满怀阶级仇恨。我们这些刚进厂的青年人从小接受的是阶级斗争教育，“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类语录我们早就倒背如流，要让我们对那些几天前、几个月前根本不认识的敌人“满怀仇恨”是不困难的，就像对美帝苏修满怀仇恨一样不困难。关碧红与我们一样，对此没有困难。但应该承认，她比我们恨得还要真。虽然轮到她批判时，谁都会感觉到那些批判对象对她的不屑一顾，然而，她是认真对待敌人的。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在挨批判中“狡辩”，她从座位上一下站起来高声反驳，声音激动得发颤，握着《毛主席语录》的手都在微微发抖。但她再愤怒也就限于口诛笔伐，与牛鬼蛇神从不肢体接触，并还劝告他人“要文斗，不要武斗”，当然，谁也不会听她劝的。

她干活很拼命。文革开始后下放在我们车床小组当一名车工，技术不高但热情很高。她总喜欢把车头转速打到最高，进刀速度也扳到最快，这样一来，铁屑要么呈扁扁的条状窜泻而出，要么像爆豆似地崩裂开来，走过她的车床旁谁都得躲让着。她自己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一会儿手让带状铁屑划了个长长的口子，一会儿脸上脖子上让爆溅的铁屑烫起黄豆大的水泡，但她一点也不心疼自己。上班时间是七点一刻，她六点就开起了机床，中午有半个小时吃饭带午休时间，她从不午休，总是三口两口把饭扒拉完了赶紧干活。由于给自己订下伙食费决不能超过师傅的规矩，所以也就没有了啃排骨挑鱼刺的费劲事。她这样拼命，在常人看来都是“不正常”、“有毛病”的表现，我心里纳闷：确诊了有精神病，怎么还让她干车床活？不怕出人命？

记得有个四、五十岁的老师傅曾经费力地拣她听得进的词语开导过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要为革命工作一辈子呢。身体不是我们自己的，是党的，人民的。列宁说过，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革命是长长远远的事情，你要为革命而劳逸结合，适当休息是为了更好地革命。”她被感动了，就停止了操作，诚恳地回答：“我的身上有剥削阶级家庭的烙印，我只有在劳动中脱胎换骨改造自己，我不做白吃白喝劳动人民血汗的寄生虫。我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毛主席说过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要自觉改造自己，就不能怕苦，就要自找苦吃。再说，比起长征，我这根本不算吃苦。”说完，一推操纵杆，车头又快速旋转了，她一把拖过C620车床的尾架，用大扳手拧紧了尾架和导轨的连接螺栓，然后双手用力转动尾架轮子，把近40毫米粗的麻花钻直直地支进工件里。焦蓝色筷子粗的铁屑沿着麻花槽扭曲着挤出来，冷却剂喷泻在钻头和铁屑上，发出“兹啦啦”的爆响。

劝她的工人师傅还能说什么？她说得都对，非常对，非常非常的对。她说的，甚至那个老师傅说的，都是每天的报纸每天的广播反反复复在说的，能不对么？

而如果说她这么做是做作，那么，那年头除了“牛鬼蛇神”是被迫早6点进厂晚6点出厂长达5年之久外，换个人谁能连续几年这样地干活（当然今天这样干活的人多了，不过这是为了“经济”而不是为了“政治”，不一样）？她毕竟和我们一样，不是铁打的，也是骨肉做的。

在我的印象中，她也有与正常人一样活泼的时候。对此，我记忆更为深刻。

一天，我与她一起从厂区的篮球场边走过。一个篮球正砸向我们。我下意识地躲开，她却伸手揽过球，边拍打边紧跑起来，球随人走，三下两下就把球送进了篮筐。她对此举颇有些自得，转身“呵呵”地轻笑一声，那笑容很是灿烂！

在厂区游泳池里，我也见过这样的笑容。她穿着深色的泳装，赤裸着圆浑结实的臂、圆浑结实的腿，带有一种野性的美，但不是那种肆无忌惮的野性。她啪嗒着光脚板，轻轻松松走进水里。水中的她比鱼还鲜活——仰泳、自由泳、蛙泳交替着，在50米的标准泳池里来回穿梭。她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一种无忧无虑很纯真的笑容，一种平时根本看不到的笑容。

她也喜欢哼哼歌曲。音色优美虽然谈不上，但唱歌不跑调。她哼唱歌曲时，那黄黄的脸会泛起润泽的光，使她挺普通的长相也平添了些许动人之处——毕竟，她还很年轻！

那时，全国男女老少都在学跳“忠字舞”，“忠字舞”需要突出“忠”字，“忠”字当头，跳不好没关系，但不能不跳，跳不跳是对伟大领袖忠不忠的大是大非问题，“牛鬼蛇神”还没资格跳呢！当然即使跳不好，也没人敢嘲笑，如果谁敢嘲笑，跳完舞就要声讨其对伟大领袖的不敬不忠了。

我们是把车间里供500人开会的会场清理出来跳“忠字舞”的。领袖像下贴有一张大大的剪纸红“忠”字，那个“心”字的上面一点剪成了心的形状。那个时代娱乐活动很少，能在上班时间不劳动而名正言顺跳舞，我是当成玩一样跳得很起劲的，我认为，好多年轻人也都是抱着与我一样的想法在跳、在玩。但关碧红不一样，她是仰望着领袖的像在跳，仰望着红“忠”字在跳。虽然她跳舞不像游泳、打球那样自如，舞姿显得笨拙，动作也合不上音乐节拍，但她跳得很虔诚！当配“忠字舞”的歌曲声响起（其实先有这个歌曲，而后才有“忠字舞”），关碧红边舞边轻声跟唱：“……您是灿烂的太阳，我们像葵花，在您的阳光下幸福地开放。您是光辉的北斗，我们是群星，紧紧地围绕在您的身旁……”她笑容满面，像受到领袖接见的红卫兵那样笑得幸福。

她真正发病时的状况，我亲眼见过两回。她发病都是有“大背景”的，都是与国家大事有关，与政治形势有关。

七十年代前期，中国的政治舞台风云突变，电台反复播放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五首抗日歌曲，我们都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揣摸着形势。那天，我刚走上宿舍楼梯，就听见头顶上方响起慷慨激昂的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是她，是关碧红！只见她双眼布满血丝，挥动右拳高呼着口号，身板挺得直直地从楼梯上走下来，那情景，简直是电影中抗日志士赴刑场的镜头再现。我倒退两步，怔怔地看着她，可她根本就不看我，目不斜视朝宿舍门外走去，朝马路走去，进行她一个人的示威游行。

还有一次，是“副统帅”在温都尔汗栽了。消息被证实是千真万确之后，就见到她挥着一把竹丝大笤帚，用力地扫着车间门口的水泥地面。她的脸部肌肉在微微痉挛，瞪圆了双眼，眼中竟然闪着凶光！她边扫边狠命地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声音嘶哑了，还在喊着……

关于她的病因，人们有好多传说，然而，我不相信任何一种传说。对于一个失去申辩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人们可以把任何一种污蔑、诬陷和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编成故事，假作真时真亦假，我从不去追究她得病的根源。我只是觉得：她太轻信了，她太当真了。可惜，三叉戟坠地声没能使她震醒，她反倒更中邪了。

以后，她终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过了些日子，听说她病治好了。有一天，她在宿舍的走廊上与我友好地打招呼，我仔细地打量了她：眼神很温顺，神态很真挚，很诚恳，说话声音也很平和；还是那身蓝布衣裤，脚下换了双浅口黑布鞋，白色卡普龙丝袜。她模样变得很文静，举止变得很安稳。我的心底却莫名地涌上一丝悲哀：关碧红，你如果真的清醒了，也许你就活不了多久了！

她被我料中了！关碧红静悄悄地养了一年多的病，这一年多时间里，她安静得让周围已经感觉不到有她的存在。她的病是真的治愈了，而她的命也离被断送不远了……

那天她告诉我，她从未丧失意识，只不过是控制不住自己。也就是说，她清楚自己在病中说什么，干什么。这样的话，她羞于活在人世、懒于活在人世就不难理解了。当年，不能自控的她曾令人哭笑不得，如今，这令人哭笑不得的她又逼得清醒后的她活不下去……

她死的那天，与她同寝室居住的一个大学生恶狠狠地诅咒她：“她死了也要被人骂，做人要做到这样坏，竟会死在大家要住的地方……”

她走了以后，她的父亲和妹妹从广州来到上海，为她料理后事。我与她妹妹原先见过面，但并没见过他父亲。她父亲来到宿舍清点她的遗物时，我在边上细细地观察着他：一个近六十岁的人，中等身材，偏瘦，带着老花镜，一手拿纸，一手握笔，正在无言地清点记录女儿的遗产，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而这个女儿，已经有十多年与这个当父亲的没有任何联系、已经有十多年把父亲当成不共戴天的敌人。等到父亲再见到女儿时，女儿已是一具尸首……老实说，我观察她父亲，是出于好奇。我想看看导致关碧红有如此沉重负罪感的根源——她的“剥削阶级父亲”到底是何等模样！

她妹妹在我身边站着，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你父亲……他好吗？”“唉！她这是何必！”她妹妹很聪明，她明白了我这句问话的全部含义，小声回答，“我们爷爷是个小土地出租者，我们父亲不过是个小职员，他一直自食其力，也吃了很多苦！”我轻吸了一口气，无语。

“本来，我已经在做准备，把她接到我家里去，由我来照顾她——她已经不可能结婚了，你想，谁会爱她呀！”她妹妹说着，眼圈红了。

在有关关碧红病因的种种传闻中，有几条就是说她是因失恋得的病。一说是她爱上了四清工作队长，而人家是有妇之夫。一说是她谈了个大学生对象，人家嫌她出身不好……我曾经因为讨厌这种种传闻与人争执。那时我还少不更事，思维方式也是“左”得可以，我觉得关碧红已经满可怜了，人们怎么还这么编排她呢？她“左”既然不假，那么，这么“左”的人怎么可能去爱有妇之夫呢？那不是道德败坏吗？她是绝对不可能道德败坏的！还有，这么“革命”的人怎么会考虑“个人问题”呢？——当年强调的是“突出革命”、“突出政治”，类似“恋爱”、“爱情”、“婚姻”一类字眼在大众场合是约定俗成不大提的，特别是“爱情”这类词汇，因为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而被排斥出“革命人”的言语词典，到了非说这些字眼不可的时候，就用“个人问题”代替。所以，那个时代凡提到“个人问题”四个字，就是指“恋爱”、“婚姻”。某人没有结婚，就说某人“个人问题没有解决”。某人还没有恋爱，就说某人 “还没有考虑个人问题”……

随着时间流逝，我年龄渐长，现在的我却是越来越希望关碧红能真的谈过恋爱，曾经被人爱过。即使没人爱过她，也希望她能爱过别人，哪怕是单相思呢！不是有首歌吗？“投入地爱一次忘了自己”，女人能投入地爱一次、能忘我地爱一次，那么，不一定要有爱的结果，甚至不一定要奢求对方也同样付出爱，也就差强人意地算是尝到过幸福的滋味了！关碧红，你尝到过……不，就算是舔吧，你舔到过幸福吗？我多么希望你能舔过一下啊！

离关碧红去世二十多年后的一天夜里，我竟然梦见了她！我梦见她穿着一套剪裁合体的藏蓝色西服，毛衣是鲜红色的，足登黑色中跟皮鞋，臂挽一个精巧的手袋；她烫了卷发，嘴上还抹了口红！她依稀是站在一个豪华大酒店的大堂中央，在一片水晶灯的光芒下，灿烂地笑着！我想喊她的名字——关碧红，可是我喊出声的，竟然是“郭——凤——莲”！

不错，我梦到的关碧红的装束，正是昔日大寨“铁姑娘”郭凤莲50岁左右时的装束，电视台播放过的。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革命标杆郭凤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折腾，那是因为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管她经历了怎样的折腾，她是活下来了。

可以忘掉关碧红。也可以忘掉文革，忘掉苦难，忘掉荒唐。不就是最多被说声“没有记性”吗？如果没有记性能使我们更快活，为什么要有记性？但有一天，我发觉我们的孩子在挖掘我们记性的空白、这一段历史记忆的空白。关于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到目前为止，他们所知道的不过是领袖接见红卫兵的断断续续的电影片段，至多加上《芙蓉镇》中几个镜头和在他们听来莫名其妙的“七八年再来一次”的台词。但他们却因此而恍然大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呀！你们这一代人，老戆老戆的！”于是我们和我们的上一代就随声附和：“是呀，我们当时都是老戆老戆的。”行了，整整三代人对文革的记忆，就是六十年代有着“老戆老戆”的国民，发生了“老戆老戆”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我们能就此思索下去，当时的我们为什么会“老戆老戆”？那么，效果也不差。可我们思索了没有？

现在，上面两代人都自以为变得聪明了，第三代人从来都自以为要比所有的前人聪明。

我们真的变聪明了吗？我们对自己的聪明这样自信吗？会不会有一天，我们聪明反被聪明误呢？会不会有一天，历史来考问我们的聪明、未来发生的一切来考问我们的聪明呢？

所以，我要这样认真地写一个小人物，不怕人家说这样的人物不值得写。

有朋友说，这个人物没有典型意义。是的，当时除了吃奶的娃娃外全民族都参与了文化大革命，而因此变成精神病的怕还不到万分之一。但是，我要描述的关碧红，不是祥林嫂、阿Q这样的典型人物，而是类似祥林嫂的婆婆、同意让祥林嫂捐门槛的庙祝、未庄的地保和揪阿Q辫子的闲人们这样一些小而又小的人物。写典型人物我力不从心。但我相信，那个年代的典型人物总有一天会被文学家贡献出来。而我，作为文革全过程的参与者、1966年时年龄最小的红卫兵之一，只是想告诉我们的后代，与典型人物同时登台活跃过的，还有这样一些小人物、小小人物……

文革时不满十四岁的我，如今已年过半百。对于我们这代人和我们的上代人、上上代人为什么会“老戆老戆”，也许靠我们这一代的智慧还不能够回答，那么，就把我们的戆态戆样详细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我们这一代人把各别的、零星的、支离破碎但不失真实的回忆都记载下来，我们就是在把一个立体的、生动的、全视野的文化大革命场景呈现给我们的后代，他们会把这份记录当成最宝贵的财富传承下去。我们的后代肯定比我们智慧，他们一定会据此总结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那几代人为什么会“老戆老戆”的答案。他们会为我们总结，为中华民族总结。但“记录”这件事情，只能由我们来做，没人能替代我们。

总结文革，将功德无量；记录文革，记录文革中的芸芸众生，同样功德无量。

文革中我们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记录文革，真到了“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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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作者文革时是上海的中学生，在那“书写反动日记”可判处死刑的年代，他作为一个“黑五类”（父亲是 “右派”）的“狗崽子”，坚持悄悄地记了这些日记。他在为公开发表这些日记所写的代序中说，他把日记当成了“回避现实、躲藏心灵的好地方。在这儿，可以倾诉委屈，舔拭伤痕，放飞心情，舒展蜷缩的灵魂”。尽管有亲友的劝阻，有现实的威胁，“但当时，倾诉心灵的强烈渴望是那么的难忍……于是在我的日记里，出现了一种惊弓之鸟的怪异心态：一旦在日记里流露出消极的小资情调，就会马上警觉地谴责一下自己；一旦在日记里说了‘大好形势’的不是，就会马上‘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一下、批判一下。”作者从他当年十六本原始日记中摘选出一些整理出来交给“民间历史”网站发表。本刊从中节选了部分内容。

每天都有天翻地覆、地动山摇、砸个“稀巴烂”的亢奋。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一个声势极其浩大而又尖锐复杂的阶段，它已完全渗透到上海的每一个角落，连里弄的阿姨妈妈也充分发动起来了。同时，武斗也已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听说西安、长沙、兰州已发生好几起流血惨案。“流血惨案”，那是说“五卅”，历史教科书上的，新社会，没见过、没听说过。对于一些首长的报告，各学校的传言出入很大，辨不清真伪。

在这样纷乱的形势下，要想搞好这次文化大革命确实非常之难。这个星期以来，班级里的争论天天不断。

学校各班级的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我班那些人的主张是“红卫兵是‘红五类’的阶级组织。狗崽子想参加？没门！”

关于成立班级文化革命小组的事，吵来吵去，今天总算初步达成一致：小组成员的主体，必须是“红五类”，同时，也适当吸收少数其他劳动者、职员、小业主出身的同学，以便形成“统一战线”。

这是当前运动的主要倾向，而且是有很大势力的倾向。不过，我总认为这与中央“十六条”的精神是不符的。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并不希望革命群众成立什么“阶级内部的组织”，因为这不利于最广大地团结人民。红卫兵也好，文化革命小组也好，只要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左派就好。家庭出身反动的人，也可以成为革命左派吧，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朱总司令、周总理、陈毅市长、陈赓大将……

必须牢记：一切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充分发动群众，相信群众。

今天听了曹荻秋关于文化革命的报告录音，明天将讨论这个报告。

今天班级又通过了一项决议：文化革命小组必须由“红五类”组成，这虽然与十六条精神不符，但这种倾向已遍及全国，势不可挡了。当然这样一来，我这个文化革命筹备小组（简称“文筹”）成员也该寿终正寝下台了。

先是班主任“靠边站”，革命学生自己“闹革命”；再是废除了“班委会”这“御用工具”。同学们民主选举新生事物——“文化革命筹备小组”，不知怎么的，糊里糊涂把我选上了。或许是大多数同学还不知我是右派的儿子、地主的孙子？或许是我平时不大响，给人留下了“待人蔼然”的好印象；下乡“三秋”劳动时，分红薯不与同学争多论少，总留在最后拿最小或煮僵掉的；或许是上次语文王老师课堂上说了一句“十年寒窗，一鸣惊人”，被方正华揪住小辫子：鼓吹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写文章在黑板报上掀起批判。我写了一篇文章强词夺理，替王老师辩解：为革命“十年寒窗，一鸣惊人”有什么错！

大辩论，要么是唾沫星子横飞，吵得一蹋糊涂，要么就是处于一种僵持状态，死寂一片。大辩论的结果也是： “通过决议”——“推翻决议”——再通过——再推翻——以至无穷。这都是“文筹”五位成员内部的互不体谅、私心杂念、不团结造成的。

今天的辩论，车轱轳又转回前天去了：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应该是：“革命左派”，而不一定是“红五类”（当然“红五类”中的大多数是革命左派）。预计明天又将有一场唾沫的恶战。

昨天没去学校（没人管我们了）。下午去看了一场电影《粮食》。

昨黄昏，薛将进、谢春龙（“文筹”成员）到我家，未遇。晚上，薛又来了，一起到李真明家。李谈了到复旦看大字报的一些见闻。之后大家又谈到在文化革命中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的问题。

李、薛说，现在同学中有一个普遍的认为，“范国伟讲话总是缩手缩脚的，许多重要的话没讲出来就中途戛然而止了。而这些重要的话，对于你来说是深思熟虑的。”

我思忖着，同学们有这种“认为”，并不是件好事，画外音是，我的私心杂念——反动的家庭出身包袱在作怪。

我说，“我并没有缩手缩脚，我觉得我们同学中往往有‘宁左勿右’的思想，当然这种思想已有了很大的势力、规模，我不否认本人也有。这种‘宁左勿右’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形左实右’的思想。可是，我们‘文筹’的责任是搞好班级的文化大革命，当我看到大家 ‘左’得太不像样的时候，不得不拉回一把。”

地、富、反、坏、右，及在运动中被揭出问题者之家庭，都是红卫兵行使职权——抄家的对象。我家也在此列……

“黑五类”完全被“红五类”踩在脚下，这自然是对的。可他们的子女亦如此！这就不一定对了。这种压抑、郁闷无从诉说……在这样的“红色恐怖”下，我不禁幻想，快快离开这环境，这家庭，这城市，到新疆去，到外地去。走自己的路。

前晚，随我班红卫兵抄了王善明的家，王是我们高一的数学老师，资本家出身。红卫兵抄家仗的是人多势众，有维护现场秩序的，有实施抄家革命行动的。我是维护现场秩序的；实施抄家革命行动还不够格（众所周知的原因）。抄家时，红卫兵先叫王善明的老婆站立在一只高凳上，说她娇滴滴的该接受革命锻炼。后来有人在王善明家的杂七杂八的抽屉里发现了一颗子弹壳，红卫兵朱卫东说，有子弹壳，就有手枪，交出来！“我们哪来手枪？”急得他老婆站不住了从高凳上倒下来，幸好被王善明眼疾手快一把抱住，才没出事。

抄家回来，经过薛将进家，发现他门口被贴了不少大字报。刚才薛来，也未提及此事，我更不便问。

最近上海来了不少北京的串联学生，曰，帮助你们搞文化大革命，好大口气：我们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了，上海太平静，你们上海市委已经烂掉了！他们竟敢公开在市委召开的大会上捣乱，指着曹市长的鼻子骂：你胡说八道！“碰到不革命的就骂，反革命的就打”。在上海的影响很不好，尽管这只是北京学生中一小部分人的所为。

选出了8名赴京串联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的同学，清一色的红五类。说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

完了凌晨2点又到外滩去听辩论会。花坛旁的台阶上，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几个北京红卫兵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表“红色恐怖万岁”的观点，不时的有人拔直喉咙高声打断，表示反对。一个夹着人造革书包的青年发言很引人注意，好一个能言善辩！句句说在我心里，让我一阵一阵通电般的抖。他说：我们应该高呼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理由是：首先我们不应当承认施行恐怖政策；其次，阶级敌人为什么会感到恐怖呢？是因为我们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是因为真理在无产阶级这一边，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群众基础，是因为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那些北京红卫兵终于瞠目结舌灰溜溜地走了。人群在他们身后“呕呕”地起哄。

近来，上海市民对北京红卫兵的错误观点及武斗的行径进行了全面的反击，使他们不得不收敛了些不可一世的威风。

李真明被抄家后，其言论变得越来越“左”，他说，文化革命小组代表应该从“红五类”中产生，因为他们觉悟高、立场坚定、阶级感情深厚。我严肃地驳斥了他们貌似正确的谬论，大多数人站在我这一边。

我认为，选举文化革命小组必须按十六条精神办事，按革命左派的标准来衡量。革命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有人在选文革代表的问题上，讨好“红五类”，大肆贩卖其私货，挑起“红五类”与非“红五类”同学的不和，使之产生隔阂、抵触情绪。让“红五类”产生优越感，让非“红五类”产生自卑感，情绪低落。这是不利于革命事业的。

当同学提名我为候选人时，邹光耀高叫，“黑五类”不能当代表！这立刻招致许多同学的反对，争执不休之际，我跑到黑板前擦去了我的名字。此刻全教室一片寂静，为我的举动愣了神。父亲是资产阶级右派，儿子我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左派吗？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天下着大雨，我与薛将进、陈国钟、谢春龙淋着雨，一面谈着今天的事，一面回家。

回家后，知道父亲来信了，听信中口气，他被人斗得很厉害，他叫我们清一下家里的“四旧”交街道红卫兵，讨一张清单收据，寄给他好“交代”。

妈妈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哥又上北京串联了。我想了一想，准备星期五晚上趁夜色叫我班红卫兵陈国钟、薛将进等哥们来抄我家。速战速决，悄悄的，尽量在邻居中减轻影响。

上午与薛、陈、谢在陈家商量选文革代表的对策。回家时买了一本毛选甲种本和二本毛主席语录，寄一本给爸爸。

请人来抄家，颇为不顺，听薛、陈口气，他们顾虑很多，是自己要好的同学，不忍下手。不知对他们是该感激还是埋怨：就是要请自己要好的同学来，指望抄家时落手轻点，手下留情；做个吃相难看点的样子，让我家过关，怎么不明白？！像16号玻璃店老板家遭“毁灭性抄家”，那就惨了！

经过几天的争论，终于完成了“文筹”的使命——选出了“文革”小组成员：卞、钱。两个平时很老实的工人子弟。事实证明我正确：群众完全有觉悟，按“十六条”自觉地选出“红五类”为“文革”小组成员。

我的几次发言，在同学中影响很大，听一些女生说差一点儿要掉泪了。对“红五类”是个启发，对非“红五类”是个安慰。现在谁还敢替非“红五类”说话？虽然我没被选为“文革”成员，可威信大大提高了。

还有一件重大的事要提醒自己：虽然我的发言是正确的、得人心的，但在当前文化大革命“左的倾向”形势空前高涨，对一切进行“矫枉过正”；党的阶级路线被“矫枉过正”为唯成份论的情况下，我要适可而止，谨防意外！

班“文革”小组虽然成立，分裂现象也随即出现。“文革”小组作了第一个决议：今天下午讨论，可“刘英俊战斗小组”却擅自拖了十几个人到某中学串联去了。简直是破坏团结！

前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再一次接见了赴京的革命师生。国华哥在北京已九天，可能也见到了毛主席。

不少党委烂掉了，尤以文化艺术界为甚。团中央也烂掉了。许多报刊杂志停办，全部的旧书店及不合时代的店业，如西宝兴路上的香烛锡箔冥器店都关门大吉了。

昨天，到市中心、市图书馆逛了一逛，目之所及，到处是宣传队，到处是革命歌声，到处是传单，到处是红色的海洋：街道、墙面、橱窗、手捧的宝书、肩背的语录袋……整个城市一派高涨的学习毛著的热潮。

图书馆里倒显得异常的宁静，确实与外面轰轰烈烈的气氛不符。难怪我们正埋头看书报、杂志的时候，一个十七八岁的北京女红卫兵跑进门来造反了。起先，她语调平缓，像在自言自语：“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呢？是反对，讨厌，还是找个安静的世外桃源来躲避一下？”大家不期然地抬起头来，她也随之疾言厉色起来：“这次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是不会让你安静的，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总会有人来触及你的灵魂，使你不得安宁。”有人劈叭摔书起身离桌，以示不满，她脸无愠色，冷笑了一声。此女魄力不可小视。大批不知名的小将成长起来了。

昨天，我们到天马电影制片厂串联，碰巧遇到首都红卫兵正在开批判陈鲤庭、汤晓丹、谢晋、徐昌霖、羽山的斗争会。露天临时搭就的台上，汤晓丹头发花白，谢晋一脸络腮胡子，一身退色蓝卡其中山装。红卫兵挥舞着皮带，声色俱厉，权威们瑟瑟发抖、狼狈不堪。

昨天，本准备到海燕电影制片厂串联、看大字报的。早晨在北站集合的时候，看到一张传单：金华火急！金华城白色恐怖下的学生，遭到了地委挑动的工农群众的围攻和殴打！浙江师院冒险赴沪革命串联队呼吁革命师生赴金华支援！

同学们马上热血沸腾准备到金华，于是，“海燕”不去了，马上与金华赴沪革命串联队联系，又连忙回学校打证明，校党支部不同意，又打电话到市委吵，市委不赞成，又二十个人一起乘车拥到华东局，华东局更干脆：不要去！可我的这帮同学三不罢四不休，非去不可。四个什么沪闵中学的家伙更是在其中挑唆起哄。决定自己买票到松江，到了松江不下车，一直乘到金华。

我是不赞成去的，原因：①中共中央国务院有了通令国庆前暂停一切串联活动；②我经济不济，妈妈不会同意给我钱的；③（我不便说）这帮同学中只有汪玉芳是红卫兵，这怎么行？！臂膀上红袖章都没有的。

于是，我便受到劈头盖脸的嘲讽和攻击。什么“革命的逃兵”、怕到金华被人打，我满不在乎地笑笑，也不作分辩。

今天早晨，到校才知，李、陈、王也不去金华了，我把昨天给我的攻击不轻不重地还给了他们一些。

国华来信，他在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住了近十天，游玩（不，串联）了北大、人大、北京电影制片厂、北海、颐和园、北京动物园、文化部、中宣传部等，真快活！他说，还要到天津、青岛、大连去呢！

许多同学都串联去了。剩下几个人也别想搞什么文化大革命，今天骑自行车到学校一看，连个鬼影都没有，全不来了，这样下去怎么办？大家不管！

晚上七点到北站听街头辩论会。十二点才回家睡觉。辩论会内容：1、关于党的阶级路线问题，2、红色恐怖问题。

去金华的同学来信，托我一事：购买十二个红袖章，印上“真理”战斗队的字样，邮去。到店里问了一下，说红袖章只能印“红卫兵”。没办成，写信给他们如实直说。

说是不许到外地串联，可还是有人千方百计跑出去，上海的外地学生也越来越多。

国华又来信了，他到天津、大连去了一次，又返京了。他准备在北京过国庆，参加与日本青年的友好大联欢并游行。节后，打算往西北跑。他希望我也到北京去。

国庆节，上海实验歌剧院在文化广场演出革命音乐舞蹈剧“椰林怒火”。今天跑去排了二小时的队，买了四张票，一角钱的蹩脚货。第一排的60座62座64座66座，壁角落，斜对着舞台。

父亲是10月1日凌晨12点到上海的。听说他在文化革命中没出什么大问题，还好；从外观看，头发齐整，脸上也无伤痕之类。我们都放心了一点。

早晨邻家的两个女社会青年上安徽黄山落户去了，竟然惊动了整条华昌路。大家都起来送行话别、感叹欷嘘；触景生情，我也不免为自己前途担忧：生活啊，究竟要把年青人带向何方！

上午到学校，与金华回来的同学聊，得知，方伟华、薛将进在金华因“游山玩水”被民兵扣押。详情他们呶嘴眨眼地竭力对我们保密，惹得我们很尴尬，心里不舒服。这很不利于团结。

国华哥来信告知，10月1日凌晨一时十七分在天安门广场他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

班级的文化革命已经瘫痪，去学校无一点事可干。不少同学仍在外地串联。在家看看书、唱唱歌，百无聊赖。

所幸国华前两天寄来不少书，是在北京旧书店买的，有《青春之歌》、《红旗谱》、《山乡巨变》等。“扫四旧”，大量反动的书籍（像《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都被烧了，在批判边缘的都三钿不值俩地卖给了旧书店，国华在那儿捡了便宜。

看了电影《特快列车》，主演卢桂兰，演得真挚、自然、合情理。电影的导、演员表都没有了，据说是为了杜绝演员产生成名成家的思想。

国华从昆明来信，他在桂林玩了三天，下一站准备到新疆。吃饭是凭学生证“记账吃饭”，不用花钱。这更坚定了我出走串联的决心。

今天我们七个人已从学校打好证明：去各地革命串联。目标先定北京，方法：步行至昆山或苏州，再搭火车上北京（上海北站看管很严，上火车没有可能）。

冲破种种阻力和斥难，我们决定明天晨5点正离开上海，开始我平生第一次的旅行、“流浪”。经经风雨，尝尝人生的艰辛，总是有好处的。

临出发前又发生了变故，有人临阵退缩，然我们决心已定。终于在6∶20我们六个人带着简单行李（一人一个小背包），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上午4个小时走了23公里，够累的，到了黄渡车站，陈国钟捂着膝盖喃喃地说，“铰链”坏脱了。为他的幽默，大家咧嘴苦笑了一下，都无话了。准备搭下午4∶00去常州的火车。上去再说。

搭上火车，一路畅通无阻，到达南京。二天的奔波，筋疲力尽，东跌西撞的到了华东水利学院招待所，这其实是个体操房，竟“招待”我们睡在垫子上，脏兮兮的！墙上电钟：凌晨2∶45，我们一合计，干脆到火车站，直达北京！大家一轱轳翻身坐起，拔腿就跑。

此刻，我们正在浦口站候车室的一个角落商量对策，为所向发愁，而瞌睡却魔鬼般地来袭了……

谁能够预料呢？谁又能够相信这是现实呢？——我们竟然这么快就如愿地离开了南京，而此刻乘坐的火车是开往北京的！我们凭什么？就凭两条腿，冲进月台，不管这列车开到哪儿，也不管这列车什么时候开！一蜂窝扒上去再说！这“一蜂窝”少说也有上千人！调度员气急败坏地喊：这列车是上兰州的！我们赖着都不下来，都说要去北京，调度大眼瞪小眼，没办法，只好让它开北京。车厢里那个狂欢乱叫！

一下火车就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人头攒动，来串联的外地学生多极了，耳边听不到慣常熟悉的软侬吴语，听到的是各色离奇古怪不懂的外地话，心里充满了惊异和新奇。

奔波了整个下午还是找不到住宿和就餐处，我们也不着急。晚上我们一边逛马路，一边瞻仰了天安门，顺着长安街，走到北京市委办公大楼。市委大楼，早就被外地学生盘踞，失去了想象中应有的威仪和尊严。我们带着疲惫、背着包，径直上了二楼会议厅。这是个装潢颇为考究的会议厅，枝型大吊灯高悬，灯火通明。听说彭真经常在此主持会议。现今，地毯上、沙发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串联的外地学生。此情此景不由人想到电影《列宁在1918》被布尔什维克攻占的冬宫。

“借光！（一到北京，就学会了这招呼语，透着北方人的豪爽，很管用）挤挤！”

我们找了一块人体排列不甚严密的地儿，躺下，舒展一下筋骨。一个剪短发、很精干的市委机关女干部（她们都成了接待员）跑来和气地问：你们是刚来的吗？请登记一下。我们忙不迭掏出证明和学生证，随即她发给我们每人三天的就餐券和一张市内乘车证。

什么都解决了！我美孜孜地和衣躺在地毯上，环顾四周。人多，被子借不到，可晚上暖气一开，四季如夏。乘车不花钱，吃饭不花钱，虽说饭是籼米，菜是普通的大白菜、萝卜，少有肉星，可我觉得已看见共产主义的曙光了。

我准备好好观光一下北京，然后上重庆、成都、广州、桂林……尽量往远了跑。这样看来，钱带得太少——我只带8元多——应尽量节省。

28日凌晨2点在火车上喜悉：我国导弹核试验成功。车厢里欢呼声沸反盈天，有红卫兵跳上座椅即兴演说，“中国人完全有理由自豪！”

参观了首都动物园、八宝山、革命军事博物馆等，收获很大。市内车况很糟，拥挤不堪。上下班的市民，对串联学生烦透了。几个串联学生可能是他乡遇老乡，叽哩呱啦聊起颐和园。车厢里马上有人大吼：“游山逛水的，滚下去！”接着是七嘴八舌的冷嘲热讽，北京人善挖苦，我是领教了，一只鼎（注：上海方言，“没人能比”，“盖了帽了”之意）！

喜报！毛主席明天接见我们外地赴京学生。因为接见要凌晨起排队，隔夜我们就凭券领了干粮：每人两只大馒头，一段四指宽的灌肠，好香！后来的人就没有四指宽了，两指宽，而大馒头依旧；再后来的人灌肠也没有了，变成咸菜，大馒头仍依旧。

遗憾！昨天在街上足足等了9个小时，结果仍未见着毛主席，人太多了，有200万呢！

今天在全国文联看了一天的大字报，有周扬、林默涵、侯金镜、张光年、贺敬之、张雷、葛洛等人的。口诛笔伐者有清华“井冈山”、北大“东方红”、北航“红旗”等。

通过串联看大字报，对前阶段文革曲折经过、斗争复杂性，有了清晰的认识，是毛主席及时地扭转各种形式的 “左”、右倾向，打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自军委给中央的报告公布后，各地给前期的“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平了反，谭立夫那副横行一时的对联也得到了批判。

早晨，3点钟我们就在雄浑的东方红乐曲中起身了。从上午七点到十一点，二百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等候接见，真正名副其实的“水泄不通”！挪步都难，什么也干不了，最糟糕的是尿尿，都憋急啦！一眼瞥见地下刚好有个下水道的孔，大家互相咬了咬耳朵，默契地围成圈，“围城”中的一位就心领神会地悄然蹲下……次第轮番，都爽快了，长舒了一口气。有善解人意者，向一女同胞咬了咬耳朵，于是乎，我们让出了这块“宝地”。

10点，毛主席上天安门城楼，游行开始，人潮向前涌，大家手举宝书拼命喊毛主席万岁。天安门上毛主席在挥手，大家激动地蹦啊笑啊喊啊，沸腾了。喇叭里周总理在大声催促：革命的同学们，快点向前走！后面还有很多同学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呢！下午3点多了，我们才捱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跟前，喇叭里周总理的嗓子已经嘶哑了。夕阳的余辉把天安门城楼涂抹得金碧辉煌，伟大领袖们穿着一色的绿军装，在下的真的辨不清，谁谁是毛主席谁谁是林彪谁谁是周恩来。

昨领干粮时，一帮东北学生与上海沪西中学的两个学生打起来了，“你们吃双份！这是北京人民的战备粮！你们这些上海大肚子资本家！你们是什么出身？”因为领就餐券可以凭学生证或者学校介绍信，沪西的两家伙这两证件都有，（其实我们也有）就钻了空子。败坏了上海人的声誉，我们都愤怒了！

11月11日，上火车站准备南下到广州（我们衣衫单薄，抵御不了北方的寒冷）。无奈车站人太多，秩序太乱，根本无法上车。只好回市委接待站又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去火车站，我们六人挤散了，我和陈国钟的行李（包括我的日记本）都在他们四人手里。没了行李，少了拖累，我俩轻手利脚地翻墙进入火车站月台，上了火车。

火车严重超载，所有空间都塞满了人，像沙丁鱼罐头。座位下龟趴着人，座背上猴蹲着人，我在行李架上抢到一个能横躺蜷缩的所在，已经是神仙般舒坦了。吃喝拉撒，甭想了。车到岳阳，我奋力从车窗爬下，一元钱买了十只菜肉包子（挤掉一只）与陈分而食之。

铁路运输极其混乱，开开停停，整整三天三夜，火车终于到了广州。下得车来，我感觉头重脚轻，路都不会走了。

在荔湾区南沅街第八居委会革命师生接待站，我们受到了热烈欢迎，被安排在电业新村24号一位老大娘家里。

在广州耽了十一天，大部分时间花在睡觉和找他们四人上，只去了农运讲习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越秀公园等处。

26日清晨4点，酣睡中被敲门声惊醒，接待站给我们送来火车票，可以回家了！广州站秩序比北京好多了，我们意外地遇到了我邻桌的翁丽倩，（她竟单枪匹马！）她隔夜就来候车了，靠她帮忙抢到了座位，才使我们二天二夜的旅途得歇息之处。

学校一片萧条、凄惨的景象。听说我校平反了21个“牛鬼蛇神”，其中有王善明、陆舟等。

下午，想再去看一遍宽银幕电影《东方红》，兴冲冲却吃了个“闭门羹”：上海市委迫于“造反派”压力，决定所有电影院从此停放电影！为彻底肃清前17年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流毒。

去学校与几个串联刚回来的同学聊了一会天，顺便到总务处领取12月份人民助学金4元。回家给妈妈3元，我留了1元零化。“隔壁丽英房租不肯付了，还说了交关难听的话，倷啥个出身？还想收房佃？”望了一望妈无奈的脸，我默默无语。现在老百姓吵架，这句话最厉害：哪（你）啥个出身？

三天没出家门，看《文学概论》，作笔记；兼作两个妹妹的家庭教师——她们小学也“造反”了，停课了。

下午上街感受一下文革形势，十分震惊：北京又兴起一股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谭立夫、李洪山等不但攻击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甚至公然叫嚣：林彪副统帅是形左实右，还有人高呼，刘主席万岁！

面对如此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北京公安部应革命群众的要求逮捕了谭立夫，李洪山也在追捕中。

上海学校也一片混乱，一些学生在抢“黑材料”、档案的同时，又公然抢劫图书馆、卫生所、总务处。在这 “乱云飞渡”的局势前，应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混水摸鱼者不得好下场。此时，牢记反右的教训，该不是没好处的吧。

文革正发展到“上揪下抄”的阶段。北京的“保皇派”日子很不好过。街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标语触目皆是。新创刊发行的“上海晚报”已近一星期没有收到了，什么“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缺乏阶级分析！这是张短命的报纸，继“解放日报”之后也被查封、停刊了。

天冷，迫使我非得到早晨9点才起床，之后，不是搞伙食，就是看看书，就这样过着懒汉生活。

看了裴多菲的诗选，这些质朴、动人的诗句，给了我无尽美妙的联想，告诉我生命的意义……

经同学联系，我们“真理战斗组”的十几个人从一月三日起要到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第三仓库劳动，待遇：8角钱一天。还要和工人一起搞文化革命。

国华回校搞文革了，他们组织了什么“红旗纵队”，还要办刊物，突然变得很忙了。

我也想与同学们串联一下，把我班的文革再兴起来。峥嵘岁月，不容荒废，这是锻炼人的好机会。若干年后，后人若问：你在文革中干了些什么？我将如何愧对！

与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造反，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说没有收获。工人的革命精神旺盛，对党感情深厚，毛泽东思想水平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有的批判文章，富有逻辑性、充满辩证法、很有战斗力。

市委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已被革命造反工人接管，面貌一新。

北京“揪”得很厉害，陶铸、王任重外，又揪出了贺龙、荣高棠、刘志坚，现在又准备揪陈毅、李富春、谢富治了。罗瑞卿跳了楼，自杀者亦有之。

当前斗争矛头指向党内当权派外，又指向了“铁杆保皇派”，被造反派捉拿游街的很多。

吃夜饭了，他把邮局的自行车横放在我家饭桌旁，叫我们怎么吃饭？他是恶弄讼。国华把它搬到屋外，“长脚”气势汹汹从楼上下来，又把它搬到饭桌旁，互相推搡起来，自行车倒在地上。“长脚”大吼：这是公家财产，你们四类分子破坏公家财产！他说这灶披间是合用的，他也要放一张吃饭桌。他凶相毕露。

今天参加了两个会，一个是第三仓库的“打倒‘秋后算账’大会”，一个是批判学校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当前一个普遍倾向：斗党政当权派延及了大小干部以至党员，所谓“铁杆保皇派”，其实就是以前比较亲近党支部、工作组的人。看见造反派斗保皇派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激烈场面，自然会回想起当时造反派被斥责、打击、墙倒众人推的情景，这种怒气的发泄是可以理解的了。

经全体党员的揭发批判，可以证明，应（党支部书记）确是个阴险的伪君子，在他的主持下党支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党员（除俞外）全部起义造反了，所以不像以前那样所有党员、干部一律下跪、低头。我校“红教联”掌握运动大方向还是比较正确的。

学校四十多个牛鬼蛇神，除李（党支部委员）、夏（思想反动的老右派）外，全部平反了。

下午，在幼师礼堂开了“打倒党支部——揭发、控诉、声讨大会”。会议气氛紧张激烈，当刘余光（高三学生党员、保皇派头目）被造反派揪到台上时，二、三十个保皇派蜂拥而上，抡拳挥棒厮打起来，台上台下桌椅板凳、砖头木棍横飞。终因寡不敌众，保皇派被造反派赶出了会场。

由“真理战斗队”重组的“红旗造反团”今天正式成立。瞎胡闹，还要往大闹，我是不起劲了，常委是包、方等人。“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造反团内就充满了与机会主义、分裂主义的斗争。”——我戏谑地对他们说。

早晨，一到“三仓”就被造反派召见。“我们准备今晚揪宗玉树。”名如其人，玉树临风，这是一个颇有书卷气、与我们比较热络的工人，也是“三仓”赤卫队头头。“为什么？”造反派头头钱卫贵（也是名如其人），结结吧吧申述了一番不雄辩的理由。前段时间，我们与造反派有些疙瘩，现在要我们表态，显然是将我们一军。考虑到造反派正炙手可热，我竟不知如何作答。还是方良华反应快：“我们造反团讨论一下。”经过二小时激烈争论，我手写了书面答复：“对斗赤卫队头头宗玉树事，红旗造反团在没作彻底的调查研究和得到全面材料之前，不发表意见，个别造反团员的发言，只能代表个人意见。谨此声明。”

中午，事又生变，宗玉树听到风声，逃之夭夭。造反派派卡车追，未果。只好把“揪宗大会”顺势改成“申讨保皇派罪行大会”。

昨在红卫剧场开上海外贸局“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三仓”造反派叫我们也去参加。从晚6点一直开到深夜12点，乱哄哄的。

当前文革的重要缺点：革命左派不能很好地联合、协同作战。总有一小撮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阴谋家在从中作祟。

明天是大年初一，欢乐气氛是有的，但不为庆贺新春，是为前几天刚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

真正佩服毛主席的胆略和功勋，居然打破几千年古国的旧习惯，居然替一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国罩上了一个偌大的防毒屏障——防止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侵蚀。

学业荒废已半年多了。无所事事，令人心忧；时光飞驰，令人心悸。

给两个妹妹讲杜甫的《石壕吏》——兵荒马乱岁月，草民百姓悲惨的生活境遇。背出了《蜀道难》。

趁其哥不在家，昌华和我偷听了一些旧唱片（当然是不符合如今时代精神的）……

今到校开会，讨论“复课闹革命”的问题，“刘英俊战斗组”毫无诚意，竟提出文革初期的分歧，旁敲侧击，意在“揪出幕后人”；倒打一耙，反诬我原“文筹”是我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元凶。可恶之极！其颠倒黑白卑鄙伎俩，可见一斑矣！

“刘英俊战斗组”下战书要和我们辩论，我们同意了！给了他们一份“照会”！

昨用整个下午的时间，在邮局门口排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推搡挤轧，总算买到了刊载在《光明日报》上供批判用的反动电影《清宫秘史》的剧本。

看了一遍。如果没有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作对照，那是极其容易中毒的。按情节论，光绪、珍妃是值得同情的，他们在西太后专制独裁的威压下，为大清帝国的复兴，战战兢兢、艰难地推进变法，不惜身家性命。可戚文说，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

“禁闭”了5个多月的电影院已陆续“解冻”了。看批判电影成了沪上一大盛事。电影院门口，人头攒动。

翁同酥在给光绪讲课，“天下为公，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岂能为一人一家所私有，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听话的……”话音刚落，喇叭就响起刺耳的批判：这是对中国人民的诬蔑！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电影一放到节骨眼，就会出现这样的“画外音”。

如果说，看剧本我尚有革命理性口诛笔伐，看完影片已没勇气道貌岸然指责了。光绪、珍妃的爱情是感人的，他们志同道合，想挽救大清于倾覆，这是另一种的无畏、坚贞不屈。《清宫秘史》的艺术性是高明的，故而带有更可怕的反动性。

昨晚，又看了一遍《清宫秘史》。一缕缕御香飘缈，一盏盏宫灯闪耀……周璇唱得真是凄婉动人。我都会哼了。

一月风暴、二月逆流，文革又到了一个新阶段——伟大的“五月决战”。资产阶级复辟活动暗流滚滚，斗争很复杂。街上大字报又多起来了。

逢一、三、五去校，又无事可干，大家嘻嘻哈哈，聊天打牌，于是回家。李真明一边甩牌一边说：“本来嘛，复课不复课又不关我的事！对我没一点损失。”——这些家伙。

翁丽倩对此胡混很反感，她对我说：路是人闯出来的！我心里不由微笑了：怪不得你在广州单枪匹马真敢闯！在列车上，我俩有过很愉快的交谈，我谈我的文学，她谈她的芭蕾、乌兰诺娃、《葛蓓丽雅》，碰巧我也看过此剧，还能说出女主演的名字——古巴著名舞蹈家阿里西雅•阿隆索，这时，我发现她的眼亮了一下。不知怎么说到出身，她对我在文革选举时跑上讲台擦名字很不满：“你为什么要擦掉自己的名字？爷娘是爷娘，侬是侬，出身不好的人多了！”她甩了一下头发……从没人站在我一边说过这样的话。我心里感到一丝暖意。

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上海各文艺团体纷纷公演革命戏曲，“红灯记”、“沙家浜”都看过18遍了。今晨兴冲冲到丽都剧场买《长征组歌》（由上海舞蹈学校、儿童艺术剧院、上海电影乐团、上海合唱团联合演出）的票子。没想到，剧场早被人海包围，里三层外三层，秩序混乱——长久没戏看，上海人“肚皮”饿死了，熬不住了！

与李、陈结伴去人民广场参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支持“上柴联司”革命行动大会。“上柴联司”的问题很复杂。工总司、红三司已断然宣布联司的大方向错了。连文汇报也发表声明，指责联司在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还我战友”的行动。可联司四千战士越战越强，颇受市民、学生同情、欢迎。估计上海将有一场大乱。

“上柴联司”的大卡车近几天经常在街头呼啸而过，卡车上站满了身穿工作服、头戴藤盔安全帽的工人，手执自制的梭标，自来水管前端焊有锋利的箭头。

晚上去体育馆看纪念党46周年生日的文艺演出，演出离“文艺”太远，尽是喊叫。应了江青的那话：无产阶级文艺要允许有一段非驴非马的东西。

去学校的人渐渐多了，大家揣着焦灼、忐忑不安等待“分配”的消息；对前途，带着恐惧去“憧憬”。

前途，理想，不敢奢望，一片渺茫……想得多了，想得乱了，想得怕了，想得睡不着觉了，我真担心，神经衰弱……

武斗成风，文革危机四伏，“上柴联司”的无政府主义，不服市革会；“红革会”的“重整军威”，与“工总司”分庭抗礼；革命群众对上体司、红三司的冲击，织成一派“乱云飞渡”之势，无奈我等草民“仍从容”不得！

昨夜“上柴联司”又激战。街头巷尾都在叙说激战的惨烈与惨状。

父亲回上海休假。坐的是运牛的“棚车”，一进家门，妈就说，你快到澡堂洗洗，一股牛骚味。烈日当头，采石场繁重的劳动不是他这个当年的白面书生所能承受的，苟且躲避一下也好。

合肥武斗，二叔逃回上海来了，他以特有的幽默说：文攻武卫，现在是没有文攻只有武卫，我不想吃“飞弹”。外地大批工厂停产，商店打烊，城市几近瘫痪。国家经济损失惨重。

要隐晦地反映出作者的反动观点，不让人觉察，这需要艺术性。

赵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生动、有血有肉的义丐形象——憨厚、老实、胆小、奴才气加倔脾气，愚昧迂腐而又有志向抱负，这么多复杂的东西凝合在一起，没性格破碎、分裂的感觉，而感到可信、感人，“混世魔王”赵丹的演技是很高明的。

下午，看反动电影《燎原》，《燎原》的要害是歪曲历史事实，把毛主席领导安源煤矿工人罢工胜利的功劳算在大工贼刘少奇身上。

国华给我找来一些大学中文系的教科书，我要订份学习计划。不抓紧不行了，整日整年地浪费青春，太可怕了！

上午去学校，一个同学也没碰到，操场上野草很高，疯长，一片凄清。

毛主席大联合的最新指示，像春风化雨，吹绿了大地，驱散了寒流。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闻风而动，大联合运动汹涌澎湃。

昨晚十点，我已上床了才收到报纸，在向市革会报喜大联合成功的学校中，欣喜地看到了“和田中学”。毕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我所向往的大联合竟是这么回事——大家围着一团，一声不吭，在班主任（文革一起，学生自我革命，他“靠边”一载，如今又回来了）敦促下由人写了份喜报，“同意否？”响起零星的噼叭声，便成事了。

大联合，对立的两派坐在一起，大眼瞪小眼，心里疙瘩难消。

复课闹革命步履艰难，大家疲疲沓沓不起劲。课程表排了，有毛选学习、大批判、数理化等。

这样下去不行！我准备重新制订读书计划，为期半年，去上海图书馆看报。

整个城市，大小图书馆全关闭了，唯有人民广场旁的上海图书馆开着。硕果仅存啊。戚本禹说：图书馆不能控制得太严，即使是毒草也应“公布于众”。上次与方伟华去上海图书馆“打打佯”，书架上除了马、恩、列、斯、毛、胡志明的著作，几乎没别的书，阅览也仅限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我发现文革以前的《文汇报》、《光明日报》也可在阅览室借阅！这个发现使我激动了好一阵子！管理员说要有造反派介绍信，我傻眼了，去哪儿弄这个？我寻寻觅觅好久，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邻居昌华就有空白介绍信，鲜红的公章：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标准件一厂造反队。牛不牛？这家伙顺手扔给我一叠，有几十张！我只要填上“为大批判查找资料，前来借阅各类报刊”就成了！

在上海图书馆翻阅文革以前的《文汇报》合订本，做些摘抄，居然会引来一、二个甚至三、四个看客，他们围着我，伸长了脖子，一样的全神贯注。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竟大胆地坐在我身旁，我翻一页，她看一页，弄得我心烦，赶她走又不忍，我明白没好东西看的心情；她头发散发出少女好闻的味道……

昨天的《文汇报》发表了第一批“纪念《一月革命》一周年征文”，其中一篇“小小说”水平之差，真使我气不过，这种东西也能见报？

受了触动，“三仓”的那段生活，曾思索过的一些人物、情节，又被唤醒，闪烁着，在心里流动起来……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成形了！

我想先搁一搁，再修改一下，寄给《文汇报》“纪念《一月革命》一周年征文”。

尚晓扣是我小学、初中的赤屁股朋友，现是闸北中学的红卫兵小头头，今天到我家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一本是破烂不堪的《悲惨世界》，我正千恩万谢，他却“豪爽”地一挥手：这种书我们烧得多了，晚上值班，冷噢！

“处女作” 定名为《下定决心》，塑造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毅的形象，今作了第五次修改，从三千字削到一千多字，以求文字洗炼，更符小小说的要求。寄给了《文汇报》，我不奢望发表，只想试试反应，他们不会刊登我这个出身反动的逍遥派的文章的。

今天是毛主席74岁寿庆，人们纷纷吃长寿面、放鞭炮以贺。我把“处女作” ——《下定决心》献给伟大领袖毛主席，以表赤子之心。

这几天刮“红色台风”，流氓阿飞捉了不少。桥头抢军帽的少了不少，弄堂口三五一堆对过往的女人评头论足、“打分”的也少了不少。

天气越来越冷，“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给学习带来很大困难。

一些同学跑来向我借书，有的竟不远好几里，冒着凛冽的寒风。害我几乎每天要花时间接待他们。以后一个也不借了。

解放军正在青年学生中招收新兵。参军，对我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它能锻炼我的思想、体魄、意志，更重要的是为我政治生命镀金。——妄想啊，他们不会要我的，我的出身。

正在门口生煤炉，妈妈下班回来了。今天好像特别无精打采，脸色灰灰的。帮她脱下再生布的棉大衣。妈伏在饭桌上，嗓子哑哑地说：给我一杯水……

商业储运公司造反队，今天下班时正式通知妈妈：“经内查外调，你二十二岁出嫁才离开地主剥削阶级家庭，所以你的本人成份应为地主。”

妈妈当时就大哭起来：“我在父亲家里也劳动的呀！也和长工一样下地干活的呀，插秧、耘田、割稻，哪样不做呀！你们可以调查的呀！”

“这我们不管。你出身地主阶级家庭，18岁成年了，还没离开地主家庭，你本人成份就应该是地主。这是有政策规定的。”

“我讲不过他们！我就穷哭，穷哭……”妈黯然神伤地说，脸上还依稀挂着泪痕：“你不要给他们讲！”

父亲是大年三十晚九点多才到家的。妈说：再等等。饿得我们够呛！总算团聚了，父亲去年、前年二年没在春节回家过年了。饭席间，其乐融融，青弟说：“我最喜欢吃肥肉，一包油！”大家都开心地笑了。大妹说：“这么多菜，每天都能这么吃，就是共产主义了吧？”大家又大笑。

回家过年，父亲的日子并不好过。天蒙蒙亮，我从阁楼往下看，晨风凛冽中，父亲挥着大扫帚已在扫街了，硬竹扫帚划在“弹硌”路上，“唰——”，“唰——”像在我心头划过。他是半夜起的身，想趁凌晨人稀的当儿，把活干完，不让孩子们、邻居察觉……领导规定他在探亲期间，必须去里委会报到，参加劳动、接受革命群众监督。探亲结束，由里委会出具证明，表明没有“乱说乱动”，才能回单位交账。

父亲的这顶“帽子”不摘掉，晚年退休后有得苦了。影响我们后代的前途不说。

市革会决定派二百名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援淮南煤矿“抓革命，促生产”（为期两个月），把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带到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武斗打死不少人的矿井去。要吃点苦头，但这是政治荣誉，国华哥不顾妈的反对，执意报了名。

昨收到《文汇报》的回信，对我的稿件（小小说《下定决心》）作了如下的答复：“来稿本来备用，现经研究决定不用了。”真让人摸不着头脑，既“备用”，又“不用”，出什么岔？——不管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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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常常让人惦记。北京五大领袖，上海复旦的《孙悟空》等，关于他们的后传时见于报端。但上戏（上海戏剧学院）的赵全国却不大有人提及。因为他既不当老板，也没旅居海外。人们总习惯将眼光聚焦成功者，而赵全国呢？自古英雄落难，杨志可以卖刀，秦琼可以卖马，赵全国却什么也没有，他与妻子以及儿子三人租居在一间8平米的屋内，街道出于同情给了他415元的低保，孩子也是415元。赵全国已是古稀之年，又有残疾（有残疾证明），妻子也有病，没能力上班。一家三口就靠830元过一月，上海的居民还有比他更困难的吗？

时光倒流42年，文革中的赵全国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席卷全国的“一月夺权风暴”就是从他开始的。1967年1月，赵全国率领《上三司》与《二兵团》的耿金章联手进驻康平路的市委机关大楼，向全国发布《新上海公社成立宣言》。这《宣言》中有着引人注目的两个提议，即提议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提议姚文元担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副市长。赵全国的这两个提议颠覆了自建国以来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度，而让群众自己来选择政府领导。据说这个创意来自巴黎公社的大民主原则，当年公社的委员们正是由国民自卫军的连、营、团，逐层而上遴选出来的，他们是公社平等的一员，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

赵全国的这一封宣言很快得到了一个人的共鸣，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发动这场伟大运动的毛泽东他老人家。

赵全国的宣言能直达天听，乃得益于他同周恩来的特殊缘分。1966年10月下旬，他在北京时,去政协礼堂参加一个会议。周恩来正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代表。也许周恩来没有满足一部分人的要求，这些少不更事的孩子把周恩来缠个没完，甚至有人无礼向周恩来发问：你有没有犯过错误？周恩来回答：我一生犯过许多错误，关键时刻都是毛主席挽救了我。赵全国站在讲台一侧帮助电影学院一名同学操作着一台录音机，因而得以近距离观察周恩来，他见周恩来疲于回答各种问题，显得心力交瘁，不由得敬爱之中带着几分同情。会议结束了，可小将们纷纷登台堵住了周恩来的出路，这时候赵全国上前用他那结实的后背挡开小将，一边喊道：让一让，让总理先走！赵全国的行为引起了周恩来身边人员的注意，有人问道：你哪里的？赵全国回答：我是上海来的。周恩来耳朵尖，立刻回头说：哦，你是上海来的？赵全国报出了学院和自己的名字，周恩来把他记住了。

在向上海市委夺权的那天晚上，赵全国将宣言署上自己的名字发电报给中央，也没忘记给了周恩来一封。周恩来看到这熟悉的名字，凭着对赵全国的良好印象，连夜给老人家送了去。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老人家那里的电报多如雪片，可周恩来送呈的东西他不能不看，这一看就来了劲，马上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叫过来，发表了他最新最高指示，那就是：我赞成由群众自下而上地提名市委领导人的这种方式。老人家的指示立刻由中南海传往上海兴国宾馆的5号楼，放在了张春桥的面前。按照老人家的意思，张春桥应该立刻把赵全国请过来共商大计，可是张春桥没有动。

张春桥坐着没有动，脸上也没有表情。过了一会张春桥大概有了主意，他把徐景贤和二兵团的耿金章叫了过来，耿金章带了一帮弟兄风风火火走进宾馆，不知道张春桥要对他说什么。张春桥先问他宣言的事，耿金章说那不是他写的，但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张春桥又向他打听上三司的兵力，耿金章照实说了。张春桥接着提到了耿金章的身世，帮助他回忆起苦难的童年，最后还请他吃了一碗肉丝汤面，张春桥终于把耿金章打动了。二兵团全线撤退，把赵全国单独晾在了康平路。

赵全国等了几天，始终得不到中央的回音，于是决定上北京去找周恩来。这之前赵全国已经与周恩来通过电话，周恩来告诉赵全国，如果要找他，可以通过新华总社联络。赵全国到京找到新华总社说明了来意，果然与周恩来的一名秘书接上了关系。周恩来秘书说，总理很忙，但会抽时间接见赵全国，让赵全国等几天。赵全国正等着，却不料上海来电告急，说上三司群众正纷纷撤离康平路，赵全国再不回去大家就要散伙了。赵全国左思右想，最后还是决定回上海。周恩来的秘书一听赵全国要走，说你是总理的客人，也得给你安排一下，就派人将赵全国送到机场，并送上了飞机。那飞机原已应该起飞，却为等赵全国延误了整整二十分钟，赵全国后来告诉我说，那天机上的乘客以为来了重要外宾，只好耐着性子等，却发现上来一个毛头小伙子，全显露出了惊愕的神色。

赵全国一到上海立即率领部众重新进驻康平路市委机关大楼。就在那天晚上，徐景贤打电话通知赵全国过去商量联合夺权，赵全国心中有气，对徐景贤说：你拎尿壶的没资格与我说话！王洪文接着劝，也没用。于是张春桥亲自打电话叫赵全国去，说有什么意见过去当面谈。赵全国回答说：去还是不去，我要等总理的指示。张春桥停顿片刻，说道：那你就等吧。就把电话挂了。

赵全国撂下听筒立刻跑到市委大院的魏文伯家里，用内线电话挂通了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秘书说，总理正在开会，会开完就汇报，让赵全国留下电话号码等总理的回话。于是赵全国就回到机关大楼守在话机旁边等。可是周恩来的电话没等到，却等来了徐景贤、王洪文、潘国平率领的大队人马，他们把赵全国团团围住，潘国平跳上一张椅子大声命令把赵全国抓起来，一伙人便不容分说连拖带拽把赵同学送进了公安局。几个月后赵全国被放了出来，但从此厄运连连，再也没有翻过身来。

“四人帮”被粉碎后，赵全国的案子给平反了，但却始终处于边缘状态，乃至于1983年“8·19严打”中，在原告与被告都缺位的情况下，以“流氓罪”被抓进公安局，在“拒不认罪”状态下，被判5年徒刑。……

上篇博文发表之后，有朋友问我道：既然赵全国向中央提议张春桥主政上海，为何张春桥还要对赵全国下此狠手？

赵全国与张春桥这两人本无冤仇，况且赵全国在他的宣言中力推张春桥为上海市最高领导，而老人家看到宣言之后又连夜指示张春桥去找赵全国，如此良辰，花好月圆，张赵二人本来可以共度一个美妙的夜晚，可张春桥为什么对老人家的指示置若罔闻，还狠狠地致赵全国于绝境呢？要揭开其中的奥秘，就必须弄清楚兴国宾馆的那个晚上，张春桥究竟在想什么？

在徐景贤的《十年一梦》里，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话：（耿金章）伙同上三司一起宣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还向毛主席党中央发了电报，这件事处理起来就更增加了复杂性。徐景贤又说：上三司这次夺权拉了工总司二兵团参加，对于张春桥姚文元来说又是一件麻烦事。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赵全国耿金章一联手就复杂，就麻烦了呢？叫过来一起商量不就结了吗，干吗非要把这两人拆开来区别对待？一年以后，潘国平对我院的张女生透露，张春桥之所以这么做。是怕你们上三司太得意了。

应该说潘国平道出了一些原委。乱世之秋，英雄并起，赵全国在一月夺权革命中抢了头功，连老人家都为之下了指示，那时候气焰正盛。张春桥如不将他打压，恐难驾驭上海局势。可是另一个疑问摆在我们面前：张春桥不怕别人得意，为什么独怕赵全国得意？他能够把王洪文耿金章潘国平纳于帐下，为什么容不下一个赵全国？

1，张春桥把上海看成是自己的地盘，可赵全国绕过他，走了周恩来路线，这就冒犯了他。

2，所谓“由群众自下而上地提名市委领导人的这种方式”源自巴黎公社大民主原则，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但自从苏维埃“十月革命”后，列宁将它抛弃了。列宁一开始是实行自下而上公民大选的，并作下承诺：即便他的布尔什维克党落选，他也接受人民的选择。却不料一选之下果然把布尔什维克党选丢了，列宁这才背信弃义，悍然取消议会，宣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不惜用血腥手段来推行自上而下的任命制。这以后它成为共产党国家的通制，直至发展成朝鲜、古巴那样的世袭制。要是毛岸英不死，中华大统也可能父业子承。所以有人调侃道，毛泽东一生做了一件好事，就是把儿子送上了朝鲜战场。

由此想见，张春桥抛弃赵全国的答案恐怕还是在那不同寻常的宣言里。虽然赵全国有着拥戴他的 “两个提议”，可张春桥不会不知道，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推举上台的都叫勤务员，这个职位谁都能当，“它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级私有”。换句话说，按照这个宣言，今天可以将人推上台，明天又能将人推下台，这样一来，权威被彻底否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力从而也被架空。

我们有理由相信，张春桥的做法是符合老人家根本利益的。事实上老人家在一夜冲动之后不再坚持他的梦想，祖师爷的灵牌拿出来晃一晃，便又放回了口袋里。公社改名为革命委员会，各省市的领导全部由中央任命，连党中央主席的继任人也由老人家亲自指定并被写进了党章。

3，张春桥从一开始就不看好赵全国，也许他那深邃的目光从赵全国身上看到了什么。

张春桥有一个习惯，他在接触某人之前总要先查他的历史，收集一下该同志的“黑材料”。

赵全国的祖上是陕西泾阳的大地主，父亲很早就离家参加革命，后来在外面另外建立了家庭。建国之初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出现：一名官员佩带着立功勋章闪亮到任，而在几百公里以外，他的父亲却被押上了批斗台接受农民的血泪控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阶级斗争是马列主义的精髓，也是中国革命这列战车的强大能源。赵全国的家门口挂着一块光荣军属的牌子，可整座宅院却笼罩在一片阴郁的气氛中，土改后的地主失去了一切，也失去了公民权。少年时代的赵全国与母亲相依为命艰难度日，繁重的体力劳动给了他许多抹不去的伤感记忆。多年以后当他在电影《农奴》中看到大旺堆身背主人满脸流汗的镜头，禁不住会浑身颤抖起来，因为他回忆起了自己曾经与大人一样干活，将小山似的草垛一步步扛上河堤的痛苦往事。这还不算，赵全国因为“没大” （没有父亲）而常常受到同伴的嘲弄和欺侮，不时会有人不怀好意朝他发问：你见过你大？你大光脸还是麻脸？可以这么说，赵全国表面的身份是革命军人子弟，骨子里却渗透着下层农民被压抑的情感，早年的这些辛酸的经历使他产生出朴素的民粹主义情怀，那就是对公民平等的强烈诉求，以及对一切权势者的深度憎恨。

张春桥也许从赵全国一系列的表现中发现，那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小将，他有阅历，有思想。张春桥一定觉得，赵全国虽然自称革命军人子弟，但怎么看也不像“自己的孩子”。我们不能断定张春桥是否已经洞察到赵全国身上的民粹主义成分，但张春桥一定从赵全国的胆大妄为中，想象出了一匹变种巨兽，预感此人一旦风举云摇，必定会给我们这个体制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张春桥敢于违背老人家的旨意，将最高指示来了个一分为二，把耿金章拉到身边，把赵全国一脚踹开。

据“蒋寄梦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jiangjimeng中《赵全国的最近遭遇》（2010-04-10 10:38:57）、《解答一个文革之谜：张春桥因何抛弃赵全国》（2010-04-18 13:01:12）二文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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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欢庆建国十八周年的国庆前夕，江海关巍峨的大钟楼镶上了明珠似的彩灯，那巨大的钟面闪闪发光，时钟正指向午夜零点，新的一天开始了，那洪亮的钟声敲响了：

这庄严、洪亮的钟声，在上海的上空回响着，震荡着，时刻在唤起上海人民革命的激情，时刻在唤起上海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向往。一千万上海革命人民的心，随着钟声飞呀，飞呀，飞到我们伟大领袖身边去了。

钟声也时刻在唤起人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回顾。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下，红卫兵运动在上海蓬勃兴起。广大的革命小将抡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向资产阶级思想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发动了总攻击。革命的巨浪冲击着上海的每个角落，也冲击了上海江海关。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小将，把大字报贴到江海关大楼门口。大字报上写着：

“海关大楼现在的钟声，还是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鬼怪声，我们要坚决彻底铲除它，让它永世不得翻身。”

“建议把海关钟声改为《东方红》乐曲声，让这划时代的声音，时刻回响在祖国的上空。”

大字报道出了上海市一千万革命人民的心声。十几年来，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在上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领导上海人民日新月异地建设着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但是，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秉承中国赫鲁晓夫的意旨，时刻梦想把社会主义的上海拉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千方百计地保存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遗留在上海的污泥浊水。他们把江海关大钟的腐朽乐曲也保留了下来，企图用大不列颠绅士们谱写的阴阳怪气的音响，为他们梦幻中的资本主义招魂。

上海人民早就十分厌恶这鬼怪般的嚎叫了。当红卫兵小将们乘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起来荡涤这些污泥浊水的时候，立刻受到了江海关革命职工和全市革命工人的支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上海倍高（现改名东方红）钟厂的革命工人首先出来承担改装海关大钟的光荣任务。他们曾为北京火车站制造过大钟。这一次他们说：“我们一定要拔掉海关大钟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毒牙，让《东方红》的颂歌响遍全上海。”接着，上海的两家无线电厂、上海乐器厂的革命职工和上海音乐学院的革命小将自动报名参加改装江海关大钟的工作。上海的革命工人和革命小将，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的激情，经过三天的奋战，就使《东方红》的乐曲响遍了上海的上空。从此，江海关大钟响起了新的钟声。

革命的钟声激励着上海人民破旧立新。革命人民正在彻底肃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妖魔鬼怪残留在上海的影响，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钟声中，掀起了一月革命的红色风暴，革命人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回了大权，建立了自己的红色政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钟声中，掀起了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在上海的代理人，正在革命群众的口诛笔伐中走向彻底的破产。

今天，上海人民只要一听到这钟声，就会感到这是无产阶级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的胜利，就会想到一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收获。

在颂歌声中，上海像一匹红鬃烈马向前驰奔，卷起了革命的旋风和胜利的火花。喜报！喜报！上海十一所高等院校一夜间削平“山头”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上海百分之八十三的工厂企业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一千万上海人民正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去夺取新的胜利。喜报！喜报！黄浦江畔，喜报纷飞；南京路上，锣鼓喧天。人的潮流，从四面八方涌向外滩，涌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让胜利的消息快快传向北京，报告我们敬爱的毛主席。

黄浦江畔的钟声雄壮地回响着，似乎连外滩也变得更加美好了。上海，是中国人民的天下，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一千万上海人民打倒了阻碍他们前进的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海像一艘高速快艇，正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胜利前进！

这庄严、洪亮的钟声，回响着、震荡着……它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取得了伟大胜利。它将永远鼓舞着一千万上海人民前进！再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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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金大陆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峥嵘岁月：首部工人造反派回忆录》，沈福祥著，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0

《较量：1976-1980年的上海滩》，朱通华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

《我的“文革”岁月》，陈小津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四人帮”兴亡》，叶永烈著，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以共和国名义判决：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前后》，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生逢其时》，陈冀德著，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

《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风雨人生路：一个残疾苦囚新生记》，刘文忠著，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2004

《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徐景贤著，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

《生死恋歌：周信芳与裘丽琳》，树棻著，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劫智：文革时期上海市民的故事及其他》，徐步洵著，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

《掠夺与迫害：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市文化系统的罪行》，李太成、姚瑜主编，上海市文化局史志办公室，2000

《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葛剑雄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麒麟童生死情缘：周信芳与裘丽琳》，周易口述，南海出版公司，2000

《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司马东去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李逊著，香港·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6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一、二、三）》，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辑小組編，1992

《四一二上海滩：“炮打张春桥”事件揭秘》，胡月伟著，香港·新秀出版社，1987

《求索：我在“文革”中的造反史》，虞伯贤（出版单位及时间不详）

《张春桥和上海的一月革命》，（美）安德鲁著，美国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78（英文）

《无产阶级的力量——上海在文革中》，裴宜理（美）、李逊合著，美国WESTVIEW出版社，1997（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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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记忆》从半月刊改为月刊，共出14期，约100万字。为纪念“九一三事件”四十周年，《记忆》举办了征文，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并将入选的征文及研讨会论文结集出版。这本书将是继《记忆精选》第一辑（美国溪流出版社，2010年）之后的第二本付梓的《记忆精选》。

《记忆》于2008年9月13日创刊，三年多的时间出了79期，近500万字。创刊当年，著名的中国史专家Michael即为伦敦大学主办的《中国季刊》撰写了《评〈记忆〉》一文。2009年，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请求订阅本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请求授权将《记忆》打印、装订并永久收藏。2010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2011年，北卡罗莱纳大学教会山本部电子图书馆向本刊提出同样的请求。

有人说《记忆》是地下刊物，此言谬矣。《记忆》是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电子刊物，互联网上的文字无所谓地上地下。《记忆》的自我定位是民间、专业、小众。它不是时政宣传品，拒绝成为网上四处发送的廉价读物，它也没有资格占据“非我族类”的信箱。它不求读者众多，闻名学界；只求水滴石穿，做好做长。

本刊在第78期“编读往来”中，将向红女士回复编辑部所询的读者提问的邮件，在未征得其同意时即以“向红答于永发”为题发表，对此不尊重发表权之做法，向红女士提出严肃批评，本刊诚恳接受，谨在此向向红女士郑重道歉。

我近两年来一直阅读由朋友转来的贵杂志。你们的《记忆》今年11月份发行的第77期刊登了余汝信与程光就《邱会作回忆录》及《心灵的对话》之间异同的辩论，同时也引起了一些读者的热评。一位福建读者何晓铭致信《记忆》编辑部，指责程光“余汝信先生是不是《邱会作回忆录》的主编，余汝信先生是不是对得起程光先生的友情和信任，和程光先生要回答的问题无关”，同时还认为程光“确实有错又没有正确态度”。

首先，我想这位读者也许并没有确实了解辩论的双方争执的本质何在。余汝信先生是不是《邱会作回忆录》的特邀编辑当然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程光先生所言为实，余先生确实是《邱回忆》一书的特邀编辑，那么余先生不仅参与了《邱回忆》一书的整理、编辑、出版，还与邱家一些人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从这一点来说，余先生站出来指责邱家另一位成员程光出版的同类书《心灵的对话》，本身就缺乏客观和公正，因为此时的余先生首先应该是回避，最好由第三方，即与这两部书皆无关联的其他学者予以评论则更为妥当。

其次，综观余先生对程光的质问，基本上是枝节方面的问题，有些事情《邱回忆》未提及，并不代表邱会作不会在私下与程光交谈，不能因为一些情节在《邱回忆》书里没有涉及就可否定《心灵的对话》就此事的描述，因为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等价联系，更何况这两部书的大致情节是相当一致的。

再次，读者切不可忽视程光提出来的《邱回忆》中存在的问题，那才是真正的大的问题。即《邱回忆》的整理编辑者是否把邱会作回忆中原本没有的内容增加进去，也就是程光所说的“做加法”。《邱回忆》中那段“文革往事”所描述的“个人爱情悲欢离合的故事”真的存在于邱会作原稿中吗？如果《邱回忆》原本没有这一情节，而是由其后人或编辑者人为地添加进去的，那么这就属于明显造假、作伪。

再进一步追问，如果程光指责为实，那么《邱回忆》的整理编辑者包括余汝信先生，又如何指责别人“拔高”了邱会作的形象呢？这个伪造回忆的情节难道不比程光书中存在的一些枝节问题来得更严重吗？由此来看，谁才是“确实有错又没有正确态度”呢？这个问题也是广大读者关心的问题之一，也希望余先生在以后的文章中予以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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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迈克（瑞典）中外学者文革史研究的比较——在 “清华历史讲堂”的演讲稿（2011.1/总66）

顾训中关于上海文革的几个问题——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作者商榷（2011.1/总66）

顾土 “为人民服务”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七（2011.1/总66）

顾土 “红”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九（2011.13/总78）

何蜀从一个“样板团”看一段大历史—— 推荐周光蓁著《中央乐团史》（2011.5/总70）

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前言（2011.5/总70）

叶维丽亲历者的感想——《分裂的造反：北京红卫兵运动》读后（2011.11/总76）

陆小宝怎样理解“剥洋葱”——与沈昆同学商榷（2011.3/总68）

余汝信 “魔鬼在细节中”——《心灵的对话》与《邱会作回忆录》的差异探析（2011.12/总77）

阎长贵究竟谁利用谁——对《决议》中关于文革定义的评析（2011.13/总78）

李逊对韩爱晶《清华蒯大富》中一个历史细节的勘误（2011.13/总78）

杜钧福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另一面（2011.3/总68）

赵晗、汤竞飞（加拿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早期文革述略（2011.11/总76）

费明金马伦的“红色”往事——我所知道的“马共”和大马华侨（2011.12/总77）

蒋健回望“九一三”——偶然的摔死，必然的失败（一）（2011.13/总78）

何兆武口述文靖整理从民国走到文革的历史所老人（2011.5/总70）

林启予天津文革片断——《林启予口述文革》（节录）（2011.11/总76）

阎长贵关于毛泽东不让江青进政治局——读《邱会作回忆录》的一点感想（2011.5/总70）

梁志福《邱会作回忆录》、《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分别在香港出版（2011.3/总68）

朝代文革研究的美术向度——考史堂～文革资料研究交流中心在京成立（2011.6/总71）

樵余王广宇回忆录《青史难隐——最后一次交代》问世（2011.13/总78）

老舟整理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文革武斗中死难同学名单（2011.2/总67）

1、《记忆》编辑部关于65期张郎郎访谈及其简介的说明（2011.2/总67）

2、蒋健谈《回味“九一三”》和《康生的另一面》（2011.4/总69）

1、卜大华澄清王任重与《造反精神万岁》的关系（2011.6/总71）

1、文靖为《“四大金刚”的不同命运》一文的失误致歉（2011.7/总72）

2、蒋健谈《文革初北京的驱逐行动》一文中的两个错误（2011.7/总72）

3、赵之洪关于《记忆》52期（北京四中文革专辑）的几点补正（2011.7/总72）

1、黄汉文（四中校友会秘书长、原四中办公室主任）信（2011.10/总75）

2、岳建一（著名社会活动家、原中国工人出版社资深编辑）谈王行国文（2011.10/总75）

4、刘源俊（台湾东吴大学教授、前东吴大学校长）谈王行国的日记（2011.10/总75）

2、庄菁瑞谈黄春光、邱路光的《对话 “九一三”》（2011.11/总76）

3、林家臣、张庆豹、山月来信贺《记忆》三周年（2011.11/总76）

2、黄河清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早期文革述略》一文（2011.12/总77）

铭心从“批毒”到“散毒”——我的文革遭遇与汪含英老师之死